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如生花
唯愿无事常相见
正文
(那天和师太提到沈从文,今晚翻看手边的书,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又看到他写的沈从文。决定翻出以前写的一篇旧文，与师太，与喜欢沈从文的朋友共享。)
沉静温和沈从文
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
------康拉德
1、
1902年12月28日，那个取名为沈岳焕，后来更名沈从文的男孩降生在凤凰小城。
1917年，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沈先生身背一个花包袱，告别沱江，告别凤凰城，走出山外，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读那本读不尽的人生大书。之后，他用无尽的深情，极美的文字去写一本本极美的大书小书，牵引着我们走进他笔下的纯美的世界。
一个细雨迷濛的清晨，我坐在生他养他的凤凰沱江边，品读他的一字一句。
早晨的沱江，萦绕着一层白雾，清澈的江水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江边的吊脚楼倒影在盈盈的波光里，是一种淡雅、和谐的美。
放下手中的《从文自传》走向沈先生故居。
在石板路上静静的走着，足音荡起。
故居隐没在石板街众多的民居里，很是普通。总算找到了它，先生做为一个顽劣少年曾经栖息的地方，让他逃离却又魂牵梦萦的地方。
“吚呀”一声，故居的门开了，一个乌黑长发，穿着苗服的姑娘走了出来。
“你真早啊。”清秀的姑娘嫣然一笑，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先生笔下的翠翠，那个吸引着无数人寻她而去的女孩。
“我想在人少的时候看看先生的故居。”我淡淡一笑，跨过高高的门槛。
沈先生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巧四合院，古老而质朴。它建于1886年，穿斗式木结构，分前庭与后院。院中此时空无一人，安静得让人忧伤。
不住人的屋子似乎少了些许灵气，房屋简单质朴，只有墙上的黑白照片在无言的述说着什么。
我看着照片中的沈先生。
凝视着他的眼睛，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透过眼神，我渴望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我看到了童年时代的沈先生，一个桀傲不羁的少年，眉眼间分明在告诉你，他是一匹无从驯服的野马，曾经驰骋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一次次逃学，一次次受罚；他顽劣，他好奇的观察,各种各样的人与物，他甚至会用小石头或小木棍戳被杀死的人。
二十岁的沈先生，刚离开湘西到北京，照片摄于湖南保靖。那是一个楞头青小伙，短短的刺猬头，眼睛直逼着人，他要直面社会这本大书，要看清这个世界。
离开保靖前的他已是一个小小的士兵。那一年，他是“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员。
三十多岁时的先生，他遇到了张兆和，那是他与夫人的合影。
斯文的眼镜后，露出浓浓的书卷气息，微笑后面，有着淡淡的忧郁，却依然掩饰不了他眼神的坚毅，我看到一种叫执着的东西。那个动荡的年月，他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在北京城的文学路上艰难跋涉，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我记起这样一个片段，那是先生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情景：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约三十岁，身体瘦削的年轻人推开了先生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那是诗人郁达夫。默默的听着先生的倾诉，看到先生冻得红肿的双手，郁达夫明白了眼前的困境。他摘下围在脖子上的浅灰色羊毛围巾，挂在先生的胸前，并邀先生一道到附近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郁达夫拿出五元钱交了一元七毛的饭钱，剩下的三元三毛全给了先生。
一回到住处，先生禁不住伏在桌上大哭。
1950年的先生，是一张与表侄黄永玉的合影，黄永玉刚从香港来北京。四十来岁的先生笑得很开心，这时候的他已经投入文物研究工作当中。眼睛洋溢着一种热情，透出温和的光，不知不觉我的心也柔和了。
七十岁的沈先生，他微笑着，眼神更温和沉静，我看到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
八十岁的沈先生，是他重返湘西时的留影。他坐在自家的门口，穿着土布上衣，依然是温和的笑容。他的眼睛透出的光亮，是一种大气的从容，我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如佛般慈祥恬淡。
是什么力量使沈先生从一个桀傲不羁的士兵，渐渐转变成一个佛般慈祥的老人？
在先生创作高峰之际，是什么原因使他决心放弃心爱的文学创作，而改行到文物研究？
那是怎样的心路历程？怎样的疼痛与割舍？
看着先生的照片，我思考着。
雨渐渐的停了，一道光缓缓铺来，院子里弥漫层层乳白的色晕。耳边突然传来蟋蟀的叫声，时长时短，惊奇的循着叫声，从前院到后院，转了一圈。
决定离开先生的旧居，再次前往先生的墓地，从先生的出生地，到他灵魂的栖息地，找寻我想要的答案。
2、
从中营街10号先生故居到听涛山下先生的墓地，行走起来只是几十分钟的距离。然而我知道，先生走过的是从容而恬淡的一生。
1988年，沈先生病逝北京，其骨灰一部分留在八宝山公墓，一部分葬于凤凰古镇的听涛山上，一部分撒在心爱的沱江中。
沿着沱江边的青石板路，慢慢前行，清澈的江水汩汩而流。
金介甫曾说：沈从文的乡愁就象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在沈先生骨子里的，不仅仅是斩不断的乡愁，还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信仰。
通往听涛山的石路旁青草郁郁葱葱，山林幽静，清风呼呼。我喜欢这样的幽静，这是先生生前喜欢的地方。还有那条山路，它弯弯曲曲，延伸着先生淡泊的一生。
山腰间，黄永玉立碑石似乎在表明了他对表叔的理解：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笔法隽秀飘逸。
把捧在手中的野菊花摆放到先生墓地的石碑下，静立。
这是块极其别致的墓碑，由一块从南华山采来的天然五彩玛瑙石制成，但它没有想象中的色彩，也没有玛瑙的光泽，只是一块粗砾岩石。
它静默着，与山中的野花杂草融为一体，有一种质朴的苍凉。
没有坟土，没有墓道，沈先生的骨灰就葬于石碑之下。先生的墓地质朴得令人忧伤！
读着墓碑上先生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想起先生《烛虚》里的文字：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的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的具体与抽象。最好的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在一片未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我需要这种地方，一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先生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谁曾读懂先生平静的字里行间的深切的热爱？谁又能真正体会先生那欢喜背后的沉重，微笑之间的悲凉，热情洋溢中的隐痛？
拿出包里的书，默默的寻求我想要的答案。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章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一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
我震惊了。
这是汪曾祺为《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写的序，难道这就是先生转业之谜？
再看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里这样描述先生的作品：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出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益为“民族自杀悲剧”，、、、、、、
历史的过往，我不知该如何悲哀。
继续读着先生的文字：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抬起头，先生墓碑的背面，那里有先生妻妹张充和的铭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头其文，赤子其人。连起来便是“从文让人”。
突然明白了先生佛般慈祥恬淡的由来。
年少时，他看到无数杀人者与被杀人者的困惑；青年时，在北京他坚持信仰的执着；中年，他放弃热爱的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的从容；直到老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被发配打扫女厕所，谴送下乡，几次大病，辗转几千里，先生依然以一种沉静、温和的微笑，默默接受命运的磨难。
他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泄气干什么？怎么怕人欺侮？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写给黄永玉的回信是：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他不折腰，不盲从，他或许困惑甚至想自杀，他或许木讷甚至无语，但仍然慈让地对待世人，以悲悯的心去对待劳苦众生。他用他纯美的心灵告诉人们，世界充满爱，充满温暖，即使在荒蛮的湘西，即使是在贫贱女子的身上，也处处闪耀着人性善良的光辉。
他平静，他温和，他从容，他的灵魂宁静而圣洁。
我不停的奔走，不就是为了寻求这样一个善良美好的世界吗？不是想获得内心的从容与宁静吗？
风淡而柔和，淡黄的野菊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满山的小草绿意盎然，一股温馨在心底涌动。
走回山下，我默默地读，他的夫人写下的《后记》：
六十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毫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百汇万物充满感情。
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只是零散的，有头有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得斯人可贵。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个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谨以此书奉献给热爱他的读者，并表明我的一点心迹。
张兆和1995年8月23日
读罢，泪湿衣襟。先生,请安息。
沉静温和沈从文
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
------康拉德
1、
1902年12月28日，那个取名为沈岳焕，后来更名沈从文的男孩降生在凤凰小城。
1917年，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沈先生身背一个花包袱，告别沱江，告别凤凰城，走出山外，走进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去读那本读不尽的人生大书。之后，他用无尽的深情，极美的文字去写一本本极美的大书小书，牵引着我们走进他笔下的纯美的世界。
一个细雨迷濛的清晨，我坐在生他养他的凤凰沱江边，品读他的一字一句。
早晨的沱江，萦绕着一层白雾，清澈的江水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江边的吊脚楼倒影在盈盈的波光里，是一种淡雅、和谐的美。
放下手中的《从文自传》走向沈先生故居。
在石板路上静静的走着，足音荡起。
故居隐没在石板街众多的民居里，很是普通。总算找到了它，先生做为一个顽劣少年曾经栖息的地方，让他逃离却又魂牵梦萦的地方。
“吚呀”一声，故居的门开了，一个乌黑长发，穿着苗服的姑娘走了出来。
“你真早啊。”清秀的姑娘嫣然一笑，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先生笔下的翠翠，那个吸引着无数人寻她而去的女孩。
“我想在人少的时候看看先生的故居。”我淡淡一笑，跨过高高的门槛。
沈先生故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巧四合院，古老而质朴。它建于1886年，穿斗式木结构，分前庭与后院。院中此时空无一人，安静得让人忧伤。
不住人的屋子似乎少了些许灵气，房屋简单质朴，只有墙上的黑白照片在无言的述说着什么。
我看着照片中的沈先生。
凝视着他的眼睛，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透过眼神，我渴望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我看到了童年时代的沈先生，一个桀傲不羁的少年，眉眼间分明在告诉你，他是一匹无从驯服的野马，曾经驰骋在家乡的土地上。他一次次逃学，一次次受罚；他顽劣，他好奇的观察,各种各样的人与物，他甚至会用小石头或小木棍戳被杀死的人。
二十岁的沈先生，刚离开湘西到北京，照片摄于湖南保靖。那是一个楞头青小伙，短短的刺猬头，眼睛直逼着人，他要直面社会这本大书，要看清这个世界。
离开保靖前的他已是一个小小的士兵。那一年，他是“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员。
三十多岁时的先生，他遇到了张兆和，那是他与夫人的合影。
斯文的眼镜后，露出浓浓的书卷气息，微笑后面，有着淡淡的忧郁，却依然掩饰不了他眼神的坚毅，我看到一种叫执着的东西。那个动荡的年月，他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在北京城的文学路上艰难跋涉，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我记起这样一个片段，那是先生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情景：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一个约三十岁，身体瘦削的年轻人推开了先生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那是诗人郁达夫。默默的听着先生的倾诉，看到先生冻得红肿的双手，郁达夫明白了眼前的困境。他摘下围在脖子上的浅灰色羊毛围巾，挂在先生的胸前，并邀先生一道到附近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郁达夫拿出五元钱交了一元七毛的饭钱，剩下的三元三毛全给了先生。
一回到住处，先生禁不住伏在桌上大哭。
1950年的先生，是一张与表侄黄永玉的合影，黄永玉刚从香港来北京。四十来岁的先生笑得很开心，这时候的他已经投入文物研究工作当中。眼睛洋溢着一种热情，透出温和的光，不知不觉我的心也柔和了。
七十岁的沈先生，他微笑着，眼神更温和沉静，我看到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
八十岁的沈先生，是他重返湘西时的留影。他坐在自家的门口，穿着土布上衣，依然是温和的笑容。他的眼睛透出的光亮，是一种大气的从容，我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如佛般慈祥恬淡。
是什么力量使沈先生从一个桀傲不羁的士兵，渐渐转变成一个佛般慈祥的老人？
在先生创作高峰之际，是什么原因使他决心放弃心爱的文学创作，而改行到文物研究？
那是怎样的心路历程？怎样的疼痛与割舍？
看着先生的照片，我思考着。
雨渐渐的停了，一道光缓缓铺来，院子里弥漫层层乳白的色晕。耳边突然传来蟋蟀的叫声，时长时短，惊奇的循着叫声，从前院到后院，转了一圈。
决定离开先生的旧居，再次前往先生的墓地，从先生的出生地，到他灵魂的栖息地，找寻我想要的答案。
2、
从中营街10号先生故居到听涛山下先生的墓地，行走起来只是几十分钟的距离。然而我知道，先生走过的是从容而恬淡的一生。
1988年，沈先生病逝北京，其骨灰一部分留在八宝山公墓，一部分葬于凤凰古镇的听涛山上，一部分撒在心爱的沱江中。
沿着沱江边的青石板路，慢慢前行，清澈的江水汩汩而流。
金介甫曾说：沈从文的乡愁就象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在沈先生骨子里的，不仅仅是斩不断的乡愁，还有一种坚韧不拔的信仰。
通往听涛山的石路旁青草郁郁葱葱，山林幽静，清风呼呼。我喜欢这样的幽静，这是先生生前喜欢的地方。还有那条山路，它弯弯曲曲，延伸着先生淡泊的一生。
山腰间，黄永玉立碑石似乎在表明了他对表叔的理解：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笔法隽秀飘逸。
把捧在手中的野菊花摆放到先生墓地的石碑下，静立。
这是块极其别致的墓碑，由一块从南华山采来的天然五彩玛瑙石制成，但它没有想象中的色彩，也没有玛瑙的光泽，只是一块粗砾岩石。
它静默着，与山中的野花杂草融为一体，有一种质朴的苍凉。
没有坟土，没有墓道，沈先生的骨灰就葬于石碑之下。先生的墓地质朴得令人忧伤！
读着墓碑上先生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想起先生《烛虚》里的文字：
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的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的具体与抽象。最好的去处是到个庙宇前小河旁边大石头上坐坐，这石头是被阳光和雨露漂白磨光了的，雨季来时上面长了些绿绒似的苔类，雨季一过，苔已干枯，在一片未枯苔上正开着小小蓝花，我需要这种地方，一月或一天，我必须同外物完全隔绝，方能同“自己”重新接近、、、、、、
先生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谁曾读懂先生平静的字里行间的深切的热爱？谁又能真正体会先生那欢喜背后的沉重，微笑之间的悲凉，热情洋溢中的隐痛？
拿出包里的书，默默的寻求我想要的答案。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章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一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
我震惊了。
这是汪曾祺为《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写的序，难道这就是先生转业之谜？
再看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里这样描述先生的作品：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
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出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益为“民族自杀悲剧”，、、、、、、
历史的过往，我不知该如何悲哀。
继续读着先生的文字：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抬起头，先生墓碑的背面，那里有先生妻妹张充和的铭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头其文，赤子其人。连起来便是“从文让人”。
突然明白了先生佛般慈祥恬淡的由来。
年少时，他看到无数杀人者与被杀人者的困惑；青年时，在北京他坚持信仰的执着；中年，他放弃热爱的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的从容；直到老年，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被发配打扫女厕所，谴送下乡，几次大病，辗转几千里，先生依然以一种沉静、温和的微笑，默默接受命运的磨难。
他对一个爱发牢骚的搞美术理论的青年说：泄气干什么？怎么怕人欺侮？世界上只有自己欺侮自己最可怕！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写给黄永玉的回信是：
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他不折腰，不盲从，他或许困惑甚至想自杀，他或许木讷甚至无语，但仍然慈让地对待世人，以悲悯的心去对待劳苦众生。他用他纯美的心灵告诉人们，世界充满爱，充满温暖，即使在荒蛮的湘西，即使是在贫贱女子的身上，也处处闪耀着人性善良的光辉。
他平静，他温和，他从容，他的灵魂宁静而圣洁。
我不停的奔走，不就是为了寻求这样一个善良美好的世界吗？不是想获得内心的从容与宁静吗？
风淡而柔和，淡黄的野菊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满山的小草绿意盎然，一股温馨在心底涌动。
走回山下，我默默地读，他的夫人写下的《后记》：
六十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毫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百汇万物充满感情。
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只是零散的，有头有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得斯人可贵。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个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谨以此书奉献给热爱他的读者，并表明我的一点心迹。
张兆和1995年8月23日
读罢，泪湿衣襟。先生,请安息。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字和节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