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过年
又要过年了。
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的企盼。无论命运把华人抛到哪里，过年在每个人心中的含义永远不变。年关将至，对往事的回忆将我拉回30年前上山下乡时杀猪过年的情景。
我插队的地方在关中平原。有一段秦腔唱词如此描述这里的风土人情：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秦儿女高吼秦腔，一碗燃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粗犷豪放的关中人容易满足，有碗面拌上辣子吃便非常高兴，吃肉只能放在过年。特别在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前杀猪分肉是村上的一件大事，一点也不次于玩社火、抬芯子。
下乡第一年，冬至过后知识青年纷纷准备回城过年了。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娃，不要急，等队上杀了猪，带几斤肉回家。由于当时物质匮乏，一听说村里准备杀猪分肉，我非常高兴，即刻打消了次日返城的念头。耐心地等着杀猪日子的到来。
突然，一场大雪把个关中平原严严实实地从头到脚覆盖了起来，也使杀猪的日子向后连续推了几天，使全村男女老少更加翘首企盼。有人甚至担心再不杀，公社传来新的政策，过年就没肉吃了。
终于盼到了一个日头天，尽管皑皑白雪依然厚厚地覆盖着田埂、小路，房前、屋后。队长和几个年高持重的老人决定当天下午杀猪。
当时中国农村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安排生产的，养猪、杀猪同样不例外。一户必须养两头，也只能养两头。将猪供肥了之后，只能出售给公社指定的供销社，任何违反规定的做法，都会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按照公社规定，我们村有27户人家，150多口人，可以杀4头猪。队长自作主张杀6头，好让乡党们过个肥年。
村里人都希望杀自己家的猪。一来可以即刻兑现劳动成果，由队上以粮食进行折价；二来可以免除到供销社交猪时受到压级、压价刁难和往返舟车劳顿。为了避免乡里乡亲之间的矛盾，每年都以抓阄的办法决定。但是前一年家里的猪被杀过的人不参加抓阄。
选好了对象后，队长便组织轻壮男劳力支锅、烧水、搭架子、搬桌子，分配人到各家抓猪。平时人们以猪来比喻蠢笨，事实上在与命运抗争的时候，猪释放出的能量不比任何动物差。整个抓猪过程简直就是一场战斗。
我和几个人抓一头。进了院子之后，这家主人叫我们先藏起来。他给猪槽添了些饲料，便详装出粪跳进了猪圈。在猪满足地拱槽时，他一把抓住了猪尾巴，大吼快上。
几个人不顾圈内遍地猪粪冲了进去，揪耳朵的揪耳朵，拽腿的拽腿。三下五除二将其放倒，用绳子将左前腿和对角的右后腿牢牢捆到一起。就在捆绑过程中，这畜生拼死抗争，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乱蹬乱咬。我的脚被结结实实地咬了一口，好在穿的是军用踢死牛大头鞋，无恙。另一位的鞋被咬破，脚痛的嗷嗷叫。
伴着声嘶力竭的叫声，我们将猪抬到了村前的饭场。这里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老婆娘和小媳妇，还有唧唧喳喳、欢蹦乱跳的孩子们。两大锅水架在汹汹的大火上，就要沸腾；吊猪开膛用的架子捆扎得结结实实，矗立锅旁；队里开会用的条桌摆在旁边，权当案子。
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屠夫右手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屠刀，左手握着一把铁钩子，已经准备就绪，杀气腾腾地示意我们将猪抬到桌子上。猪一挨桌子，好像上了断头台一般，更拼命地嘶嚎。
屠夫用左手的铁钩子狠狠地钩住猪下颚，使劲向怀里拽；一边将杀猪刀背咬在嘴里，命令助手拽住猪后腿，一边麻利地解捆猪绳。一埃绳子松开，猪好像感到有了生还的希望，增扎的动劲也小了。只见屠夫拿下咬在嘴里的刀，刹那间从猪脖子左侧捅进心脏。顿时血随刀涌，顺着桌子四沿周边流到桌下的盆子里。
盆子是各家自己准备的，里边乘着盐水，猪血流进去后趁热搅一下，便凝固成一盆新鲜的朱红血豆腐。猪血算附属品，不在分配的范围，又村里人随意接取。
猪大口地喘着粗气，挣扎地蹬了一阵就断气。屠夫在猪后腿上割开一个口子，将一根长铁棍插进去，贴着猪皮捅向几个部位，随命助手吹猪。以前只听过人们“出牛”，吹猪还是平生第一次见。
助手毫不含糊，用水冲洗一下口子处，两手攥住猪腿，鼓起腮帮子，对准口子大口地吹气。他吹一口气，双手攥紧，吐口唾沫，喘喘气，再吹。不大一会儿，猪的肚皮鼓起来了，四肢直挺挺的，耳朵也支棱起来，象一个滚圆的大皮球，胀红脸的助手这才止住，用绳子扎紧。
俗话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屠夫走到锅旁，用手试了试水温，便让几个人将这100多斤重的死猪抬进锅里。过来一小会儿，屠夫认为可以褪毛。只见一只粗壮厚实的手，先从猪脖颈子上拔下几捋长长的鬃放在一边。据说这个部位的鬃很值钱，归屠夫所有。
随后两个助手开始给猪褪毛。他们先上手，将大面积的毛拔下，而后用猪刨子仔细地刨每个部位，连耳朵里面都掏得干干净净，猪蹄壳也褪掉了。最有趣的是褪猪尾巴毛，一个助手用手攥住尾巴，从后向前一戮，一下子猪尾便白白净净。转眼间一头头黑猪变得白生生、胖呼呼。褪毛是技术活儿，关键是水温，村上的人说，没有十年八载的功夫是不行的。
褪净了毛后，屠夫和助手用铁钩子钩住两条猪后腿，费力地倒挂上架子，准备开膛。屠夫换了把砍刀，将猪肚子从上到下豁开，白生生地板油厚厚地裹着猪下水。他将手伸进去，不知是抓了一块什么白色脂肪状东西，趁热放进了自己的嘴里，一吸溜咽下肚去。然后用力一扒拉，猪肠子、肚子一股脑流到地上事先铺好的一领席上。
真是跟着当官的做娘子，跟着杀猪的翻肠子。两个助手又开始忙碌的收拾这些内脏，摘肠油，翻肠子，涮猪肚。孩子们围在边上嚷嚷着要猪尿泡。助手将其割下，在水里涮了涮，吹鼓，递给孩子。拿了猪尿泡后，他们蹦蹦跳跳地跑开。
大概过了两个多时辰，六口猪变成了十几扇肉整齐地挂到了架子上。地上堆着猪肠、猪肚、猪心、猪肺等下水，还有六颗猪头。分肉的时候就要到了。
操刀权利在队长手里。可能这是他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他提着刀，嘴里叼着喇叭筒（用烟叶和报纸卷成的烟卷），缕缕烟丝飘入他眼睛，熏得他歪着头，等待会计根据花名册呼唤每户人家的姓名。
人常说，没吃过猪肉还没听过猪哼哼。真是不假，那个年代村上的人的确每天都听猪哼哼，只有年下才能吃到猪肉。几户人家满意地分到了肉后，会计点到了我的名字。队长问，要那块？当时我年龄小，只知道肉香，那懂什么部位。善良的乡亲们七嘴八舌说，知青不要下水和猪头，这些东西不好拾掇；一位老者发话，娃要回家过年，给砍块中肋，又好带、又好看，他大（父亲）他妈一定爱。
队长砍下一块中肋递给会计过秤。这块肉足有八斤，明显超过每个人的分配标准。一称果真多了。会计看看队长，队长说，算了，娃一个人，多点就多点。然后诙谐地说这也算贫下中农给城里人送的礼。实话说，当时城里的人过年也是凭票购买几斤肉，这块厚厚的中肋肉足以让很多人流下口水。
第二天，我带着这块肉，高高兴兴地跳上回城的班车回家过年去了。
30年过去了，每次想起母亲用这块肉做的菜、包的饺子总是回味无穷，不能忘怀，它怎么就那恁么香？以后的日子，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无论在酒席宴上暴殄天物，还是在家里咀嚼粗茶淡饭，我都没有吃过这样香的肉。
如今在加拿大，尽管猪肉很便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买那块儿买那块儿。但是永远也没有当年队长砍下的那块肉香。这块肉远远地超越了解馋、果腹、做菜范畴。身在他乡，这种感觉更加进了陈酒、浓茶般的乡愁……，什么时候我才能再亲身体验一次杀猪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