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回梦牵的大楼

萦回梦牵的大楼

上星期和妈妈打长途电话得知，曾经被当作自己永久地址的大楼已经拆迁完毕，原址被夷为平地，即将开工的是一座价值三万多一平方米的现代化商务大楼。本来这三五年来就一直讨论进展着此事，而且最后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满心欢喜地带着一笔卖房费，买了新的更美观、宽敞的商品房离去，但我这个八九年都未亲近过大楼的局外人闻此消息后忍不住难过起来，心如灌了铅一般下沉下沉……
 
我从医院一出生就被抱进这幢大楼。当时它只有一两年新。爸妈曾说就是为了向单位要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才把我当指标带到了这个世界。这幢大楼显然就该有我一个空间，我也是这幢楼的产物。然而，我能够真正熟识这幢楼，还要后推到六岁多时。

那时，经历了两岁到六岁四年的五七干校生活，带着一身乡土气息与见识的我，只从姐姐那里得知原来的家住在三里屯附近的一栋五层楼的房子里。不知多少次，三五岁的我趴在干校的草坡上幻想着摞上五层火柴盒般的高楼是什么样子的。记得从干校回来初次踏进这幢大楼的院子时，爸妈在传达室张大爷的引领下办好了签字拿钥匙的手续，大人们用手给一脸迷茫的我指着那之后成为我二十多年“永久地址”的阳台及窗户时，我都发懵了。先我们几个月从干校回来的邻居叔叔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站在他家阳台上大喊着让我想个办法上楼来。我的答案当然是朴实笨拙得可笑---请你扔个筐和绳子下来，把我们和行李一样一样吊上去吧！当场，大家伙儿都哄笑起来。爸妈连忙为我解嘲地说这是小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当时我真的体会到了在干校时爸爸周末讲念过的《红楼梦》里刘姥姥的傻气与本能自我保护的矫情。
 
当我踏上一级一级的台阶，迫不及待地冲进我家，看到用的是自家的抽水马桶而不再是公共蹲坑，有自来水龙头出水而不再是压井打水挑水，厨房做饭用的是煤气炉灶而不再是自己和煤球劈柴伙的烟囱火炉，看到宽敞明亮的屋子与客厅外带前后阳台，几乎能映出影子来的地板，而不再是不够平滑的土坷垃地面，还有单位配给的双人床、单人床、书桌、椅子、书架、吊灯等等时，激动得又蹦又跳，又笑又叫。当时大脑所受的刺激和四年前初到干校时看到众人热火朝天扬场晒谷的乡村劳动气氛一样，留下了极强烈的情感与画面、嗅觉的永久记忆。从这天起，在这幢大楼里，我也开始了生命中记忆最坚实的生活。
 
虽然住在这幢楼的人都是同一个单位的，但是熟悉全大楼七个单元九十八个门牌号码及住户情况，甚至尽可能地挨门挨户拜访对大人来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对于我，也许比较容易也比较有趣，因为我喜欢玩，喜欢和大人小孩聊天。每天我几乎和楼里的小朋友在院子里都玩上三四个小时，认识的孩子多，消息也灵通；晚上反正也没电视看便尾随着或爸或妈到别人家串门。不出一年功夫，我好象已经熟记各家门牌，大人们有个什么字条要互相传递通知的，我总是积极分子，在楼里窜上爬下地奔波、敲门，甚至自己也毫无畏惧地接受邀请，进屋喝水吃糖，和大人们聊天说笑一会儿。有时，传达室的电话响了，我也会主动问明找谁，在楼前楼后奋力地喊着“XXX电话”。有一次，传达室张大爷的全楼花名册不见了，我站在他旁边协助他背出了各门牌号码的户主，重新补好了名册。哈哈，要是在美国，这种儿童义工真是要见报得奖的，但在当时的中国，或许我不过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小孩而已。
在这幢大楼里我成长着：做着那个时代的理想梦---从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再到中国的名校梦，世界的流浪梦；玩着那个时代的游戏---跳皮筋、跳绳，抓杏核或羊拐、踢包砍包、剁刀、粘毛团、捉迷藏、跳房子、打乒乓、下军旗跳棋象棋、打扑克牌等等；参与着那个时代的活动---五月歌咏、六一儿童节联欢、七一献礼、十一国庆焰火等等。那时因电影“向阳院的故事”曾掀起一股命名热，我们楼也被大家起别名为“向阳楼”。叫向阳楼的时候，五一街道歌咏比赛，楼里的街道积极分子便组织我们这群常出没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孩子一起练节目，参加比赛；六一儿童节及寒暑假时单位也派专人及几个休长期病假的叔叔阿姨负责组织楼里学龄儿童青少年参观访问、游玩公园、博物馆、展览馆、组织讲座等，并拨出一套房子做青少年活动站，备了电视、图书、各类棋牌、球类设施为孩子们充实假期生活。还有每次五一或国庆礼花，大楼的东北角就是发射焰火的地点，我们只需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就可完整地看到与天安门一样的壮观场面。
 
在这幢大楼里我也经历了若干次令人难忘的事情----首先是唐山大地震，全楼集体露宿街头，邻里间相互安慰、相互支持着搭起一个个抗震棚，后来又有半夜全楼集体地震演习、在地道里生活等等。还有在周总理、毛主席逝世时，大楼里也设了灵堂，邻里间相互学习着，大人小孩齐动手，很多家庭自发地献花圈、写挽联以表达哀思。再有就是高考恢复后，每年参加高考、中考、小学考中学的孩子和家庭就会成为全楼关注的焦点。谁考多少分，上了哪个学校，一夜之间可以传遍全楼的各个角落。我很荣幸在几次考试中都成为本楼的状元，因此得到了很多大人孩子的羡慕与关注，其实因此产生的多方面的压力也是可以想见的。这真象费孝通所喻，中国人的生活象一捆柴，是集体的生活，受集体的影响。
 
在这幢大楼里我也见识到很多多姿多彩人生的另一面，因而促成我对社会、人性的另一种理解。大作家《创业史》作者柳青每年从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喜欢在传达室外边坐在椅子上休闲，并与进出的人们打招呼。他为人谦和又风趣，比年龄相仿的爷爷、伯伯们更喜欢和小孩子玩。七八岁的我时常顽皮地悄悄绕到他椅背后，突然大叫一声或拍他一下逗他，或轻轻弹一下他的后脑勺，他总是愉快地左扑右抓地和我玩。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还是真的很难过。因为他的和善、平易近人，毫无名人架子，让我格外欣赏他心胸的宽阔与人爱的光辉。
 
另一个让我感怀的人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卫生部部长。他刚搬进大楼不久，很多大人小孩都难见到他，了解他，而他每天出门上班的时间刚好和我出门上学的时间一样，所以我们常常都在大楼院子里遇到。总是他先与我打招呼问候，还时不时问我一些学校和学习的情况。和大楼里另一位某部委负责人相比，那位阿姨虽然是老住户，但从不理睬楼里的孩子们，哪怕小孩子在她眼皮下，她也会视而不见地匆匆而去，这位伯伯的热情与亲切，让我意识到领袖人物有无亲和力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是定义好坏名人的一个重要指标。领袖人物也绝不能疏忽小孩子的感受，因为他们有一天也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价值观与理解能力。
 
楼里也有一位我后来上大学选专业的指路老师，他就是王康伯伯。五十年代社会学学者在中国全军覆没，被集体划为右派，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复生。我能成为那复生后的第一批专业学生，其中也受到报考前王康伯伯给我做的专业介绍影响，使我兴趣盎然。进入大学后，又因有他这位知名的老前辈不断指点、交流，我学习生活得颇有自信与积极。从王康伯伯身上我意识到，某一方面的领路人最重要的能力是批判的视角，战略性的眼光及国际交流能力。它鞭策着我调整自己的步伐与选择，也鞭策着我如今对下一代的教育。
 
楼里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后来成了不同单位的负责人，甚至社会名流。有幸目睹二十多年他们人生的沉浮历练，我也深深地从旁体会到成功总是和失败相伴而生，也许要经历挫折磨难才能成功，也许成功之后还要接受失败的考验，也许成功只是一个人的某一方面，而别的方面却面对着失败。所以，宽容待人的态度，少攀比，多听不同的意见乃至人生观是理解也是让自己生活幸福的秘诀。
 
上个月的一个梦境令我永生难忘。在隔山隔海的万里之遥，我竟然在梦里如此清晰又准确地重回大楼，一步一步走上楼梯，又回到了曾是我“永久地址”的家，拿报纸，开大门，在各个房间里自如地穿梭生活，到邻居家串门聊天……梦醒之后，依然回味无穷。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幢大楼已是我永恒虚幻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