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田－下雨天

夏雨田－下雨天

忆我的中学时代

下雨天，我往往会想到一位仅有一面之交的好人，他的名字叫夏雨田。

 

那是我大一的暑假，我独自登上了从杭州经由运河到乌镇的轮船。 由于实在忍受不了对座的喷云吐雾的烟味和邻座口中四处唾撒的瓜子壳，我换了个座位。见一处面对面可容六人的座位只有一个人，没有抽烟，没有嗑瓜子，我就移过去了。 我入座后礼貌地向这位年龄介于我可以称之为叔叔和大哥之间的乘客打了个招呼。不知不觉间我们聊开了。他是一工厂的技术员，来杭州出差，经乌镇转船回南浔。我则是回乌镇清理家什准备把家彻底地搬回杭州。

在70年代初的一个异常寒冷的初春的一天，我的右派父母和我登上了同样的轮船，连同所有的家具连根从杭州被下放到了乌镇。天阴冷阴冷的如同父母的心，而不谙世事的我摇曳在又黑又臭的运河水上却满怀新奇。那年我上初一。

 

我的新家在一座破落的地主大院里。经过一段长长的窄窄的石板路，推开一扇很不起眼的木头门，一进又一进，一弯又一弯，底层的一间暗不拉叽的房间就是。门外有一小天井，围墙高耸，我们一家顿时变为井底之蛙。

从此，我母亲由文人变成了巣丝厂的一名工人，干着体力活； 我父亲去了水泥厂，因为父亲青年时代在上海读书，搞地下党工作，有不少同学朋友仍在上海。生产水泥需要大量的矿渣，上海有最丰富的资源，为了利用我父亲的人脉，我父亲有幸当了多年的采购员，为水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水泥厂的领导人不错，很质朴，没有为难过我父亲。可巣丝厂当时的头儿很势利，我母亲在精神上和体力上没有少吃苦；后来几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我母亲被调做图书室管理员，境遇有所改善。

 

我则进入乌镇中学读书，刚开始因为我成绩好，又是从大城市来，同学们对我都不错。可是后来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同学就开始刁难，歧视，不让我参加这，不让我参加那。所幸的是大部分老师对我都不错，可能是知识份子之故吧。其中有一位教政治的安徽人陆老师对我最好，在我班上夸我夸得不过瘾还到别的班上夸。农忙下乡劳动，陆老师背的铺盖下总吊着一把二胡。我一直猜想他一定也和我父母一样是发配下来的沦落人。其他我还记得蒋老师，一位老教育家，喜欢去我家家访，借机和我父母聊聊吧。南开大学毕业的教化学的皇浦老师，一位非常害羞的年轻男老师，上课从不提问女生，除非有其他老师听课，此时我是唯一有可能被提问的女生。我不喜欢化学课，可奇怪的是我总考满分。听说后来皇浦老师成为桐乡市某重点中学的校长，事迹还登过报。还有教会学校出来的教英语的上海人徐老师；娇小的身材，永远一张笑眯眯的娃娃脸。有一次上课纪律太差，她使劲把黑板擦往讲台上一拍，谁料学生没有被镇住，她自己噗哧一声先笑出声来。还有教数学的顾老师，她的家就在我们教室对面，永远是乱糟糟的。但就是她，有本领将我从讨厌数学课变成在其它课上做数学作业。我的一生中只有她教的这两年我是喜欢数学的。

而当年乌镇中学也有两位我印象很深的老师。一位是语文老师，不学无术却昂着头自以为是。一次我故意问他 “一衣带水” 是什么意思，他居然答不上来。当然从此我也得不到好脸色。还有一位班主任老师，非常势利，传言说她原来是一个宾馆的服务员， 凭关系调来的。下乡农忙，她要求我们一人必须割完一垄稻子，我们很气愤，故意给她也留了一垄。结果我们同学间帮衬着都完成了，只有她那一垄还有一大半没割完呢。我们嘻嘻哈哈地抛下她去食堂吃午饭了。她裤子后面裂了一口子，却没有人愿意提醒她。后来她被调走了，我们全班雀跃狂喜。

高中毕业，在水泥厂化验室工作，三班倒。虽然只有12元的月工资，但那段时间过得挺快乐温馨的。晚上夜班大伙儿趁工作空档飙歌，聊天，厂里还有两，三位杭州知青，感到很亲切。

后来我高考考回了杭州。母亲先我半年调到《杭州文艺》（现在的《西湖》杂志）工作，一年后我父亲也回到了浙江省文联。这样我们一家结束了我们的下放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轮船鸣响了汽笛，乌镇到了。漆黑的夜，下着瓢泼大雨。没有伞，没有人接。在我手足无措之际，那位陪伴我一路聊天的船友说：你没有伞吧，我送你回家。一把伞，两个人，一直把我送到了我位于北栅尽头的家。我还没来得及道谢，他说着要去西栅赶回南浔的船，转身又冲进雨夜。我这才发现为了给我遮雨，他早已浑身湿透。他的名字叫夏雨田。我在下雨天遇到了一位好人－ 夏雨田。

2014. 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