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时,王超从金陵城回到北京他父母身边。 这个男孩家就在我们单元的四层,我家在五层。 他和我从此不仅是邻居,而且在同一小学同一个班做了朝夕相处的同学。
王超是随他的婆婆一同来的,因为他的父母和我们一样去了河南五七干校四年, 在南京的婆婆愿意照顾抚养王超, 让他不用象我们一样,小小年纪到干校去过无依无靠的寄宿生活。这次他爸妈希望王超和他婆婆彻底回北京过团圆的安定生活。记得我爸那时向我介绍说,王超的婆婆姓林,是著名的虎门硝烟中指挥焚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代,还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 或许在文革期间, 什么历史人物都可能被国家重新评断或利用,他们的后人也会惹上无端的是非。在小学五年级文革结束后,我好像为了突显一下我和他不凡的邻友关系,在历史课上竟大嘴巴地说了他婆婆的家世。当时老师惊喜地向他征求确认,王超痴呆地望着我。原来,竟是我第一个向他道出他祖先的荣光,让他感受到自己血统的高贵。而我在默默保守他婆婆家世秘密的那几年里,总是忍不住想从他的言行中寻找林则徐的英雄基因特征。当然是未果。后来我也渐渐懂得,先辈无论多么辉煌,都是自己的修为和当时环境塑造的。流淌的血液是物质的,并不自动传承英雄的灵魂,就像当今的希腊人,虽然依旧很帅,但难以寻觅得见灿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灵性。
记得和王超第一次见面,是他爸爸特别安排的。 白天王世义叔叔兴奋地来敲我家大门, 让我晚上去他家和王超认识一下。 在他家12瓦昏暗的桔色灯光里,我看到了那个比我大8个月,却和我身高相仿,细长的眼睛,白净、清秀又文雅的小少年。他有些害羞,但还是很有礼貌地跟我交换了目光。他的父母和婆婆似乎都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毕竟,在我们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住在平房区的工人新村中。在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心中仍保守着改造不好的,谁都不会明说的精神上的自我高贵,有着因此而连生的阶层、等级意识。
第二天放学后,我主动来到王超家玩。刚好他的婆婆在他父母的陪同下去医院看病,房里只有我们俩。此时的我们已经是同学了,聊了聊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后, 我忽然问他喜欢和小朋友一起玩吗,他摇摇头,沮丧地说婆婆从来不让他和出身乱七八糟的小孩玩。我又问他最喜欢做什么游戏,他竟然说和别人摔跤。我想了下,问是不是摔跤就是别腿把人绊倒在地上? 王超很有学问地说,对呀,谁倒在地上数10下还没能力起来就算输了。我说,那咱俩玩吧。 他说,那你摔倒了可不许哭的。我说,好吧。于是我俩开始抱在一起,互相拧巴。我用腿压他的膝盖后窝,他也用力地搬我的肩想按倒我。我俩从开始还算谦让到发现彼此势均力敌,不由得都发狠起来。我们从一个房间跌跌撞撞地扭着扯着,一直推搡到他家大门前。我一个狠压,竟然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后我数着1到10。他突然哭起来,自己也没有爬起来。我叹口气,有些惊慌也有些得意,把他友好地扶起来后,说我们还是好朋友哈,他含泪点点头。我打开门跑回了家。
从那次摔跤之后,我俩变得越来越亲密。学校里一起玩,一起说笑,互相帮助。有一天,一个和我同一学习小组的男生在我家做完功课后,看屋里没别人,便问我:“你和王超长大会结婚吗?”我傻傻地问他,“什么叫结婚?” 他说,“就像爸爸妈妈一样一起建立个家庭。”我说“爸爸妈妈不是生来就一个家庭吗?”他笑着说,“怎么会呐!都是长大认识,然后互相喜欢才结婚的。你喜欢我吗?长大会和我结婚吗?”我看着他虽然英俊但学习并不太好的脸,摇摇头,诚实地说“不会的。”他有点儿尴尬,脸色红红地问,“那你长大会和谁结婚呢?” 我使劲思考着结婚的含义,但真的是一知半解,于是看着他的眼睛,很坦率地也试探性地回答,“学习?”他突然间放声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然后开玩笑地大声说,“薛习?那是谁?我想知道薛习是谁!”我感到很羞辱,不由得恼怒起来: “跟谁结婚也不跟你结婚!” 他狡诈地一笑,“我猜你还是想和王超结婚吧!"
我把这段莫名其妙的对话记到了我的日记里。一周后爸爸在例行给我日记改错别字和清理不通顺的句子时看到此情此景,很耐心地给我讲了家庭是怎么建立的,我才知道我回答的和学习结婚是多么的荒唐。谁在乎长大和王超结不结婚呢,那是以后考虑的事情,而我当时只想我们现在就是特别好的好朋友。
没有青春期荷尔蒙的日子是那么的单纯!我和王超依然两小无猜地手拉手,勾肩搭背地上学下学,直到有一天我们大楼边上的平房区有几个高年级的出名的小混混实在看不下去我俩不入流的行径,在马路上蹦出来拦截我们,对着我们起哄地喊 “看这一对儿!这是一对儿啊!”我和王超吓得赶紧换路而逃,躲开他们的起哄和追赶。那天我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他们说我们是一队的, 是啊,我们是一队的! 难道他们这么没有集体主义精神,故意破坏集体,破坏团结吗?!” 爸爸在改我日记错别字时看到这段话,想了半天,终于知道了我的幼稚。于是告诉我什么是小混混们说的“一对儿”,而不是“一队”, 男孩儿和女孩儿做朋友也是需要有尺度之分的。
那个时候王超没有太多朋友,我几乎算是他最最知心的朋友了。我和王超经常聊天,有时在家有时在楼道。他婆婆有洁癖,家里必须保持一丝不乱,也不能大声讲话。我经常看到在婆婆嘶哑的一声“小宁(拧)子”后, 王超会飞奔过去,给她倒洗脚热水,送擦脚布,呈上拖鞋,端热茶......王超还早早学会了做饭菜,小小年纪竟是一把持家好手。当然只有成人才在意孩子的这种超群的生活能力,而在我们那个年纪,我只是觉得他简直就是男版的林黛玉,如此招人怜惜和令人压抑,都没时间和我们同龄孩子一起开心无忧地玩耍。另外,他婆婆在学习和做事上也给王超定了很多规矩,以致王超几乎隔三岔五地不停地找我帮他在他婆婆和爸妈面前圆各种谎话,不然他就要为破了哪条规矩而挨打或受什么惩罚。
一天,在学校刚开始上第三节课时,班主任老师让我立刻收拾我和王超的书包,然后到办公室去。一进办公室,我看到王超在哭着用纸擦他的衣裤,一股恶臭在办公室里飘荡。老师递给我一个折叠成鸡毛信一般的纸条,说让我现在陪王超回家,务必把纸条交给他父母,解释一下王超无辜被高年级小混混推倒在学校茅坑里,弄脏了衣裤。
一路上王超一直在哭,给我讲他受到的欺辱,然后见到树叶和土就抓来往身上蹭,要去掉屎迹和臭味。平时走十分钟的回家路这一次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路上王超一再求我别把那个纸条交给他家大人,也别告诉他家人真实版的故事,因为他怕婆婆的洁癖上来,打他或嫌弃他了。他试着编了四五个版本的故事,最后求我说编成我出了事,他陪我回家。看着他那么纠结和压抑,我同意了。他嘱咐我一定要让我爸妈也这样对他父母说,别穿帮了,我也答应了。快到家时,他身上的污物已经渐渐地不明显了,也没啥臭味了,但我真替他捏把汗,这谎撒得过去吗?晚上,有人敲门,是王超。他拉我下到四五层楼之间的楼道中,神秘地说他回家就把衣服洗净晾干了,他家人都没怀疑他,让我记牢故事,万一有被问千万别穿帮。看着他的烦恼释放了,我真为他高兴啊。
有一天,王超又高兴又有点忧伤地告诉我,以后他不能经常有闲工夫和我玩了。那天上午工体教练在操场上看全校学生做操,用他们充满经验和独到的眼光挑选最有运动潜力的孩子,最后教练们挑上了他,让他每天下午花3小时去工体练跳水。我好羡慕地望着他,问“到底是哪点让教练看上了你?” 王超眯着细长的眼睛含笑骄傲地说,“我的小腿吧!” 几十年后看到我的女儿练跳水,我不禁想起那些个黄昏,王超练完跳水回来向我描述的训练经历---被教练从跳台上推下去呛水,刚开始跳冰棍时的恐高,不会游泳时只腰上拴根绳子的挣扎-----相比之下,美国小运动员的训练是那么友善和体贴。半年之后,王超决定放弃练跳水,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孩子根本不会怀揣运动明星之梦,也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这个决定也立刻得到他父母的支持。
没过多久,王超的婆婆执意要回南京,王超要照顾婆婆,也跟着回了。两年后,当王超自己从南京回来定居北京时,我们班的男生们开始说王超的坏话,女生们都望眼欲穿的样子。我和王超还是象小时候一样,无话不谈。我把班里这两年发生的故事、周总理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毛主席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时的北京故事都讲给他听,让他尽快适应班上同学们的变化,新的北京生活。我们还是一同上下学,但不再牵手。渐渐地,我们俩互相心知肚明,互相关心地、委婉地告诉对方班上谁在暗恋你。
我们赶上了第一届小学统考升中学。在得到成绩时,我虽然高兴地去了市重点中学,但似乎能感到他考试没过线的难过。好在经过家长的帮助,他转学到了区重点。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有时一周,有时两周才见一次聊聊天。在初一结束时,我俩打算一起转学考东城的一所名校。考试头一天我做近视检查,放了瞳孔,考试时很不顺利,结果他考上了我没考上。其实我并不太难过,因为我的学校离家近教学又很好。但是得到录取消息那天王超竟然在我的脑海中伟大起来。在单元门口,王超叫住我,他用那双真诚的眼睛盯着我,说为我没转成学难过。我突然感到他的善良,为自己在他小学升学不理想时并没有及时慰问感到懊悔;我为他有如此宽大的心胸,接受一个失败者而感动,为自己在他失意时似乎都没有表达过依然尊重的心而羞愧。我的眼睛当时就潮润了,几乎落着泪走上楼,为的是好朋友的友情深重。
两年后,王超终于在中考时顺利考到我们市重点中学,和我又同在一所学校了。高一结束时的暑假,我们一起被团委选拔去天津、新港访问知名作家。三个男生三个女生,我知道我的女同伴和王超当时一见钟情, 我好高兴为他俩传递相互爱慕的信息。
让我再次永生难忘的是,第一个报告我的高考分数的人竟然是王超。在那个炎热的午后,他健步如飞地从学校冲回来,敲开我家门,我在浴室里洗澡关着门。他大声地隔着门念出我的成绩。等我穿好衣服走出来,看到他脸上的兴奋和光彩,就像我是他的至亲,让他骄傲和欢乐一样。那时,他好像有了女朋友,还能这样慷概地关照我,向我表示祝贺,那份宽大如海的胸襟让我内心温热。真的,哥儿们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仗义,这样的不受荷尔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