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凄凉岁月
我满怀着热情，充满希望，迎来了解放，想不到迎接我的却是无尽的灾难和困苦。
温州解放时，我家住在“土地塘巷”。因为和父亲失去联系，也就是说失去了经济来源，我家的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开初，变卖家具还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么大的九口之家，一天的开销可不是小数目，为了家计，还未成年的俩姐姐分别离开家到乡下教书，而母亲和新姨则由父亲的朋友介绍到我家附近的茶厂打工，具体是把茶叶中的茶籽捡出来。这样大概过了半年多，还是负担不了沉重的生活开支，尤其是房租开支。为了解轻负担，我们家就搬到“芩山寺巷”。这里房租低的多。搬家后，俩姐姐因为受托派的牵连，分别离开温州到上海找父亲，但是父亲这时已经离开上海去了台湾，没有办法，大姐就在上海我姨夫的工厂打工，二姐则继续北上，找到太原一个纺织机械厂工作。她们也只能使自己的生活温饱，又暂时和家失去联系。新姨受不了温州的生活和政治双重压力，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又去了上海，找她的亲生父母。这时温州只剩下我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四口人。我们的生活陷入极度的贫困和无助中。为了生存，母亲把只有八岁的妹妹送到青田山区舅舅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自己则拖着瘦弱的身体到处打工。先是经朋友介绍到荷花池附近为一家亲戚打工。原来说好是光做饭，洗衣。去了后什么都得干，甚至连比我母亲小几辈的小孩也可以任意使唤她，为他们穿衣服，甚至擦屁股。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那时候哥哥只管念书，星期天我去看母亲时，母亲对着我流泪，我的心里真如刀割。我决心不再念书，一定要帮我母亲。就去找我另一亲戚帮忙。他的儿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去卖米饼。他说只有这个活我可以干得了。不过这要每天早早起床去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去进货，问我能否做得到。我说我可以做到。他就领我去了那家米饼店，并且把我介绍给米饼店老板。那是一个小小的房子，门面很小，但是进身很深。屋檐低低的。灰色的柜台散发出米饼的香味。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灭，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街上冷清清的，晨风吹到我的脸上，冷兮兮的，不过特别舒服。我精神饱满地去米饼店进了货，开始了沿街叫卖米饼的日子。但是生意却不理想，几天的叫卖挣不了几个钱，下午还得去退货，（老板很仁慈，允许卖不了的米饼下午可以退货。）我想，如果我到我学校去卖，同学们也许会来买，生意会好一点。所以，没过几天我就去学校卖，果然收效很大，当我坐在学校大门口，下课时，学生们涌到操场，就有我班的同学发现了我，消息很快地传开，同学们很快围着我，问长问短，纷纷地买我的米饼。其他班的同学也一样。第二天，当我又来到学校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叫着我，说校长找我有事，我乖乖地跟着老师来到校长办公室，王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慈善地向我点点头，问我：“为什么不来读书？”我说：“我家没有钱。”校长又问：“为什么去卖米饼？”我说：“我想减轻我母亲的负担。”我又说了我母亲到亲戚家打工做佣人的情况。王校长听了后默不作声，我似乎看到了他眼里闪着泪花，半歇，他说：“你等一会儿。”就出去了，又过了一回儿，他回来了，高兴地对我说：“你不要去卖米饼了，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你全免学杂费和书本费，你明天就来上学吧！”我听了后十分激动，回答说：“太谢谢你了，我还要回家和妈妈商量一下再回答你。”王校长点点头说：“是的，希望你母亲能同意。”我回家把这件事和母亲一讲，母亲就同意了。母亲讲：“我也是不同意你去卖米饼的，家里再难，我会想办法的，你还是读书要紧，不然的话我对不起你父亲。”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上课去了。后来我听母亲讲，王校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所以，他听了我讲的我母亲的遭遇后很同情我们，就给了我全额奖学金。
虽然我上了学，可是家里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开初我们还可以一日三餐，吃的虽然不是很好，基本上是早餐咸菜稀饭，中餐和晚餐是素菜饭，但还可以吃到的饱，后来一日三餐也保不住了，没有钱买菜，母亲就发明了一种叫芝麻盐的菜，就是把芝麻炒熟捣碎，然后拌一点盐，吃起来又香又有味，一点芝麻盐可以吃很长时间。
到51年，舅舅家来人，说妹妹在峰山老生病，我妈妈说，那就回来吧。没过多久，舅舅家就把妹妹送回来了，我看到妹妹一身生满疮，妹妹见到妈妈，抱着妈妈痛哭，哭的我心里凄凄的，酸酸的。妈妈说：“以后再穷，一家人再不分开了，要死死在一起。”自那以后，我们一家四口再没分开过。
为了家中生活稳定一点，妈妈辞去佣人的职务，开始到处找工打，后来在麻袋厂找到一个缝麻袋的工作，每天早早上班，晚上回来晚晚的，中午我和妹妹去送饭，妈妈吃饭时，我和妹妹就帮助缝麻袋。从那时起，我和妹妹就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做饭，洗衣等生活技能。但是缝麻袋的收入实在太低，不能维持我们家的生活，经朋友介绍，妈妈又找到了一个纺纱的工作。这个工作收入比较高，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可以维持了，不过，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上班时间比较长外，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妈妈的手上起了很多疮疖和裂口。我和妹妹照常做饭，送饭，帮着妈妈做家务。星期天则和妈妈一起干家庭卫生。我记得最深刻的是经常和妈妈抬一大筐衣服去九山河洗，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马宅巷。九山河的水清清的，我和妹妹在水中用脚踩衣服，用木棒槌打衣服，休息时拨水玩，这些情景，现在都成了我美好的回忆。
到52年初，大姐和家里建立了联系，她找到了一份不错保险公司的工作，开始按月给家里寄钱，家里的经济有了保障，我们的生活就稳定下来。到53年，二姐也找到了工作，也给家里寄钱，我们的生活才真正脱离了贫困。
生活上的艰苦还是可以容忍的，政治上的岐视却更加难受，自从俩姐离开温州后，公安局隔三隔四来我们家，查问爸爸和姐姐的下落，有时候把母亲隔在里屋，把我和哥哥叫在外屋，以审问的口气问我们，你爸爸给你们来信了吧？你爸爸给你们寄钱了没有？你姐姐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要老实交代，要和政府站在一起，不要为反革命的爸爸和姐姐卖命。还有说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些问话差不多把我的耳朵都响麻了，可是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父亲和姐姐的下落，他们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他们不怎么问姐姐了，还不断地问我爸爸的下落。我们估计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我姐姐的下落，父亲的下落还没有搞清楚。时间一长，他们也没有兴趣了。公安局的不断来访，给我们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邻居的孩子开始骂我们是反革命家属，不和我们一起玩，我们和邻居一有矛盾，母亲总是把我们拉到家里，忍气吞声，任人家骂。有一段时间，我们出门进门都低头忍气，时时刻刻都觉得邻居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催残。记得有一次，邻居的小孩拿走我一本我喜爱的书，我去讨，他不给，反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反革命崽子。我气的大哭，母亲听到后出来哄着我说：“别哭了，你再买吗，我们家已经够麻烦了，不要在外面惹是生非。”我当时怎么也不能理解我去讨回属于自己的书，怎么成了惹事生非。
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震撼着整个中华大地，冲击着每个家庭。在城市里，谁跟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身好的，也难免不了有不好的社会关系，出身不好的更不用说了，经常看到，这个人今天还是运动的积极分子，第二天却成了打击的对象。不管男女老少，人人自危，以至十多岁的孩子，也是斗争的对象。在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批斗大会，每天都要枪毙人。我们学校十一岁的女孩成了反革命托派，批斗了几个星期。尤其使我震撼的是有一天，温州枪毙第一位托派学生，那是一位年仅十七岁的高中男生，一身五花大绑，头发凌乱，衣衫褴褛，满脸是血。尽管是绑在车上，手脚不能动，但是他一路上始终高昂着头，大声喊着口号：“打倒斯大林！打倒毛泽东！”“马克思万岁！列宁万岁！”“打倒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托洛斯基万岁！万万岁！”这些口号，使路人大为费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反革命呀？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这幅图景，但是通过亲眼看到的同学对我活生生的描绘，我不禁毛骨萧然。我现在想，毛泽东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但是这一系列暴烈行动之后，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普通的工人，农民现在依然过着贫穷的日子，所谓革命，难道只不过是上层人物的权利斗争吗？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个男学生被枪毙的日子，是1950年9月的某一天。
整个50年到51年，我们一家都是在颤慄不安中度过的，可真谓我们家的凄凉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