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节选17 苏联逼债了吗？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援助的资料。
1961 年3 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 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 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1965 年全部还清。到1964 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 年10 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
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 年7 月16 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 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 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1964 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 。”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
阿尔巴尼亚在1958 年就跟中国要了50 万卢布。1961年2月2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
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
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第三节《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