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遣返回乡促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

【被遣返回乡促使我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人】

 

    我出生在济南市，幼年的济南成长过程对我没有多大的益处。小学处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时的济南比较乱，学生不用学习，整天就是玩。当时我们家住在槐荫区，周围的人都是普通的百姓，街坊之间很亲热。我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的，整天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小学什么也没学到，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诵，大字不识200个。

    由于父亲年轻时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武术教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两次被遣返回乡。

1970年那是第二次返乡，我们就完全在农村了落户，东平县接山公社夏谢村第四大队，便成了真正的农民，我就是农民的儿子。

 周六周日，第八小队的队长必叫我下地干活，为了乡亲们喝上一碗稠湖粥，全小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要干活， 不敢不响应，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逮着下地干活。秋季的活很多又累，还常被派去到农田里看坡，晚上要自己搭一个临时的草棚住，晚饭吃的自己用玉米秸火烧地瓜，水就是去小河沟大一点喝，又是两个人还好作伴，一个人在田地里也很害怕，夜间有时有野动物的出现。有时也因为派活的事，我不原意干，也给生产队谢道友队长吵过，他总是以您成分不好压我，我也不怕，父亲是反革命，我是革命的，毛主席也说过：讲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自我表现。

   那时回到了农村，我正上小学五年级后学期，根本跟不上学习进度，还逃过几次学，乡亲们都笑话我。文革期间的农村受运动的影响较少，学生们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课，不像城市人都那样浮躁。在我幼小的心里，认为逃学是个正常的事，在济南不就经常逃学吗？可是在农村，逃学可就成了大事了，人家农村的孩子从来没有逃学的。逃学还不如下地干活，因为农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渐渐我对逃学也就没有了兴趣。

上初中了，我开始认真学习，很快就赶上了，不知不觉地就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数学、化学和物理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课堂上老师出难题，在别的同学回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总是让我再答，大多时候我都能答对，老师和同学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在农村这段时间里，也交了很多农村朋友，他们是那样朴实，能干，肯吃苦。虽然父母是返乡劳动，但乡亲们仍然非常尊重他们，我也就跟着沾光了，父亲的辈分高，同龄的小朋友们看见我有的叫我叔，有的叫保法爷爷。叫我叔的有于运福，于运平，狗蛋，
臭水，憨二，一般是于家本族或是于家的亲戚或远亲。我和小朋友们一块下地干活，在单调的农村，这就成了一种乐趣，在村东的河里我们一起游泳，在田里我们打闹，又一次真打了起来，我把他们几个都打倒在地了。我毕竟在济南从六岁就开始练过武术，父亲是武术高手，回到农村还教他们练，父亲也教几个成年人练，高玉章，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帮我父亲干点农活，即使在农村，还有朋友从济南来找我父亲学武术。我的朋友中还有高峰，高兴江，高兴华，我曾为他们家村外的一座新房子看过们，那时我家房子很小，是当年刚回农村时大队里借住的，过去是一个牛圈，重新修理一下就让我们家住了，人又多，几乎住不下，我干脆住在高兴江村外的房子里，晚上在那里可以看看书，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点燃着小煤油灯，书要很靠近油灯才能看见，等到了第二天就会发现，满鼻子都是黑灰。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们始终是好朋友，仍然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吃饭一块喝酒，聊聊那农村的生活。

初中在村里上的，那时母亲得了宫颈癌，我用农村的地排车拉她到公社医院看病，一到医院看后，医生就告诉可能是癌症，我几乎要要崩溃了，很是心痛，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到济南，找已经在济南工作的大姐，继续为母亲看病。对于癌症的恨就源于这个事和年代，我知道癌症要夺取母亲的命。我们姊妹几人与父亲仍在农村劳动及在农村庄里上学，妹妹于宝荣常常因家里的活干不完，耽误上学，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以致于她学习赶不上，她为当时的家付出的很多，也养成了勤劳吃苦能干的性格。

在农村一呆就是五年，1973年我被大队里批准到接山公社的高中（四中）赶考，同班的表哥尹程鹏却因舅舅是历史反革命为被批准去考；其实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加上父亲历史反革命，就两个历史反革命了，我却被批准，源于大队里对我的看法很好，积极参加各种大队的活动，积极参加大队的文艺演出排练，上学业余时间能干能吃苦。事在人为啊，也在理啊，有着样的机会考高中，来着不易啊，连考两天，考上了高中（三分之一的录取），家里穷，拿不起学费，父亲开始不想让我上高中，我坚持要上学，一定要上，后来考虑高中考上也不容易，父亲就卖掉家里的一些粮食，换来几元钱，才使我交上了学费。上高中要住校，那时我住校就一床被子，带了一大包生地瓜，在食堂里蒸煮熟了，蘸点咸盐，冲一杯开水，这就是每天的饭。高中同班的一当家子的同学，于桂英，叫我爷爷，我辈大，一些男同学们因与我是好朋友也常拿她开玩笑，让她叫爷爷，她家生活好的多，她有时也把她的好饭给我，我当然是人穷志不穷了，一般我也不要。

由于落实政策，我和我姐成为了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县里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有名册登记了，此后，县里会经常发放一点书籍杂志，有关于知名的知青故事的，也有马克思资本论和恩格斯的书，文革的一些新资料，我都认真地读学。在班里我成了特出的学生了，县里还给他寄资料和书，我就有别与其他同学了，虽穷但朋友不少。

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批林批孔，学校常常组织下乡干活。后来又出了一个张铁生交白卷，造反有理，学校的学习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非常喜爱学习，特别感兴趣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按说回乡知识青年就应当在农村干活，但我是一个另类，我考上了高中，也给县的知青办说了，我在东平四中学习，这也是知青史上的一个特例。其中一年我们到县里开知青的会，县长还接待我们，县里的广播还播报我们。

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当年被简称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呀，积极要求进步，在高中时我就入了团， 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这事差一点就黄了，记得即将宣誓前，老师才发现我父亲的历史问题，马上要宣誓，老师对我很好，就高台贵手让我过了这一关，那时，可教子女很少能够入团，还要经过党委的批准。在老师眼里，我就是一名优秀学生。

学校里很多同学大多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届和下一届的都有，包括当时公社书记的儿子郑民，社长的儿子司建刚，尹成海等等，他们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穷富，就认为保法是好学生，好朋友，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学都愿意围着转。

高中刚毕业，父亲生大病了，无名原因的高烧不退，在公社医院住院，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苍蝇蚊子满病房飞。虽然我年纪不大，却非常懂事，家里除了父亲，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亲病了，我就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来。陪父亲在医院住院，那医院医生护士挺好的，有一位刚毕业分来的年轻贾医生对我们很好，也能谈得来，他说父亲最好用白霉素，这种药医院没有，我就几乎跑遍泰安，但没买到，就到济南找大姐，大姐为父亲买来了白霉素。这期间父亲尿储留，外科医生为父亲手术引流，那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差，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父亲的一声声“哎呀”，我的心在阵阵作痛。

那时还好有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住院的前一段时期很好，周围医生护士对我和父亲也很好。突然有一天，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来医院办事，不知他跟医院的人说了什么，医院就改变了态度：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医疗的待遇。我从中找人说理，反革命分子也是人，我们也交了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再说是历史问题，又不是现行反革命最后，人也死了，反革命与革命也就不成问题了，而且，一开始也没说清楚，反革命，也不是不能参加农合，那时高中毕业的我，嘴已经能说个理了，革命的理论已相当的可以，毛主席还号召给予生活的出路呢。（这些带有我的土气，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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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分子”这个词是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石头啊，不敢想这个词，也非常恨这个词，曾因为这个事，与父亲抬过杠，吵过架，质问过父亲为什么不加入革命队伍，因为我是一个反革命的儿子，一个可教子女，可能要影响我的前途，上大学，参加工作等等。

正当我四处求人的时候，父亲病情加重，几经抢救，心脏衰竭，撒手人寰，父亲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带着终生的遗憾，带着许多的不舍离我而去了。

   由于我是回乡知青，毛主席号召要给可教子女出路，招生、招工都有一定的小份额，用于体现党政策的宽大，那时政府按政策办事的原则性很强，1973年我二姐于保华，因为东平县师范扩招，她有幸上了东平师范，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也是粘了回乡知青的光。我高中毕业，在村里劳动，由于公社知青办的主任，对我比较欣赏，也有同情的原因，还有几次给我救济的费用20 多元，县里招工就让我报了名，结果去了东平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第二理发店，她跟我说：“孩子你别挑，先干着以后再说。”也是，我总不能一身土一身泥地干到老呀。我在农村也够了，那时还是积极干活，晚上还在写日记，曾写到；“一天的劳动虽累，虽脏，但锻炼了我的心灵，净化了臭知识份子脑子”。写归写，还是一心想尽快进城工作再说。

就业当了理发工人，成天与县里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也算吃国库粮，在那时吃国库粮就是高人一等，可以与县委书记见面，聊天，只要吃国库粮，就是一个级别，比较平等，那时风气也正，虽然在提干和重用上，像我这样的可教子女与别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可从百姓的眼中已经是登天了。

理发毕竟不是我的喜欢，先干着，有个饭碗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补贴家用。在理发工作的闲暇时，我就看看书，学习数学、无线电、
收音机维修等书籍。有一天来了一位领导，县党校侯校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我的师傅，他是我师傅的常客。我上前跟他说：“我给您理吧。”他顿了一会， “好年轻人，你理吧。” 我毕竟刚学，水平有限，加上他是干部，也有点紧张，手心都出了汗，终于理完了，他照着镜子一看，后边不齐，有毛刺，有点火了，“拿我头练兵啊。”我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装着胆子说：“您是党校校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在您头上练，那应在谁头上练？”
他哑巴了，那时代，人们成天喊着叫着，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也把这派上了用场。我的师傅，赶紧为他修理，最终，他也不了了之。

由于我勤奋好学，表现得很突出。有一位同事，是一块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他爹是老革命，是南下干部，在南方工作，很小把他送回老家东平，陪他农村的母亲。不知何故，我们俩怎么也不兑付，事实上是他与我作对。1976年唐山地震，山东也有余震，几次半夜里往外跑，我都让着他，他都不领情，我常常在想：是因为一个出于革命家庭，一个出于反革命家庭的缘故吗？很多人并不太在乎这事，这是国家的事，这是党的事，我们平民百姓，也别过于讲政治啊，再说我是个比较谦和，比较随和的人，很想和他搞好关系，知道家父的历史问题遇事我也让三分，但还是不行，他总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一身文革气派，就是这样的文化。

我的勤奋好学，在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业余时间，就搞搞技术改革，就是把坏掉的剃子加以修理，甚至加以改造，师傅们很高兴。闲暇无事，读些无线电的书，还学会了修理录音机。有一天，一位商业局张副局长的收音机，坏了，不知怎么知道我能修理，就把收音机送到了理发店，幸好不是大毛病，几天后就给他修好了，他高兴得不得了。

公司常常抽我去帮忙，抄大字报，写标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再后来，由于我的表现，公司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把我调去干技术员，直到1977年高考，12月份我从百忙中参加高考，被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录取，从此改行不再理发，离开了东平饮食服务公司。

和我一块去公司的同事，十人，后来大多都改行，直到今日，还有个同事在理发为生，而理发的技术始终是我为朋友和同学服务的工具。大学期间总是回到理发店看看，也顺便免费理发，那位总与我作对同事也渐渐和我缓和了关系，后来他也调到其他部门，回国后才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很可惜年龄不大。

   上大学赶上了好时代，应该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渴望读书，渴望上进，这是我的本能。离大学开学的日子还早一天，我就去了大学报到，受班主任的赏识，我当了第六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张新明，我们关系处的也不错。我把副组长当作正组长来干，副组长一干就是三年，每年三好学生都有我，全班同学对我格外欣赏，能为班里多做点事，可能是我的渴望，什么工作我都积极，抢先干，多干，业余时间都用来为同学理发服务，班里的体育活动，我积极参加，长跑，800米，还有1500米，直到临毕业那年才把我提为一个小组的组长，当然在济南实习时我也算一个组长了。这么一个组长我当得很认真，很积极，这是我的一个锻炼机会，那时还有政治学习，念报，紧跟班长和指导员的招呼。当然那时我主要是一心想入党，改变一下家里的政治面貌，那时老家东平夏谢村受上级部门的委托也已经宣布为我父亲，中国也已经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那个时代的符号）。

那时我们渴望读书的劲头都很高，十点钟上床睡觉，同学们都会笑你，自己也不例外，在大学的学习如鱼得水。

1982年1月临毕业时，我光荣的入党，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工作。大学的结果是非常好的，赵述江指导员就是我的好老师，他对我很好，没有他我不可能入党，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小组长入党的先例。遗憾的是副组长及组长不算班干部，我的经历注定是不能当官，没这命，本来入党后，到工作单位工作，就有一定的优势，可我暗暗下决心，不从政。

   上研究生成为出国的敲门砖，在省级医院工作多数人就已经满足了，我们七七级几个都不安心在医院工作，都考了研究生，没考的也通过其他途径出国深造。上了研究生之后，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在复习GRE 托福，就是要努力出国读博士，出国是研究生每天必聊的话题，可以说研究生就是出国的敲门砖。我是核医学的研究生，主要是临床应用，核医学是门新兴的学科，牵扯的很多基础学科，化学，放射物理，核放射学，我主要研究放射药物的临床显象与应用，其实比其他的临床学科要复杂得多，学习起来要难得多，但我觉得也很有趣。三年后，毕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在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分配中，我是较满意的。毕业是1988年7月份，9月我就晋升为主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对我不错，都拿我当朋友，叫我老于，1989年我又拿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肿瘤阳性显像剂， 应当说在中日友好医院干得得心应手也很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