前篇：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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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2
几近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
上海是1949年5月28日易手的。易手前的那几天，远处炮声隆隆越来越响。居民家怕国民党的军人入住，人心惶惶。我父母特地把楼下平日招待客人来坐的较空的房间重新布置，扮成两口之家，特地关照表兄弟，说问起来这房间就是租给他们的。别说这是多余，还真有保甲长进门各家查的。最紧张那两天，弄堂负责看大门和打理垃圾的阿陈把弄堂口的大铁门锁上，告诉各居民家不能出入，预防散兵游勇打劫。其实各家早有食物准备，再没有人上街了买东西了。有意思的是水电供应和电话都没断，那时我家有一个电话可以打通。号码至今还记得，五位，41204，直到1956年因电话月费上涨付不起才拆掉，这是后话了。
父母让我们从楼上前楼和亭子间搬到楼下厨房睡，不让在楼上待着，说怕中流弹。有流言说一个人一觉醒来，枕旁有颗子弹，还烫手。家里前后门紧闭，唯恐有人来敲门，因为我哥哥已经虚岁17，甲长保长来登记过说属于壮丁，父母真怕他被抽，那几天还给保长送去三块大洋打听抽壮丁的消息，若有，则早点找地方临时躲躲。我是跟着父亲去的，那保长爱理不理，瞥也不瞥那摞起来薄薄的三块大头，不痛不痒说了几句打发我们走了。事后母亲直后悔，说那几块银元白送了，因为送后才两天，我们所在地点已见到人民解放军，是管弄堂阿陈说的。他说他透过铁门看得见，军队没进民居，全在马路上露宿。
上海5月28日，连续几天几夜不间断的大游行，队伍一眼望过去，那是红旗蔽日，满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口号震耳，也有大红大绿扭秧歌和军乐队吹吹打打的，煞是好看。我们小孩爱热闹，一听到锣鼓响喊口号声，忙不迭地拿了小板凳出去坐在马路沿上，叫吃饭也不愿回家，生怕一离开好位置被别人占了。记得唱的歌是”你是灯塔"（以后禁唱了，说是追悼会上才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活动应该是地下党组织的吧。
说到地下党好像也没有那么神秘，父亲说他们公司某某被人公认为共产党，人们这样说，他自己听后总是笑笑，不否认也不证实。49年后果然公开了身份高升到另个地方了。
弄堂里保甲长没有了，保长我不认得，原先的甲长我是知道的，他在离开里弄口不远开了个小饭店，因为有客人图僻静，生意尚可，是殷实铺户，但势利眼，不讨邻居喜欢。上海易手后不久上面派人组织选居民小组长，大家没选他，选了隔壁5号一个能说会道的无业男子，我还记得他不好意思推辞的样子。但第二年他被抓了，说是有历史问题，是反革命。那时派出所对居民了解多了，不再选举，指派了另一个街道大姐。
学校也开学了，其他老师都在，只有教体育的平日穿军服衬衫的浦姓老师不见了，他是训导主任，有点官方色彩，据说军队一进城他就被抓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的家属好像也来学校打听过。一年后，五六年级的英文课也停了。汪校长仍不舍得，偷偷地坚持教，挨了上面重重批评方罢，最后还写了检讨。这些都是我听大人说的。
一切都是新鲜事。银元不能公开用了，兑成旧币人民币好像是两万元（就是现在的两元），金元券头一两天还能用，几天后就不能用了，要换成了人民币（旧币）方能买报纸。
社会卷起参军南下的热潮，连我们小学也有人去参军的。他是六年级的一个刘姓优秀学生，年龄偏大，家境较差本就想辍学，他没有告诉老师，私下去报名被录取在后勤部门了。那天他穿了绿军装回校，老师给他戴上大红花登台和全校同学见面，我第一次知道”后勤“这两个字，还是不懂什么意思。虽说他年龄偏大，我算算也就至多十四五岁吧。我家邻居一个读中学（大学？）的学生，不顾父母哭哭啼啼反对也报名离家参干了。那时确有不少学生中断了学业参军南下。
报上一直报道哪儿哪儿又解放了，也登了许多国民党撤离时的屠杀照片，例如在宋公园（现在的闸北公园）挖出很多被枪毙的烈士尸体，有些是被活埋的。报纸也说不少人来不及枪决，捆进麻袋抛到大海里去。
学校教我们认新国旗，大星星是共产党，领导四颗小星，它们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问今天的80，90后，可能都说不清那几颗星星的意思了）。红色代表烈士的鲜血。又教我们背出国家主席和七个副主席的名字。学校开始组建少年儿童队。学习全国各行政区，那时的地理拼图，还有平原省，包括辽东省和辽西省的东北各省。同时谣言也很多，说什么都有。同学中有说广西白崇禧很厉害，共产党打不过他的，广州能守住，现在想想他哪里懂，该是从家里大人聊天那儿听来。
49年后的三年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时间次序有些记不清了。以下记的时间先后或许有点乱。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轰炸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造成大范围停电，这就是有名的“二六“轰炸。在这前后，国民党的飞机肆无忌惮常飞来，上海经常拉警报。老百姓知道它们不炸民居，所以有人经常跑到高处看。我们也是，爬到晒台和房顶，我真的看见远处天空飞机飞过后烟雾腾起，接着隆隆的爆炸响声传来。学校窗户用白纸条交叉贴上，万一玻璃炸碎了不至于飞溅太伤人。再是老师告诫我们，马路上听到警报响时就躲在路边不要再走了。我们在上课警报响时就停止上课，拉警报是呜呜的一段一段凄厉的响声，下到楼底或疏散到操场，解除警报则是连续较柔和的长声，然后再回教室。那时每家都买成了成打的白蜡烛对付停电，市面已告缺货。我母亲爱听粤语粤剧节目，那时私营粤语台有个名播音员叫胡章超，他开播节目兼卖他家的鸡汁生抽酱油，说买他多少鸡汁生抽酱油就白送多少蜡烛。节目中不时插入“某某买了多少生抽，谢谢，奉送蜡烛若干......”，印象极为深刻。母亲帮衬过一两次，味道尔尔。拉警报的次数和日子后来少了，直到没有。
在唱“雄赳赳，气昂昂”之前我就看到过报纸上有令人振奋占领汉城的消息。接着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抗美援朝，志愿军入朝鲜，报上是大片歼敌的胜利消息，空军英雄张积慧名字家喻户晓。学校也有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并鼓励向“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我们被告知一粒子弹是（按现在的币值）一角钱（？），一架飞机是15万元。大家都知道了演员常香玉自己捐了一架飞机。好些同学我也在内，往往瞒着家里早餐不吃，省下六分钱（一付大饼油条或一团粢饭的价钱）去匿名捐献，扔在一个箱子里面去，整个上午肚子饿得咕咕叫，但心里觉得特别满足。
紧接而来是三反五反，五反主要是针对资本家偷税漏税，腐蚀干部，特别出名的例子是奸商李康年卖假药给志愿军（近两年听说平反了，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绷带里面的棉花纱布都是直接垃圾桶里捡来制造的，使志愿军我们最可爱的人因此伤口发炎，截肢，甚至死亡。我们都觉得奸商丧尽天良。但我私下也有点疑惑，垃圾桶的棉花是黑的会看不出来？
梁姓班主任也被抽调到外面参加这一运动，遇到她回校我们总问她打了几只”老虎“了，那时称被揭发的奸商为老虎。私下听父母说起，某某老板跳楼了，某某交待不清楚瞒了家人吃安眠药没死掉。有些子女追求进步，划清界限大义灭亲检举父亲“偷”“漏”税了，家里后来被罚得家徒四壁，自己也成为违法资本家子女，这时却没有人想起他们的义举。每家商店门口贴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等的长条，分五个级别。还有好多好多事记不起来了。我父亲是打工的，家里没有波及。
还有救灾一碗米运动，就是从家里用饭碗装一碗米，拿到学校集中送到外地受灾人家。寒假慰问烈军属，班里每个小组分到几个地址，组内几个人自己凑钱买些花生瓜子之类，用红纸包好送去，那时没有公家出这份钱之说。那些“光荣”人家不要也要硬塞。暑假学校办识字班，放暑假之前，沿横浜桥，现在的东宝兴路等，对棚户人家挨家挨户问，请他们小孩暑假到学校识字，再三说明不收钱。文具是从同学那儿收集来，都是零散用了一半的练习本和铅笔。”小先生“由老师选上的同学上台教课。我在老师眼里不算好，没有被选上过，只是维持秩序，让小孩排队进校和离校。
学校参加过一次全市的合唱比赛，音乐老师没看上我，没有资格参加分成四部的合唱队。我是趴在收音机听实况的。播音员介绍说，唱“黄河船夫曲”是很不容易的。听到我们班里说国语说得最好的赖姓女同学朗诵完前面的“朋友，你到过黄河吗..."那段台词，然后四部大合唱开始，真的是感动极了。但我们学校的获奖名次没在最前面，听老师说，第一名发给公立的中心小学了，我们是私立学校不可能靠前的。现在想想，别说小学了，就是中学也难排出能合唱”黄河“这样的的合唱曲目。
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看小人书是一项。每逢周日，姐姐和邻居小孩连手，把大家平日好不容易攒下的零用钱和还不能让母亲觉察当天省下早餐钱去租书看。那时出租小人书的摊位好多，说好租费后再交上押金，拿了一大摞书可以美美地看上半天，再和邻居交换看，真正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喜欢看武侠的，女孩子爱看通篇复印成兰色的言情电影连环画，特没意思。往往争执半天才达成协议，武侠的几本，电影的几本，之后双方反讥对方一句：”你要的有什么好看！“。小摊的摊主也很狡猾，把一本热门的连环画分拆成几本分册，拆就的本本页数不足显得很薄，于是前前后后加上不少废旧的彩页钉上，几乎占了一半，让人觉得本本很厚。
那时，最初的青年图书馆在四川路桥的南埦。一天听说五，六年级学生就可申请青年图书馆的借书证。第一次借了厚厚的书，如”静静的顿河“之类，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就借回家，后来图书馆很快就收口了，要六年级，再后又改为中学学生证方行，后来这青年图书馆搬到西区改名了，太远，图书证只能放弃了，很可惜，因为它的书很多很多。
镇压反革命是一件大事，在海宁路乍浦路口国际电影院隔壁有个公共阅报栏，上面也常常贴出海报。那些日子都是枪毙的告示，死刑犯人的名字上打了血红的大叉叉，列出他们主要的罪状。往往是一个公告上有近十个名字。强调是抗美援朝期间，要大家提高警惕，提防美蒋特务放火投毒破坏。少年报也经常有孩子抓到鬼头鬼脑特务的报导。我们几个同学于是联想到上下学，有个磨剪刀的小贩老爱和我们小孩搭讪说话，穿得又脏，很符合引诱我们做坏事的样子，更大可能就是特务。于是想了许多对策，包括不愿和他说话，监视他老走哪条路。结果当然是闹剧一场，把小贩惹毛了，再也不理我们了。
我哥哥自小喜欢装收音机，从矿石机开始，一管机两管机地往上装。一次家里的收音机不响了，他查了查说里面有一个管子坏了，送修理的小店，店里的人说，换这种管子要向派出所备案，说里面的一支（功率电子管）可以用在特务的发报机上。奇怪他们倒没有掐掉短波，我偶尔好奇想拨一下短波听母亲也不让，那沙沙声一听就知道是短波，瞒不了她的耳朵。那时听短波就等于听敌台，严禁的。一次偶尔拨到台湾台，播放的歌都是软绵绵的。说他们台北造出了第一部国产汽车，大为惊讶，那好像是1956年的事。
妹妹出世不久那年（47年）夏天，母亲曾雇过一个女佣，空闲时她会教姐姐打毛线和唱流行歌曲如“何日君再来”“上海的早晨”“夜上海”等。80年代传来的港台歌曲很多是翻唱上海三四十年代的，怪不得听起来那么熟，原来都是那时留下的印象。那位女佣下午早早地替我们洗完澡，做好晚饭，她不吃，对母亲说有事，打扮得漂漂亮亮香气扑鼻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后来得知她是去舞厅跳舞作舞女。母亲决意要辞退她，她的朋友来再三向母亲求情也不行，说如果工作没做好可以晚点出去，母亲意已决，我记得女佣临离开前扔下一句话：“要不是有个地方住，我才不做这份工呢。”她留下的一付漂亮绿色骨质毛衣针给姐姐，家里放着姐姐用了好久，我们几个孩子都舍不得她走。49年后，派出所来人经常来我家调查这个亲戚或那个朋友的（后来知道建立每个人的档案调查工作），也提起过她，隐隐绰绰是说她跳舞作舞女是地下工作，当佣人是打掩护的，怪不得她作派和一般女佣全然不同。
暑假长长的两个月很难过，那时没有旅游一说，听也没听过。上午天气凉快还容易过，下午就难受了，于是经常和弄堂那边一对弟兄玩陆军军棋，中间有一人当裁判。两人下不过瘾，于是再叫上其他两人共五个，仍是一人当裁判，四人分两组对面坐，用两付军棋一起玩山地大战（现在网上称“四国军棋”），中间免不了赖皮作弊，年龄小的还哭起来，闹得不欢而散，但过后依旧来玩，现在回忆起觉得特别有意思。晚上有时搬椅子到他们家门口乘凉听讲古。
49年前有些有钱同学家里已有电冰箱，那还不是大富之家。虹口区居民收入水准远比不上西区霞飞路原法租界。我姐的六年级班，一次她的班主任老师问大家，谁帮家里做家务，一黄姓同学举手说他自己能洗衣服。知道他是小K竟然会自己洗衣服，老师大为惊奇。他接着说，他是用电洗衣机洗，把衣服扔进去就行了。我们第一次听说洗衣可以用机器。我想如果上海维持原样发展，家电普及至少可以提前三四十年。听说台湾是七十年代开始普及的。
上中学是件大事，如果公立考不上就只能读私校，私校学费贵很多。不少同学选择补习来年再考一次。我考完以后忧心忡忡问母亲考不上怎么办。母亲说不读了，我也知道她是搪塞我的话，问也白问。
总祘考上了。53年上中学。
这些内容都可以再展开，以小说体来写
谢谢你的建议。
我读过一些回忆文章，形容词堆砌太多，长吁短叹自作多情也不少，读起来觉得有点烦。所以自己写时就尽量从简，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了。
谢谢你的建议，是对的。唉，以前在国内用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