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路六号
安吉路六号， 原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宿舍之一。一扇左右开启的大门和高高的围墙，进门是两棵高大的石榴树和玉兰树，通往大院深处的路边两排冬青树修剪得整整齐齐。时值文化大革命，大人们不是下放改造去了，就是去干校进修了。整个大院里剩下一群孩子，平时只有舒奶奶一位老人。舒奶奶就似乎成了所有孩子的奶奶和主心骨了。院子的大门平时都关着，只开一扇小门。一到天黑，我们一群孩子手持扫帚拖把排成队，先把整个大院搜索一遍，看看有没有坏人躲着，然后壮着胆去把小门关上。晚上则今天这几人来我家睡，明天那几人去他家睡，互相壮胆。有时为了预防万一，还把脸盆和扫帚放在床前，有紧急情况可以敲锣报警。当时我的父母去干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无兄弟姐妹，全靠院里的小朋友作伴和舒奶奶的照应。
房门钥匙就像如今的项链一般天天套在脖子上。吃饭去出版社食堂，在食堂基本上都是买一角之内的菜，即使犒劳自己也最喜欢买一角或一角二分的烂糊肉丝 （大白菜丝肉丝勾芡）或者肉末打卤蛋羹，记得最奢侈的一次是花一角五分买了一只螃蟹。从安吉路六号到出版社食堂其实还是有一段路的，几乎穿过整条毫无树荫的安吉路，然后左拐走一段武林路。但那时的治安似乎还不错，一个人生活并没有觉得害怕过。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自己洗衣服，床单，大件请小朋友帮忙两头绞才能勉强绞干。
那时每个季节只有两件替换衣服，其中一件还是用我存入储蓄罐的钱买的。记得我有过一件黑灯芯绒的上衣，人蹿个儿了，衣服吊在腰上。手巧的母亲把衣边袖边剪下，拼镶上两寸宽的黄色碎花布，再把剪下的黑边缝接上去。这件独特的上衣陪伴了我许多年。还有一套夏季的衣裙印象很深，由零头绸缎缝制的蔚蓝色短袖上衣和一条黄底小黑花玻璃纱面料的腰裙，搭配在一起非常漂亮。有时我想父母了会自作主张去干校看父母，为了省钱，我常走路去。从安吉路到当时在文二街的干校还是有点路的，最怕那经过农田和农家时冲我汪汪叫的狗。
整个大院大大小小有二十来个孩子，除了几个大孩子不跟我们玩外，大家相互间关系还不错，也没有特别调皮惹事的。暑假几乎天天和小朋友们去省府大楼旁的弥陀山游泳池游泳，以至于和游泳池里的救生员叔叔都混熟了，甚至不对外开放时也让我们进去，为让我们学潜水把钥匙茶缸等扔到池底让我们去捡，还让我们穿潜水蛙脚。有个别叔叔还为此受了批评。我的游泳就是那时学会的。游完泳有时会去保俶路上一食品店买油炸粽子吃，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油炸粽子！我在这群孩子中算是年龄比较小的，记得大家挤一块儿睡觉前比我大一点的小朋友复习英语，除了long live Chairman Mao 外还要学更难一点的句子，如：We are always loyal to Chairman Mao。清晰地记得她在课本上的loyal to 单词下注音为‘老爷吐’，所以‘loyal to 老爷吐’这个词也早早地烙在了我脑里。
那时虽然没有大人在身边但日子还是过得很快乐的。玩的花样很多，跳绳，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丢沙包......。几乎都不用花什么钱自己都能做。我最擅长的是调皮筋和踢毽子，我小时候极瘦，身轻如燕，别人举过头顶的皮筋我都能跳进去。做鸡毛毽子要有漂亮匀称的公鸡毛，只要看到有杀公鸡的就会设法讨几根毛。我专门有一本本子是夹鸡毛的；还有一本夹糖纸的，不爱吃糖却爱集糖纸，有时甚至为了好看的糖纸而吃糖。记得花几分钱在狮虎桥头一食品店买过一颗一种山东产的高粱饴糖，那糖纸由高贵的黑色打底大红的玫瑰花点缀，艳而不俗。这是我积攒的最喜欢的一张，后来不知都到哪去了。丢沙包也是我喜欢玩的， 小朋友们围在大院里供大家刷洗衣服被褥的水泥桌边，玩的人先把一把麻将牌撒到桌上，一只手将沙包往上抛，同一只手得手捷眼快地尽多地把麻将牌翻面，然后用同一只手接住落下来的沙包。难度有点大，比的就是谁牌翻得最多又能接住抛出的沙包。为了学游泳我们还各自把家里的脸盆盛上水，放在公用的水泥桌上，中间放一闹钟，喊一，二，三！一齐把脸闷入水中练憋气，时间最长者赢。最伤心的是我们大家一起用鸡蛋壳画脸谱，用废布料做衣服，做成了几个木偶人，还自娱自乐地玩过几次木偶戏，后来这些暂存在一对姐弟家的玩偶被他们发脾气的母亲给全毁了。从此不喜欢这位家长也同情他们有这样不讲理的妈。
文革，大人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孩子们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于是自然也摆娃娃家似的玩派别。闹意见了文明地互递纸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想和好了也是互递纸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都摘自毛泽东语录，不可违抗的。就这样反反复复地闹家家。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活学活用，学以致用！
我还曾跟在大孩子后面参加过由出版社大院孩子自发组成的文宣队（文化大革命宣传队），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喊革命口号，到处表演。除了忠字舞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舞蹈招式我现在还会。记得一次合唱缺一指挥打拍的，我居然顶了一场指挥，记得当时有人教我手在空中划八字就行，简单易学实用。
同院有一位比我们大得多的姐姐，不常回家在外读书或工作。一次午饭时间我们几个小孩看见她和一男青年一起出了大门，立刻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性。那时谈恋爱就等同于耍流氓啊！ 我们来不及放下饭碗，悄悄地跟在后面，一路从安吉路跟到一大片田野里，如今的浙江省政府大楼一带。后来跟丢了。
还有一件事我永远记得也一直愧对父亲。我是独生女又一直是好孩子听惯了表扬听不得批评。一次不记得因为什么母亲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批评我，伤了我脆弱的心灵，在黑夜里跑出了家门。父亲从安吉路六号一直找到少年宫广场，还追过一辆载着一个小姑娘的三轮车。回家失望地对妈妈说：“找不到”。而我却躲在窗外偷听。孩子从小还是应该受点批评挫折的，我幸好胆儿小只是在大院里跟父亲躲迷藏，只是害父亲竟一路找到少年宫广场。
文革后期，大人们作为工作队曾去武斗较严重的地方工作。为了慰劳大人们，在他们将要回来的这一天，我们一群孩子一大早天还未亮就起床去菜场买菜。那时供给相当紧张，不摸黑起来排队就买不到好东西。一个人排不过来就这个队放块石头那个队放只篮子占位子。我买到了猪肝和活鱼。回到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着了煤炉，烧了一大锅水，将猪肝扔进去煮了很久，把看去脏兮兮的汤倒了。舒奶奶知道后说我把营养都煮掉了。鱼呢没清洗就被我挂在屋檐下，被太阳晒臭了。
那时的生活今天的孩子一定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我自己想想也觉得有点残酷，但却非常地锻炼人。我们这一群人中恐怕不会有特别娇气的吧。我们虽然现在都无联系了，但我仍会想起他们。可惜的是，在我上大学后曾旧地重游，安吉路六号已不复存在。
2009年春节，当年出版社的四个家庭大院的我的同辈伙伴们邀请父母辈发起了一次饱含温情的特别的聚会。可惜我未能赶回去，我母亲去了。聚会后出了一本书，书中集结了我们这一辈人从婴幼儿期及成长期中的照片，还有不少参加聚会的两代人的合影。除了照片还有的两代人对大院的充满温馨的回忆文章，我的一篇《我与安吉路六号》也被收录其中。
在安吉路六号度过了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在那里那时的我是快乐的，尽管如今回望对一个二年级到五年级的小学生不得不独自面对生活有些唏嘘。而有失必有得，若无当年也就不会有如今还算坚韧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