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岁开始上小学的。开初上的学校在中山南路上（现在的解放南路），我家离学校步行大约需要十多分钟。刚上一年级开始时，由我姐姐每天接送我上下学，以后由于姐姐们功课忙，就由我自己上下学了。我小时候贪玩，上学的时候一路玩着去，就常常迟到，经常受老师的批评。次数多了，我不好意思再迟到，就想办法逃避。我如果觉得今天可能迟到，就干脆逃学，在街上瞎逛。几次以后就被老师发现，告到家里。我因此被我父亲恨恨打了一顿。从此我不敢再逃学。但是学校离家实在太远，二年级时，父亲就把我转学到“三希小学”。虽然离我们家更远，但是上下学能和我姐姐，哥哥一起走，就安全多了。
“三希小学”是温州最著名的小学。位于中山南路大南门外城郊。我还记得那美丽的校园，灰色的围墙，围墙外的柳树，大大的礼堂和大大的操场，以及校园外的农田。尤其是春天，金闪闪的油菜花飘香满校园，蝴蝶在花上飞舞，那情景真令人难以忘怀。
温州解放时，我念三年级，有一次，二姐叫我把一封信送给她的同学沙某，因为沙某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家住在沙冒河，靠近五马街。想不到这一件平常的事给我今后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那是五零年春天，我已经上四年级，温州和全国一样，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反肃反运动，连小学也不例外。我们校长在大会上动员，要全校师生踊跃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能让任何敌人漏网。接着就分班讨论，搞什么背靠背，师生们互相揭发，搞的人心惶惶，小学生们则被鼓动的热血沸腾，都想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爱国爱党，所以，以后几个星期基本上没有上课，同学们精神亢奋，斗志昂扬。
首先被揭发出来的是一位老师，以后又陆续揭发了几位老师和工友，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对这些人的批评和斗争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对一位五年级女同学的批判和斗争。她叫曹某。当我的好朋友沙某告诉我在学生中也揪出来一个反革命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当时，沙某拉我去看对曹的批斗会，因为五年级的教室挨着我们四年级，所以一会儿就到了。在五年级教室的窗外，我看到一位瘦小的女同学埋着头坐在教室当中的座位上哭泣，而另一位男生站着发言。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觉得很伤心，我对这个女生充满同情，我不相信她是坏人。后来，我听同学说，这个女生学习很好，一直是班上前几名，而且，为人正派，很能助人为乐。她成为反革命是因为她哥哥是反革命托派。那时，我已经模糊地知道托派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姐姐也和托派有关系。这时我又觉得有点害怕。时间一天天过去，运动在深入。有一天，班会上，我的好友沙某突然发言，说他的哥哥和姐姐也是托派，他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同时他还揭发我的两个姐姐也是托派，（实际上是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我还为我姐姐送过一封信给他姐姐。这一下子把我弄懵了，我终于想起我给二姐送过一封信的事，但是，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二姐是托派，更不知道信里写的什么，我只好坦白承认。当然，这逃不了同学们的一场批判。后来，学校也没有对我怎么样，但是从此以后，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我对高年级的那位女托派学生的同情却越来越深切。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小的年龄，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第一次深深地震撼我幼小的灵魂。沙某指着我说：“他姐姐也是托派”的揭发声，同样深受地烙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当我在加拿大的公园里看到那些天真无邪的十来岁的孩子在玩耍时，想到在中国，同样这么小的孩子，已经深深地卷入政治的旋涡中，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悲哀。
四年级时，有一天，我看到房东的儿子来我们家清理他家的库藏，在北房的地下室里抬出了很多枪，我觉得又恐怖又稀奇。就想起了王校长在镇反动员会上说的，私人是不容许藏有武器的，私藏武器是反革命行为，如果我知情不报，就等于包庇反革命，同罪。所以心里有点害怕，想起自己刚被批判，如果这方面再犯错，前途不可设想。我想起沙某的举动，就想我也要检举。当时就去了公安局信访办（位于广场路）公安局一位年轻的王某同志接待了我，我详细地向他检举了我家房东私藏武器的事，同时我也向他陈述了我在学校里被错批判为反革命的事，我认为我是冤枉的，我只是给我二姐送了一封信，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信的内容，也不知道我二姐和托派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是很认真地听我的话。最后，他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会调查的。”我就回家了。自从那以后，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大概过了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突然一个年轻人叫喊着我，说：“某某，你检举的事落实了，你家房东的枪是主动上交的，没有事，关于你自己的事，学校没有把你当作反革命，没有上报，学校里批判批判，这是运动，没关系的，你不要放在心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是谁，因为他穿着便衣，后来终于想起来了，他就是公安局的王某。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因为我当时很佩服他的记性，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就可以在马路上认出我来，而我却认不出他，真不简单。
五年级开学后，由于我们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我失学去卖米饼。后来被好心的校长王某接回学校继续念书。我小学毕业后不久，得知王校长因所谓包庇反革命罪被撤职，判刑，坐牢。多好的人，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结果。再后来，又听说被冤枉平反。可是他的人生已经走到末尾。我拿学校的奖学金顺利地念完小学，每学期都在全班前三名。小学毕业时，我刚满12岁。在今天的加拿大，还是一个未成年的需要大人照顾的毛孩子，可是当年的我，已经深深地陷入政治的旋涡，饱受政治的折磨，历尽人间的酸苦和人情的冷暖。这是为什么，只有天知道？！
虽然我在小学时没有多少美好的事情可以回忆。但是，我是在小学开始有了阅读文学的兴趣。小说带我进入另一个广阔的天地，我从那里获得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持，使我不至于沉沦。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叫“苦儿努力记”，写的是英国一个贵族儿子，因为遗产继承问题被叔叔遗弃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如何摆脱苦难回到英国，找到自己的亲身父母的故事。我读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名字叫“鲁宾逊漂流记”，写的是一个名叫鲁滨逊的探险者，因为帆船失事流落在一个无人小岛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又回到朋友中间的故事。这两篇小说，给我提供做人的勇气，和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毅力。也是培养了我在以后的生活上，遇到困苦不气馁，不認输的品质。此外，在小学语文课中，我还学习了叶圣陶和陶行知先生的文章，叶圣陶的“稻草人”和陶行知的一首诗：“用手又用脑”也给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至今还记得陶行知的“用手又用脑”这首诗，现在把它记录下来：“人有两样宝，双手和大脑，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用脑不用手，只能得温饱，用手又用脑，即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我始终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能够陶冶人的情趣，提升人的情操，是人类进步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我在小学读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奠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阅读小说成了我今后一生的兴趣和爱好。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离不开书，尤其是文学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