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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Charlotte Yee v. Hilda Solis (DOL)
Case No. C-08-4259
原告 Yee 女士任職聯邦勞工部 (Department of Labor) 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在三藩市單位的經濟學家20年，後五年而且是行政人員(manager)。2000年代初，她按照 29 CFR1614 程序向勞工部的民權科投訴上級性騷擾和歧視。2008年9 月，她向聯邦法院呈遞訴狀。2010年1月初，她修改訴狀，加入 Constructive Discharge (CD). 原告一直自任法律代表。
CD 是指任職環境對原告非常不利，逼得主動辭職，然後在訴狀中要求被告背負法律責任、賠償原告的損失。法律界人士一般同意證明這個 claim 非常困難，除非原告有同事作證支持，或是提出充分證據說服法官和 jury，原告的主動辭職是有具體理由的、是被逼的；不辭職也肯定會被開除。
2010年1月22日，被告呈遞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MFSJ). 同日，Yee 呈遞回應，要求法院作出 bench decision, 即是不開庭聆訊，自動放棄了在法庭上對質被告的寶貴機會，任由法官根據紀錄作出判決。(正確程序是 Yee 在一個月之内呈遞 Opposition, 提供充分的、有力的 evidence of record, 具體地逐一指出被告 motion 的錯誤和漏洞，向法院反對被告的 motion.)
三個月後，女法官判決 Yee 敗訴。法官甚至認為Yee 臨時加入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 的 claim 不具說服力，乾脆漠視之。
Yee 馬上上訴。等了一年十一個月，上訴庭决定維持原判。(Case No. 10-16376. US Court of Appeals, 9th Circuit 2012. 等了幾乎二年長，是因為上訴庭進行 review de novo, 從新審查。可是結果還是不利於 Yee.)
Yee 的錯誤和大多數 pro se 一樣，以為自己能寫英文，便能打官司。他們不明白，任何成年人都可以打官司，但想打勝官司需要特殊技能。
他們不明白 discovery 的重要性，以為自己寫進 complaint 便是證據。其實，訴狀中的控訴文字是 self-assertion, 是未經證實的 allegations. Self-assertion （自說自話）是非常脆弱的證據， 必須有旁證、物證、 evidence of record 支持，得到法官和 jury 的認同才站得住腳，而 evidence of record 則要靠 discovery 取得，並在 Opposition to MFSJ 中指出，務求法官正視。如果初審法官窩囊，原告也有較好的機會在上訴時獲勝。
Yee 女士既然沒有進行 discovery, 代表被告的聯邦司法部的律師看出大漏洞來，在MFSJ 反覆強調原告的 allegations 沒有證據支持，女法官同意被告的論證，接納動議，寫判決時根本是舉手之勞。
Yee 女士可能誤解了法官的角色。1969年公映的電影 Z (港譯"大風暴"）展示了希臘的法官兼任檢察官的職務，法官負責調查案件，蒐集證據，判決得失。但是，美國的法官和 jury 則只負責根據原告、被告雙方呈遞的 evidence of record 作出判決。原告不能指望法官瓜代蒐集證據。
順便說：Yee 女士以 luvdata 網名在網上一度十分活躍，一邊抨擊山姆大叔的腐敗，一邊給網民諮詢。筆者曾向她請教，印象是答非所問，十分情緒化。她的慘敗是意料中事。
以下是網上有關 Yee 女士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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