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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悬浮于风》第三章1-10节

(2014-01-18 03:17:00) 下一个
訾非 《悬浮于风》 

第三章 何所似


1


九月十号,他早早从床上爬起来,去卫生间用冷水抹了一把脸,去厨房胡乱吃了点隔夜的冷稀粥,就匆匆出了门。他下楼,胸口也有什么东西在次第下沉。等走到楼道口,又有一股忐忑的情绪升上来,直升到嗓子眼。


走出楼道口,扑面而来的清凉的空气让他精神一振。他看到对面人家窗口的铁护栏上,牵牛花的藤蔓簇拥逶迤,铺成一面蓊郁翠绿的墙。一只只单薄的喇叭兀自支棱着,淡紫、靛蓝、纯白、紫红,在冷空气里瑟瑟颤动。几日前天气骤然凉快下来,它们就是在那时陡然盛放的。
 


它们算是这仲秋时节最醒目的花了。其它的,紫薇、月季、蜀葵之流,都一天天憔悴下去了。只有牵牛排众而出,当逢其时。


他抬头看天,上面又高又远,蓝得让他眩晕。


    他走到小区门口,深吸一口气,不由得又抬头去看让他眩晕的天空。这时一辆出租车打面前驶过,猛地刹住了。


“去哪儿?”司机问。


“西客站。”


“那好!”


他钻进车里,司机利索地把空车牌扳起来,忽拉一下就冲出小街。


 


这是个健谈的司机,一路上问这问那:“先生接站去啊?”......“令堂多大年纪了?”......“退休了?”......“退休前做什么?”......“您多大岁数了?”......“有孩子了?!”......“女儿几岁?”“......。”


    黎一一作答,在这个城市,现在没有第二个人比这司机更了解他的家事了。


打听完他的情况,作为交换,司机把话题转向自己。他说自己有个儿子,十多岁了,在上中学,说,“还是女儿好!”那口气有安慰他的意思。


    “怎么就好了?”


    “那可不!儿子是啥?不就是个名分,指望不上!”他把头往坐椅上一靠,闭了闭眼。“你说我吧,”他睁大眼,咽了口唾沫,“你说我吧,给爹妈钱,还得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媳妇知道了;不然她就不乐意了。”


“哦。”


“可她对自己爹妈可上心着呢,一星期跑好几趟……。”


他说这些话的语气是轻松的,态度超然,就像在讲别人的事,黎没有听出埋怨的意思。当他说“不然她就不乐意了”的时候,嘴角还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那意思是,“我怎么会让她知道?!”


黎有点喜欢这人了。


    “先生得有四十了?”司机问他。


    “差不多。”


    “三十八?”


    “三十四。”


    “那!远着呢。瞧我,四十!!”他叹了口气,“人过四十天过午!”他摇了摇头。


黎胸口突地一跳。


 


司机扭开收音机,那里头传出刘宝瑞的声音:“……进了城,他不知道考场在哪儿,骑着马满处转悠,走到棋盘街,看见对面来了群人,当中有个骑马的,前边有俩人打着气死风灯……。”司机一言不发地听,脸上笑意荡漾。


    车窗外是高低起伏的楼宇,一座座扑面而来又倏然远去。房产公司的巨大广告牌鳞次栉比,都取了欲雅还俗的名字:“易墅世界、”“滨岸花园、”“沁园春景……。”他比较喜欢那个“水上人家,”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让他不由得想起在美西海岸看到的那些船屋,它们飘在水上,有如一大群水鸟,热热闹闹又孤苦伶仃。在他二十多岁的年纪,他对那些船屋别提有多心驰神往了。他曾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一个。但现在,如果让他选择,他宁愿住进山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他觉得这不仅仅是兴趣的改变,而是有什么东西在把他朝另一个地方推过去,这地方他过去避之不及。十年前,到一座山里了此一生的想法会让他感到莫名痛苦,那时他一心想去美国,去纽约,老觉着有什么灿烂辉煌的东西在等着他。


十年,十年就把一个人改变成现在这样?


    车外的景致很快就让他麻木了,他合上眼,想睡一会儿,同时又担心马上就要到车站了。他在懵懂中看到女儿的脸:白皙、饱满,鼻尖上落着一点儿阳光,这阳光伴着一缕馊乎乎的,却并不难闻的气味――是她尿湿了床单。还有若有若无的奶腥气。没有孩子之前,别人家孩子身上的奶腥气总让他退避三舍,令他作呕,没想到这气味终于和温暖的记忆拴在一起。早上起来女儿不肯穿衣服,半裸着身子在床上奔来跑去。好不容易把她捉到了,强迫着套上衣服,却把她惹恼了,哭成个泪人。饼干破了一小块,也哭成泪人。她的头发稀少,洗完头,一绺绺的细毛纠结在一起,露着头皮。他用电吹风给她吹干,她舒坦地眯着眼睛,睫毛颤动不已。头发吹干了,蓬松松的,有点儿卷曲。头是很好看的饱满的形状,额头微凸,双颊丰润。是个漂亮姑娘,像她妈妈。她扎了个冲天小辫儿,用一只红色的小夹子夹住,是她妈妈扎的,他也试过几次,扎得很难看,不成个形状。她顶着个冲天小辫儿成天在草地上跑,老是跌倒,有时顺势就躺在那里不起来――晒太阳――那是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


    出租车折下高速路,沿着一个弧线转到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街。他看到西客站高耸的钟楼--这模样不怎么讨人喜欢,方不棱登、突兀倔强,就像在和整个世界闹别扭。


出租车爬上螺旋形的通道,上到车站二层入口处,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停车的位置。他付了车钱,跟这个健谈的司机道了别。


买站台票,下到南二出口,他重又惴惴不安起来。


从南二出口进去,便是一个郁闷的大厅,接站的人或站或蹲,百无聊赖。他在一根廊柱旁站了一会儿,四处寻找电子屏幕。他注意到廊柱旁支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因为这几个字,他反倒想去摸一摸廊柱。他觉得这个冲动很不可理喻。


他看表,离火车到站只有十多分钟了,又是一阵惶然。


他终于找到了电子屏幕,盯住上头的红字看,发现从H城来的列车晚了点。他不由得松了口气,转而又焦虑起来--毕竟母亲在路上,终归是要来的。


{女儿在两岁之前很大方,无论她在吃什么,只要别人问她“能给我一点吗?”她就毫不犹豫地拿一半出来,甚至把手里唯一的一份举到你面前。她因此博得了大方的名声。两岁之后就不这样了,她总是转过身去说不!或者拿给你极其微小的一丁点儿。自己小时候最初的一些记忆也和这样的冲突有关。这些记忆都极为模糊,清晰的是父母阴郁的脸。他们非常担忧他的道德状况。他更怕母亲。当他倔强时,她担心他将来会变成“杀人犯”。“你还会杀人咧!”这是她家乡的方言,意思是,如果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可收拾,你会干最可怕的事。她也担心他的健康状况,担心这个唯一的孩子会活不下去,生病死掉,突然从她的生活里消失;她肯定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神话里有担心女神,母亲就是。担惊受怕,畏首畏尾,用她的杞人忧天统治着一切。妻子对女儿也一样,给她穿得厚厚的,怕她冷着了,感冒了,恨不得把她放进消毒柜里保存起来。}


[别去想这些,你总不能老这样怨天尤人。]


2


母亲终于带着她的唠叨来了。一下车就问他吃过早饭没有。没有。没有?!“早饭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健康杂志上最近就有关于早饭与某些疾病的相关研究,证实民间的说法‘早上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最科学......早上必须保证一个鸡蛋和一杯牛奶;我跟你爸胃都不好,你年纪还轻,可要注意了。你一个人在外地我们也照顾不到,我们大人说这些都是为你好你可要听进去你不要嫌我啰嗦,什么都比不上身体重要不是说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是没有身体了什么奋斗什么追求不都是一场空?你们现在还年轻不知道厉害其实你也老大不小了孩子都有了我看你现在又瘦了你现在一个人了得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早上起来煮两个鸡蛋又不费事冲一杯牛奶更简单你不要怕麻烦身体可是你自己的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注意身体大人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亲身体会你怎么能不吃早饭呢你回来也有不少天了你都是这么过?你在美国都是怎么过的要不是我身体不好我早就去美国看你们了我就知道你们照顾不好自己......。”


“妈,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


“你还说你不是孩子了你连个早饭都不能按时吃一天一个鸡蛋都坚持不了你还说你不是个孩子了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跑到北京来过的什么日子......”


他望了母亲一眼-―她更老了,是真正的衰老,不同于年轻时的娇弱,或中年时的病厌,现在真是老态龙钟。他觉得自己再不能抱怨她了。


 


    然而他还是不自主地陷入恍惚的记忆,母亲的话语被阻挡在耳膜上,都是细小的、密匝匝的劈啪声,有如急雨敲打油布伞。母亲几十年来要求全家人早餐必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这是她的营养学的两大支柱——“两只鸡蛋主义”和“一杯牛奶主义”。只要有机会,她就要向人游说。


两只鸡蛋一杯牛奶,母亲向他重申了多少回?肯定不下于一千次,应该是一万次。小时候只要他不肯吃鸡蛋或不肯喝牛奶,就会遭到苦口婆心的规劝。吃?吃!吃!必须吃!!他恨牛奶和鸡蛋,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让他讨厌,那就是牛奶和鸡蛋。


他领着母亲从南二出口出来,等出租车,听着母亲第三次重申她的牛奶鸡蛋主义,声调情态都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这让他恍若隔世。


“有个老妈在你耳边三令五申,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幸福”。这是柴柯曾对他说过的双从否定句。柴柯这句话让他觉得自己连抱怨都是一种罪过。


    他于是询问母亲搬新家的事情,她果然被引到这个题目上来了,不再提牛奶鸡蛋。她说动迁当日,在原来的屋子里用电饭锅蒸了一锅饭带到新屋子里,也就是把“财气”带过去了;没请搬家公司,请朋友们帮着搬,有十几号人,于是新屋子“人气”就旺起来了;还给菩萨烧了几柱香,保佑……


    一锅饭能有什么财气?搬个家惊动一大群人,真是愚不可及。


他对母亲说,这么折腾实在没有必要。她马上面有愠色:你别不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年你中考、高考、出国,哪一次不是菩萨保佑?


菩萨神通广大,母亲比菩萨神通更大,世界听菩萨的,菩萨听母亲的。


他想起高考那阵子,家中烟雾缭绕,成了佛堂。菩萨搁在客厅的一个小桌上,白瓷做成,被荧光灯照耀着,发出奇异的光芒;香是白天黑夜地点着,天花板都被熏黑。那时候他对这些非常反感,那种乌烟瘴气的场面让他莫名焦躁。亲是上过大学,入了组织的人,她的信仰就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什么也不能驱散她心头那些莫名的恐惧。他不能理解她的恐惧。玫的忧伤他是能理解的,母亲的恐惧他不能。


不过现在有时他觉得自己的不理解或许是自欺欺人。


    出租车开进小区,停在楼前。他付了车费,提着母亲的行李,领着母亲上了楼。刚打开门,母亲便要去煮鸡蛋。他说他已经买了速冻的水饺,下水饺吃。但她坚决不肯,说超市里卖的水饺不知是怎么做出来的,说你怎么能吃那东西。他只好让她去煮。


他还记得小时候她煮鸡蛋的情景:在一只银灰色的钢精锅里倒上水,然后郑重虔诚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搁进水里,蛋落到锅底时会发出极其细微“噔”的一声,鸡蛋在沸水中翻腾时也会碰击锅底发出噔、噔、噔的声音;火候要掌握得恰如其分,早了淌黄,打开蛋白里面就会泻出腥味的液体;晚了干硬,蛋黄吃下去噎喉咙。母亲喝牛奶、吃淡而无味的白煮鸡蛋时也满怀虔诚。她总是仔细地洗手,然后坐在桌前若有所思地吃。对了,就是那表情:吃饭、走路、做事,都是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他认为自己多多少少继承了这种性格,思虑过度,心思太重。


两个鸡蛋、一杯牛奶,一朝不如此,母亲就会整日忐忑不安:营养不足了,白血球下降了,血小板不够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打乱。


3


鸡蛋煮好了,母亲并不吃,她说她已经在车上吃过了,昨晚上火车时带了四个,两个晚上吃,两个今早吃。他不肯吃鸡蛋,他说最恨吃鸡蛋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要听话,我这是为你好,你这么大了三十多了难道分不清好话怀话?”


这话令他愤怒,有一股想将鸡蛋从窗口扔出去的冲动。他给她冲了一杯牛奶,放在她面前,放牛奶的动作很生硬,让牛奶在杯子里荡动了许久,几乎泼洒出来。这些她都看在眼里,眼睛蒙上了湿润的一层。他只好坐下来剥那两个鸡蛋,在一阵绝望中把它们敲得噼啪作响。


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居然还在牛奶鸡蛋上跟母亲争执不下,他觉得这太过荒谬。


母亲说她很快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就会常来,说你这孩子得好好看着,从来都不注意身体。他又一次感到绝望。他说您退休以后在家享清福吧,别跑来跑去受累。


“你是不是嫌我?嫌我我也得来,还不是为你好,你打小就不知好赖,由着性子;你在美国我看不到你,不然会让你离婚?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样,三分钟热度,我跟你爸爸吵了一辈子还不是好好的,过日子哪有碟子不碰碗的......。”


他说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你怎么能这么消沉,三十出头,干事业的时候,古往今来多少有成就的人都是在这个年纪干出事业的。”


又是“古往今来”,他说他不想干什么事业。


“可不要因为离婚就心灰意冷了。人一辈子哪能没几个挫折?毛主席不是说过,胜不骄、败不馁?”


“您的毛主席说过‘天若有情天亦老’,您怎么还烧香拜佛?”


“你留学好的没学到,就会了翻嘴吊舌!我说的这些是好话坏话?你出去打听打听,谁家父母不是为自己儿女好!”


 {小时候,她就这样,把手往门外一指――“你出去打听打听”――把他指向真理的源泉。}


她显然生气了,苍老的脸上露出悒悒的神情。于是他把鸡蛋塞进嘴里,喝了一大口牛奶,心乱如麻。她也把杯子端起来,若有所思地喝牛奶。他知道一场争论才刚刚开始。他们是棋逢对手,母亲决不会甘拜下风。


    但是电话突然响了,他如释重负,马上起身朝它冲过去。


    是汪洋打来的,这阵子他几乎天天在这个钟点打电话给他。汪洋在美国,时差十二个小时,这个钟点电话费打折。从漫长的电话线传过来的声音有气无力,他说他老婆找了律师,铁了心要跟他离婚。他说安然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巫婆、该死的荡妇,他让黎给他出出主意,惩治她一顿。听了这些,黎的心情陡然跌落。


汪洋说,这“婊子、”“荡妇、”“小市民、”“忘恩负义的猪,”“想跟我离婚,去找美国人,我不会便宜了她。”


“你要我做什么?”黎有点不耐烦地问。


“给她打个电话!”


“打电话?”


“你跟她说,汪洋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什么都不在乎。”


“你自己跟她说。”


“我当然会!”


“我可不想再掺和你们俩的事了。”


“你别跟我废话,就跟她那么说。”


“都到这份上了,离就――。”


“说什么呢?!你毁我?!”


“你是想跟她过下去,还是――”


……


电话那头沉默了十秒钟之久。


然后突然传来恶狠狠的声音:“这婊子!我要她不死脱层皮!”


“还是离了算了。”


“你是不是跟安然也这么说过?!算了!你跟越林是一路货!”喀嚓一声,那边把电话挂了。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那一声喀嚓还是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于是他很想给越林打个电话,发发牢骚,但想到这边贵得离谱的电话费,也只好作罢。他觉得在德克萨斯读书时的同学里头,越林算是跟他交情比较好的一位了。有一阵子越林当了学生会干部,张罗各种聚会。汪洋跟安然的婚事就是越林操办的。那是98年春节过后,大陆学生会特地租了学生活动中心的一间大会议室。越林跑前跑后,把场面搞得热气腾腾的。几个美国学生也被引来看热闹。汪洋穿了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马褂,安然穿了旗袍,被围在一堆穿着夹克、牛仔裤和西装的人中间,极有戏剧性。他俩拜了天地,对唱了“夫妻双双把家还,”还颤巍巍咬了一只不大不小的苹果――那是一只通红的“蛇果”,出国前他在超市里看见过,贵得出奇,而到了美国才发现它是最寻常不过的东西了。吃完了CiCi Pizza送来的外卖,众人作猢狲散,几个跟安然和汪洋比较熟悉的留学生开了车直奔他们的新房――汪洋租的一居室――各自带了啤酒、白酒和饮料,在逼仄的新房里喝了个痛快。


现在汪洋对越林怨愤交加,在给黎的电话中提到他,总是“这个吊越林。”“吊”是汪洋的家乡话,大约是“鸟”的意思。


前些天越林也给黎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汪洋“疯子”、“偏执狂”,愤慨之情溢于言表。黎暗地里想,要是自己把汪洋对越林的用词转述给他,不知他会怎样激动――汪洋给越林贴的标签还包括“笨蛋”、“蠢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半年多前,安然同汪洋大吵了一架,汪洋把安然暴打了一顿。安然从他们在休斯敦的家里跑出来,开着车一路向北,路过越林在奥斯汀的住处,越林和他老婆好生相劝,又给汪洋打了电话,她才回到休斯敦。关系缓和了一个多月,怎奈又闹了起来,此后战火频仍,次次都是又撕又打,伤痕累累。安然当然打不过汪洋,便向朋友们打电话求助。越林在电话里劝她:“实在不行,就离婚吧。”这话惹恼了汪洋。汪洋家里有两个电话听筒,分别安在两个房间里。安然给别人打电话,汪洋就在另一间房子里拿起听筒监听。“你害我,我都在电话里听见了,你个吊人。”汪洋对越林说。


前些天越林打电话来,叫苦不迭,他说汪洋给每个熟人打电话,要他们劝安然回心转意。而安然对每个人都坚决地说:“再劝,我就去死。”


黎说闹到这地步,还不如赶快离了。“谁说不呢”,越林说,“不就那么回事,过不下去就离了呗,鬼汪洋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说我拆他的台,说我信口开河,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成天想什么。”


汪洋是通过柴找到他的电话的。黎这几个月没有和汪洋联系,电子邮件也没有发一个。汪洋又是怎么知道柴的电话呢?在这种事上,汪洋向来能力巨大。


4


黎挂了电话,下楼去超市买水果,买烟。正午过后,外头的阳光灼人眼目,空气也变得暖洋洋的。对面楼下的牵牛花统统合上喇叭,变成蔫唧唧的死样儿,清晨开花时倔强峭拔的情态一扫而光。他带着玩世不恭的心情想到那个古希腊的传说:狄奥根尼告诉亚力山大,“别挡住我的光!”


如果牵牛花能张口,它们一定会说:“别再有光!”


马路上行人如织,超市里也摩肩接踵,处处弥漫节日气氛。人们都莫名奇妙地激动起来,买走整盒整盒的华而不实的月饼。那些大盒子套小盒子层层包装精致无比的面团,滋味糟糕难以下咽。人们对无用之物的热情真是不可理喻。


{一到感恩节,他的那些美国同学和老师就在家里烤火鸡。光溜溜的硕大的鸡烤出来,没滋没味的,但他们还是年年非烤不可,就仿佛他们对火鸡积攒了一整年的仇恨。“这就是象征,人活在象征里就像青蛙活在臭水坑里。”他的一个教授一边切火鸡一边如是说。}


 


黎几乎是刚到美国就认识汪洋了,在那个德克萨斯小镇的大学,大概没有中国人不认识汪洋。黎是在学生活动中心的乒乓球台子上第一次碰到他。台子周围全是中国人,玩坐桩,谁先输六个球谁就下台。汪洋的球技不俗,但急于求成,下手猛狠,一再失分。当他们两人都下了台,汪洋很殷勤地问他是不是新生,从那儿来的,学什么专业,有没有全额奖学金。听黎说是学社会学的,就劝他尽快转专业,说这个不好找工作,最好转计算机,学统计也行。以后每次碰上,汪洋都会殷切地询问:你是不是已经转专业了?
 


半年后汪洋搬到了黎住的街区,成了邻居。隔三岔五,汪洋会来他这里小坐聊天,他才知道汪洋已经三十多了,来美国前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助理兼教导处主任,发表过十几篇教育论文,刚来美国读的是教育哲学专业,现在已经转到计算机系了。


“计算机火啊!” 汪洋说。


有一次汪洋对他说,他来到这世上,是带着使命的,他说他要改变美国。这听起来很滑稽,让他觉得他精神上有问题,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该嘲笑人家。是啊,难道一个男人就不能有点抱负?
如果一个孩子在裤裆底下夹个扫帚满屋里飞,你能说他精神有问题吗?


 


    汪洋追安然是花了一番心血的。他说他对她是“典型的一见钟情”。他说他在学生活动中心打乒乓球,瞥见到一个女孩在隔壁的台球室举杆击球,她潇洒的动作、专注的神情和额头上垂下的一绺黑头发让他立刻“被击碎了”。他就是这么说的,“被击碎了”。黎觉得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说这话未免肉麻,转而又想,人家毕竟还是个光棍,说不定还是处男之身。


汪洋问他,想追安然,怎么办?他说你给她打电话,约她出去吃饭不就得了。


“不妥不妥,这么直接,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汪洋说的就是这几个字,这种说法十分醒目,甚至算得上有创意。


半年后汪洋和安然居然结婚了。婚礼办得轰轰烈烈,安然的脸上也洋溢了幸福的笑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时候,她和汪洋对视的眼神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世界上一切事情,开头总是最好的。


    越林在电话里说,当年汪洋追安然的时候,也找他出过主意,他也是让汪直接去找她。对于这个建议,汪洋当然嗤之以鼻。几天后,汪洋撺掇越林以学生会的名义办个活动,去离城十里的一处湖边钓鱼、烧烤,汪洋主动请缨,四处打电话联系中国留学生。


    没错,他记得正是那次烧烤,汪洋和安然第一次出双入对。汪洋用他的HONDA把安然接来送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有心计啊!”越林曾感叹说,“机关算尽!”  


    汪洋当然是那种巧设机关的人,他在教育系读着博士,拿着全额奖学金,却一门门地选修计算机系的课程,等计算机课修得差不多了,就马上转入计算机系,转眼毕了业。汪洋有这个能耐,让整个世界为了他的目的运转起来,这倒真是汪洋所神往的那些大人物们共有的特征。


    几天前,越林在电话里愤愤地说:“汪洋这家伙现在给每个熟人打电话,要他们劝安然回心转意,别离婚。他以为安然依然爱他,跟他闹离婚全是别人怂恿。汪洋说一个女人能有什么主见呢,还不是你们起哄,把她脑子搞乱了……。他给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打电话,要领事来调解,我靠!我看他要是能找到联合国秘书长,那还不得给他开个安理会……。”


黎能想象汪洋气急败坏的模样,想象他疯狂地抓住一切可能的心情。可是结果必定是一团糟,恐怕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


 


5


回到楼上,母亲对他说,刚才那个叫汪洋的人又打电话来了,我说你不在,他说明天还会打过来。


母亲问是谁跟谁要离婚。黎说你不认识。


母亲说:“这种事,从来都是劝合不劝散,你可千万别说傻话。”


看到黎没吭声,她又说:“你肯定说傻话了,我听得出来,”母亲望着他,露出担忧的神情。只要发生芝麻粒大的事,她就会把这种表情涂得满脸都是。


“我说不说他们那个婚都是离定了。”他说。


“离不离是他们的事,你可不能搀和,你犯不上让别人因为这种事恨你。”


黎还是没有吭声。


“你记着,人活世上,仇人少一个比多一个好。”


“还是离了干净。”他知道自己又在故意刺激她,但还是忍不住说出了口。打小他就这样,和她针锋相对,非要弄得战火纷飞。


“你记着,咱们是中国人,你出国了趟国,别学外国人那些摸不着边的。”


你记着,你记着,你记着。黎从塑料袋里掏出一只梨,用水果刀茫然地削。梨汁顺着刀片流到手指上,粘乎乎的不胜其烦;梨子对刀片有种粗涩的摩擦感,仿佛一张砂纸。他忽而想到,无论劝合劝散,自己都没什么可说的,自己的事就已经够烦的了。汪洋打算死缠滥打,那是他的事,他紧抱不放,或许是脑子出了毛病,或许他脑子从来就没正常过,谁知道。或许自己的脑子才有毛病,谁又知道。母亲每事必问菩萨,她脑子有没有毛病?或许天下的人都有毛病,鬼知道。他把削下来的梨皮扔进垃圾袋,把梨子递向母亲,看见她的脸,才意识到她还在说话。从那把水果刀落在梨上到他把梨子递给母亲,这之间该有好几分钟吧,自己竟全然把母亲的声音屏蔽在外,耳朵像一扇窗子关上了。现在他集中精力,努力捕捉母亲的声音,希望能把漏掉的那部分内容修补起来。


 “……劝和不劝散……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还好,主题不曾转换。“……当年玫玫她爸……。”


听到玫的名字,他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


玫的父母是早就离了婚的,详情他不得而知,玫从来不说。以前母亲也不跟他提这些事,现在不知怎么了。


母亲陶醉于对陈年旧事的叙述快感中。他又从塑料口袋里拿出一个梨,慢慢削着。只要不打断她,母亲就是一座电台,不间断播出并插播广告。


从母亲的叙述里,加上过去玫一星半点透露过的消息,还有自己那些或许靠不住的记忆,那些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慢慢就有了一些眉目。


    文革时期那些热烈的年份,玫的父亲刚好大学毕业,从上海被分配到涂门。一年后,他和他的大学同学在上海结婚,然后带着她回了涂门。他们都是学美术的,分到了县文化馆。


真正的工作是没有的,写写大字报,开开会,有时也奉命画几个巨幅宣传画,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你别说宇老师是真有才,革委会那个巨幅主席画像就是宇老师画的,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大家都把玫的父亲称作“宇老师。”其实他在文化馆时并不是老师,当老师是后来的事情了。宇老师复姓“宇文,”涂门人却总叫他宇老师。


    在宇老师妻子眼里,涂门的宇老师发生着让她担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那种跃跃欲试的东西没有了,代之以懒散拖塌,甚至有点儿玩世不恭。有一天,她看见宇文坐着,磕着瓜子,一条腿搭在小凳子上,痉挛似地抖动。她怒不可遏:侬哪能介滑稽个!
 


她觉得宇文老师在变成一个涂门人,他颠腿的神经质动作,磕瓜子的贪婪的神态,活脱一个涂门小阿飞。他们开始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然后动手打。


    再后来,宇文老师喜欢上了一个女同事。他想离婚,然后跟她结婚。而这个女同事是有夫之妇。他劝她也同她丈夫离婚,但人家丈夫怎会答应?宇文老师对那个丈夫说:“要么咱们换?”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老婆给你,你把老婆给我。这话传到宇师母耳中,让她出离愤怒,要去投黄浦江(她是不屑于投涂河的),说脸都被宇文这个瘪三丢尽了。后来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事,大家乱作一团,都说宇老师疯了。那是一九七一年。


   
后来宇师母终于同意和宇老师离婚。但是单位岂能放过他,坚决不让。事情闹到满城风雨,这期间宇师母却怀了孕。


   
玫在母亲肚子里当仁不让地一天天长大,宇文老师也越来越沉默了。孩子生下来,肉乎乎、乱糟糟的一小团,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都带着礼——大多是那种用纸盒和油纸包装的奶糕,上面印着个胖宝宝——来瞻仰这小小的肉体,心里头暗暗猜测,“这孩子是谁的呢?”有口无心地说“宇老师,孩子像你。”


这孩子当然是他的。


 


   
在一天深夜,宇老师把这肉乎乎的一团抱进怀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窗外的路灯漏进斑驳的光,妻子睡熟了,模样还算安详,几乎让他感动。他扭头看到衣柜旁放着的一只空空的布口袋。是装面粉的口袋,每个月他都会拎着它去一趟粮站,用粮票和钱换一袋面粉回来,倒进厨房的洋铁桶里。一袋面粉倒下去,刚好一桶,不多也不少,一阵白色的烟雾在桶口悠悠飘浮,许久才会散去。


他抓过口袋,翻开来用力抖了几下,黑暗中看不到漂浮的粉尘,却能闻到生面的腥气。他在纷纷扬扬的面粉味里把玫抱起来放进了口袋,把口袋背在背上出了门。


 


涂门火车站在京浦线上,即便深更半夜,也老有南来北往的火车毫无必要地停靠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一停就是好久。他没往候车室里走,他沿着站外的围墙走了百十米,从一个生锈的敞开的铁门钻了进去,又顺着围墙往回走一阵子,就上了月台。正是料峭的三月,冷空气打月台对面的田野无遮拦地吹过来,钻进他的裤管和袖子。他把口袋从背上放下来,抱在胸口,站在蓝幽幽的一处灯下,深吸一口气,感到怀里的那一团在微微扭动。这时一辆打北边来的火车嘶叫着一头扎进车站。这是一列终点在上海的火车。上海,就是这两个字,车厢上的牌子清清楚楚。


    他上了车,看到满车厢都是昏昏欲睡的人。他把布口袋放在车座上,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奶瓶看了看,里面有白色的奶,是用朋友们送的奶糕加热水兑出来的。他把瓶子放回贴胸的衬衣口袋里,朝窗外看去:火车又开了,刚才站立的地方那只蓝幽幽的信号灯正在朝北方退去,愈退愈快,转眼不就见了。在加速的惶急中,车厢痉挛,一车熟睡的人都在颤抖。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然而这念头像划过车窗的路灯光,转瞬即逝。他坐下,把布袋抱在胸口。他打开口袋朝里面望去,看到玫的小腿痉挛似地抖了一下,随即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冲出来,热乎乎的尿马上渗出了口袋,把他的衬衫裤子都濡湿了……


6


宇文老师一年后回到涂门,据说他的疯病在上海治好了。


    回涂门还是要离婚,这次倒很顺利,领导们对疯子网开一面。马上被调到山镇中学当老师。在他强求之下,玫也跟着一块去了,大家都有点顺着他的意思--谁知道疯子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后面的情况,黎已经能用自己的记忆加以补充了。他记得那张黑白的照片:他拉着玫站在一株马尾松旁边,玫穿着一个肚兜,从黑白照片里看不出是什么颜色;而黎什么都没穿,光着屁股。从照片上看,黎大约三岁,玫两岁多一点。黎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但是面对照片,他感到很熟悉。他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是坐在一辆解放牌货车的驾驶舱里,他和玫挤在一起,趴在窗口。宇文老师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只黑色照相机,说,玫玫,笑一笑。她不笑,宇文老师又催促:玫,小黎,笑笑?!于是黎把所有的笑容胡乱堆在脸上,那情景被啪地一声装进了黑盒子里。在照片上,玫依然没有笑,而黎笑得太多夸张,是把玫的笑容也劈手夺了过去。两张照片都呆在黎的一本老相册里,这些年被他带在身边,但他很少去翻它。他也用不着去翻它,那些人和物都印在他脑子里了。他记得玫在照片里梳着两只短短的马尾辫儿,一边一个,搭在肩膀上,跟背景中的松影同样的黑。那是很神气的两只小辫子,她摇脑袋时,它们就活泛起来,让他想到拨浪鼓,还能听到嗙嗙嗙嗙的声音。


    母亲说:“当年宇老师闹离婚,两口子都来我们家,玫的妈妈老是哭哭啼啼的,宇老师一言不发,我就信那句话,‘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你看现在,虽说人家还是离了,我们两家关系都还不差吧?宇老师不是老打国外寄信来?玫玫她妈也还老给我们打电话。”


    于是黎不无理由地询问玫的近况。


    “小玫跟一个军校教师结婚了。”[这我知道。]“关系不太好。”[可以想像。]“但还凑合。”[你跟父亲争吵一辈子,不还是凑合着?]


他不知道母亲看待婚姻生活的标准,他没问,觉得已不值得一问。“玫现在画得不错。”[应该会吧。]


“前阵子来H城参加了一个画展,顺便来家里看过我和你爸”。[这些我倒不知道。]


他专心听着母亲的絮叨,却装出一副淡然的表情。


 


  后来,宇老师喜欢上的那个女同事的丈夫从革委会的楼上跳下去摔死了。黎知道他摔死的地方,小时候有人在那个生有一株楮树的幽暗院子里指给他看过,其实就在他母亲办公室门口。小时候没有人告诉他那个摔死的人是谁。现在母亲告诉他,是宇老师把他气死了,但也很难说,他是个反革命,一直就很倒霉,日子原本就没法过下去了,而且他老婆确实要跟他离婚,不过也许没有宇老师这事他也不会死。母亲一旦做一个断言,就立刻否定掉它,然后再否定掉自己的否定。


7


第二天,黎陪着母亲游了一趟颐和园,在那些人去楼空的阁台亭榭间转悠了一整天。旅游对于母亲,向来可有可无。岂止是旅游,在他的记忆里,母亲难得对什么感兴趣,除了她的一堆工作,除了养生。她似乎总有太多工作没做完,仿佛如果不完成这些工作,整个世界都不能运转了。但他觉得她的工作其实无足轻重。干了一辈子无关紧要的工作,忙了一辈子,倒还不如不忙。至于养生,在他最早的记忆里,母亲就像神农氏一样尝尽了百草。身体上总有病,却也查不出什么特别的病。这是怎么回事呢?


但是他记得,在他大约6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去了一趟青岛。是母亲单位组织的旅游。一路上,母亲心情振奋,快言快语,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她还和他一起在沙滩上捉螃蟹,用沙子垒城堡,捡贝壳,晚上联欢的时候,还唱了一首歌。这样的记忆绝无仅有。当他们回到家里,起初一两天,她谈论沙滩和天空,仍然心潮澎湃的样子。两三天后,一切如常,工作、疾病、林林总总的担心又附体似地回到了她身上。


从颐和园回来,母亲就再也不想上街了。她呆在家里,干一些无关紧要的活,热杯牛奶,看看电视,脑袋里转悠着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第三天就这么过去了。这是漫长的一天,母亲少不了重申她的两个鸡蛋和一杯牛奶主义。


下午他觉得太无趣,便拿了一本小说躲进卧室慢慢读。


“要不要再出国?”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经站到他背后。


“不了。”黎埋头读他的小说。


“你打算在这里干什么?”


黎没吭声,仍在读他的小说。


“有什么事不能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黎还是继续读小说。


“你越来越看不起你这个妈了!你怎么能这样子,跟你讲话,头也不抬!”


“我在看书。”


“就在乎这一会功夫?看什么书--我看看--不就是本小说?你有时间看小说就没功夫听我说句话?”


他放下书,抬头对她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可以解决。”


“你看不起这个妈,那你最好把这个老妈扔得远远的!”


他把小说搁在桌子上,说要下楼去买点东西,转身就出门了。


 


他在街上顶着多云的天气漫无目的地走。游移不定的日光一会儿洒在街上,一会儿又把自己紧束在云层里。他穿过挂甲屯桥,沿着那条灰蒙蒙的小街行了一段,就来到大街上了。一辆碾路机正隆隆隆隆开过去,气势煊赫威猛,把他面前一块水泥地面压得四分五裂。他看地上那些形状光怪陆离的碎片,就俯身翻开一块。水泥板的背面是拉拉杂杂的石头子儿,像一张麻赖的脸。他拎着这块不大不小的水泥走了一段,才意识到自己在毫无必要地移动一件重物。他瞅见路旁有一只垃圾箱,就把它拎到那里噗通一声扔了进去。
 


    这一段街区原本平坦,人行道是用半尺见方的灰色正方形水泥砖平铺而成,每块正方形砖面上又被四条直沟分割成更小的九块正方形。站在这条街上,除了国槐,满目都是笔直的线条:XX大学笔直的围墙,十字路口笔直的斑马线,笔直的马路牙子,笔直的居民楼和公共汽车......。这些线条让他不免产生一些疯狂的念头。看着这些线条被碾碎,反而让他感到释然。


    “越来越看不起你这个妈了。”[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应该顺着她。]


他在畅春园门口小卖部买了一包烟和一只打火机,踅进公园,在那些假山乱石之间抽烟。


8


   


母亲坐晚上九点的火车回了南方。她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和上帝创世纪的那个星期一样漫长。母亲煞费苦心地梳理了他生活中一切的细枝末节,不放过一根头发。她的叮嘱像无数细小的神经探入他的大脑,让他绝望,他觉得自己被某种无边无涯的东西遮盖着,就像这个城市年年春天如期而至的沙尘暴。


他打小就希望有个不一样的母亲,她能高兴地说,你看,天气多好,我们出去走走!他希望她快乐,而不是永远陷在与这个世界的风险的抗争里头,更不希望她把他也拖进这场战争。


送走她,一个人回到空落的住处,已是晚上十一点,回想这几天的生活,他的绝望之上又萌生一层荒谬――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不小了。他希望自己和母亲能像两个成年人那样说话,而不是一见面就双双坠入泥坑。


但这种希望肯定是不可能实现了。一见面就朝低处掉下去,没有理智可言,都变成最傻的傻瓜。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了,但他搞不明白,捋不清楚,抓不住,弄不好。他和衣而卧,怀着满腹愧疚跌进梦里。在梦里他看到母亲在缝纫机边忙碌,把那个“飞凤”牌的缝纫机踩得呼呼作响。她给他做了一件草绿色的中山装,上上下下有许多口袋。他把它穿在身上,摸索着那些口袋,暗自欣喜,他把能找得着的东西都放进这几个口袋,铅笔、橡皮、小刀,还有一块吸铁石,然后他发现自己飞了起来,风鼓动那些口袋,呼呼作响……


他突然朝一个幽深的井底跌落下去,跌落带来的惊恐让他立刻从梦里醒来。四周一片漆黑。他伸手拉了一下日光灯开关,灯光抖动几下,并没有嘭地一声亮起来,只是发出一阵颤颤的幽光。灯管坏了,那微光比真正的黑还要让他觉得昏暗。他索性关了灯,坐在一团漆黑当中。他恍惚觉得自己由这黑暗中浮了起来,周围黑色的液体泛着泡沫,沽沽有声。他朝天花板抬头望去,什么也瞧不见。床背硬硬的木头刺硌着脊椎。他听到闹钟的针头走动的声音,突-突-突-突,一声声在渺茫的空间穿行、熄灭,同什么都不相干。他诧异自己白天为何只是偶尔才能听到这声音的存在——它从早至晚一声声冲突着耳骨?现在他想把这声音抛开,却不能了,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执拗地撩拨神经。一些形象纷至沓来,他看到茫茫的大雪,天蓝得发慌,风吹在脸上很冷,却异常新鲜。蛰伏在暗处的冬麦悄悄伸展叶片,水灵灵的叶片,每一片都生机昂扬。他看到玫正在用毛笔在一张纯白的宣纸上画一片叶子,是兰草,它沿着一条弧线划向大片的空白,然后是第二片、第三片,仿佛是沿着宿命的轨道游走,命该如此,必须这样,叶子下面是嶙峋的石头――她用雨点似的笔触表现凹凸起伏与阴阳向背……他听到军号声,是凌晨,从军分区大院里发出来,一声声呜咽流向整个县城。他记得那个军事机关的家属区长年盛开娇艳的月季。他不会忘记那些月季:明亮、娇媚,仿佛是用热烈的期待哺育出来的。但每天凌晨从那儿飘来的呜咽让他畏惧,他难以想像这声音就是从盛开月季的那个大院传来的……。他又伸手拉了一下日光灯开关,看到灯管闪烁了两下,随之雪亮的白光从那里迸发出来,涂满整个房间。他坐到桌边看窗外,路灯已然熄灭,他连树影都看不到了。


他的电脑阒无声息地趴在桌上,他伸手碰了一下按钮,电脑立刻吱吱叫着恢复了神志。他拨号上了网,浏览的几个常去的网站,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复又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了。他在一个论坛上停留了半个小时,看到那么多人在争论着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他打开google,在那个诱人的空白里敲入玫的名字,点了回车,忽地涌出数百条结果。他逐一点开,在第五十条找到了玫的个人网页,那是她的一张照片和几幅作品,简简单单的。黎犹豫再三,就着上面的电子信箱给她写了一封信,问她是否一切都好,说自己在网上看到她的画很高兴。


9


    他没想到玫会打电话过来。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轻松明快,就像从另一个季节打过来的。


她问他,女儿好吗?妻子好吗?她说她近期刚好要去北京一趟,参观一个美术双年展,顺便可以看看你们。他据实以告:离婚了,但他们都还好。


挂上电话他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到厨房去冲一杯咖啡,步履都是蹒跚的。


他从厨房的窗户朝外望出去,正好看到一丛盛开的牵牛,有十几朵,一律蓝紫色,朝天举着,倔强而孤单。真奇怪,快到中午了它们居然都还没有委缩。


她的声音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是有变化的,七年前她的声音是什么样?是不是更清亮更幼稚一些呢?应该是吧。但头脑存有那么几个片断,就是电话里这样的声音。


他下结论似的告诉自己:玫的嗓音是变得有些苍老了。



而她在电话的那头也一定有类似的感受吧。


他又走到电脑前,伸手按开关。电脑呻吟着开动起来,风扇和硬盘的噪声合在一处从机箱后面的孔穴里咕咕而出,这种平时他浑然不觉的声音现在让他不胜其烦。


他去摆弄电脑,搬一搬、敲一敲,试图让它好歹安静一些,怎奈它我行我素,置他的烦恼于不顾,嗡嗡嗡地钻进他的脑袋,把它当成一只蜂窝。


他看到一只信封压在电脑下面,露出棕黄色的一角——是牛皮纸的信封,他不用打开,就知道肯定是母亲留下的。母亲钟爱这种颜色的信封,她说过,信封就是信封,就该是棕黄色的、用结实的牛皮纸做成,现在那种白色信封一看就靠不住。他几乎同意这个想法,但他还是喜欢白信封,棕色信封过于庄重了。


他又搬起电脑,抽出信封,打开它,里面塞满十多张百元的钞票。没有发现只言片语。她一个月的退休金,该有一半都在这里了。他把抽出来的钞票插回信封,更觉得从电脑里发出的声音难以忍受了。


他蓦地想起涂门东关的一处高地,一条公路打那儿经过,弯出一个L形的圆润的弧度。从那里可以俯视一条小河,也可以俯视不远处涂门体育馆那个巨大的足球场。每次他沿这条公路走,经过这个优雅的弧度的时候都会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安定。


那段路,是在中学和他家之间最远的一条,它总是尘土飞扬,是货运卡车和手扶拖拉机的天堂,但他只要有机会,就总是会走到这条路上。沿着那L型的弧度走一趟,就已经很幸福了。


他给母亲打了电话,说他看到她留下的钱了,他说自己从一个翻译公司里接些活,挣的钱足够维持下去,等等等等。他始终无法说出那个“谢”字,这个字从来就没在他们之间使用过。他对很多人都说这个字,但从不对父母说,这是个禁忌。


电话那头的母亲显然很高兴,乘机又重申她的两只鸡蛋主义和一杯牛奶主义。如果她不把他当成小孩子,她会崩溃,生活会猛然失去支撑。他茫然放下电话,重又烦躁起来。


电话铃又响了,他以为又是母亲打来的。他慢慢抓起烫人的电话贴到耳边,那边传来的却是姚的声音。


“星-期-天,嗯——星-期-天-早上-你-有-空吗?……有-有-就来-吧,欢-迎-你来。”姚语速迟缓,每个字被斟酌过滤过,慢到让他把心都揪起来了。


10 


星期天早上,他坐了公交车,来到姚在知春里的住处。姚的一室一厅里依然人满为患。他和他们打了招呼,就坐进众人挪出的空隙里了。


那个三十多岁的弹吉他的男人把中断的曲子又接起来。“……就是这样,乏善可陈,但因我主流血深恩,又因我主召我亲近。”[他姓桂吧,桂花的桂,也许姓张,嗯,那个有不少白头发的好像才姓张。“我姓桂,桂花的桂。”哦,还会有别的“桂”吗?姓“贵”?“贵姓?”“姓贵”。一到严肃的场合,你就浮想联翩,打小就这样,只要有人说“大家注意了”,就等于打开了所罗门的瓶子……。]


……上主羔羊,我来,我来,就是这样,不必等待……


{“你并没有把魔鬼当成魔鬼……”}


“因主应许必能成就,上主羔羊,我来,我来,就是这样,深恩妙爱,打破一切艰难阻碍,此身属主,专诚不懈,上主羔羊,我来,我来……。”


{那个硕大的蝴蝶趴在合抱粗的树干上,通体漆黑,但翅膀上有两个深红的圆圈,像一双眼睛狠狠地盯着他。这双眼睛只是让它更加盲目,他伸过手去它也不动,听任他的摆布。他就把它捉回家去,放在玻璃瓶子里。后来它把一粒粒芝麻大小的卵涂在瓶壁上。牵牵连连的卵,像用唾液包裹着的菜籽儿。(白奶奶会把菜籽儿撒在饼上,用铁锅烤饼。菜籽儿僭越的是芝麻的角色。珍贵的芝麻。)“后来呢?”产卵之后没几天,大蝴蝶就死掉了。他把它钉在墙上——它在那里呆了很久,得有一年吧。“我怎么完全不记得这事呢?”“你一定也不记得那些菜籽儿,它们后来都发了芽——我是说,它们在瓶子里都化成一条又一条蠕动的虫子。”“我最怕这种东西了。”“也许这是你记不起来的原因——可是很多孩子都羡慕我有这一整瓶子的蝴蝶虫。他们围着瓶子又吵又闹,说等它们变成蝴蝶,一人一只。”“他们没要你的虫子?”“那倒不记得了,估计会要吧,但我当时肯定不愿意给。”“你就那么小气?”“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变魔鬼。”}


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恐怕永远就这么唱下去了。{“在天国里只有一件事可干,那就是唱歌,永永远远唱下去。”}   


“让我为你所差,为你所用,我们是你的器皿……让我为你所遣,为你所生……我们这不配的葡萄枝……


“合一的敬拜献给我们的神,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唱完第六首,角落里突然站起一个男人,在陡然的宁静中开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愿你引领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口中所颂,都符合你的旨意,身体所行,都顺从你的安排。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真理和光芒。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你面前,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样的奇妙,全能的主!感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拯救我们免于沉沦!请让我们触摸你的心意,成为合你心愿的人;愿蒙你悦纳,成为你纯洁的器皿。我们要用我们的所为为你见证,彰显你的大名!主啊,你总是赐福给我们,我们祈求就得到。可我们常常亏欠你的荣耀。我们的自大、贪婪、愚蠢,禁不住撒旦的诱惑,污损了你的名!求你宽恕我们,求你用圣洁的光照耀我们。用你神圣的权柄指引我们!主啊,全能的主!我们一次次亏欠了你的名。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


“全能的主!求你保佑今天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只仰望你,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我们饥渴时唯一的盼望。求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把李姊妹和姚弟兄放在你的手里,求你用你的大能,你的无限的大能医治他们……我们今日的敬拜,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不配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


祷告完了,这个男人走到一个用两张小桌子架起来做成的讲台后面,把他的黑封皮的圣经翻开隔在上面。


“请大家翻开旧约的《民数记》第十一章,一起跟我读31至34节。”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周;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二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贺梅珥,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周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叫做基博罗哈他瓦……。”


讲台后的男人开始抨击这个贪欲的世界。黎却不能忘掉刚才圣经中的情节。肉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难击杀了他们。他想到一个孩子,嘴里含着偷来的一块肉,面对一个男人的雷霆震怒。他总也放不下这个想象。“打死他!打死他!”这也许是他在过去的某个时候读过的小说,或者看过的电影中的情节吧。肉还含在嘴里,鞭子抽打过来。不知道是托尔斯泰还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他自己当然没有这种经历,他不是个苦孩子,困扰他的并不是真正的饥饿。在他刚开始有些记忆的时候,在涂门的那个家,他们的邻居在中午的时候总把院子里弄得香气四溢。就算是炒个青菜,那香气也像蛇似的缠着他。有一天他终于走到邻居家的厨房门口,接过他们递来的一块豆腐干……。


布道者结束了布道,又是一次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


有人端上水果,大家把《圣经》合上,也把那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合在书里头了。


齐弟兄,早上来的时候没堵车?还好,李姊妹,星期天嘛。……SARS来的快去的也快……天气热了…………你再给他打个电话…………车是不错的车……公里数…………望京?嗯,还没到望京吧…………他老师让他站在外头,写检查……不够500个字不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嗯嗯嗯、嗯。……他们说医院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


他听着这些家长里短,与人客客气气地问候,可是加入不了他们的谈话。毕竟都还是陌生人。他不太习惯别人的态度太热情,尤其是陌生人。虽然在A国呆了好些年,对于A国人略带夸张的热情也没习惯。快乐、喜乐,这些词总是要用盼望、不可救药的希望做前提。他没有这些前提。


角落里一个女孩突然站起来,她把《圣经》举到面前,大声对布道者,其实也是对所有人说,说她有个问题她想问大家。


布道者示意让她说话。她就大声说,《旧约》里的上帝和先知经常大发雷霆,人类哪怕犯一点点错,受到的都是天大的惩罚。出埃及的人只是吃了几只鹌鹑……。她说《约伯记》里的上帝更是不可思议,为了考验约伯是不是对他绝对忠诚,不惜让他遭那么大的不幸。可是到了《新约》上帝的慈爱又无处不在。她问,是不是说,上帝就像一个父亲,起初他希望他的孩子对他绝对的忠诚听话,后来他不这样了,变了,就像一个父亲,与孩子重归于好。


姚对黎耳语,说她是XXX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慕道友。他记得她,上次就是她问,如果人会堕落,上帝怎么能算全知全能。


“如果上帝就像个摸索着拉扯孩子长大的单亲爸爸,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上帝。不论《旧约》里的严厉,还是《新约》里的宽容,都是上帝美好计划的一部分。”坐在布道者身边的一个小伙子说。


姚又对黎耳语,说他是XXXX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


上帝用彩虹与人类立约,打那以后,就不再对人类雷霆震怒了,多年以前,他曾被一位牧师的话深深打动了。那个牧师,认为不论新约旧约,都无非是用人类的眼光描绘出的上帝形象,就像孩子稚拙地描画出的父母兄弟的画像。要倾听上帝的话语,就得透过人对于上帝的理解而看上帝。《旧约》里的上帝,带着远古时代人类父亲的严苛,当然不是上帝的精确形象。这些话真的很温暖。加入真有一个上帝,如果上帝后悔于自己的所为,像一个父亲那样保证再也不对孩子雷霆震怒了,这会有损于上帝的全能吗?如果上帝全知全能,他又何必听了魔鬼的话,去试探约伯?


大家纷纷芸芸地站起来,道别的道别,倒茶的倒茶。在《圣经》的这些难解之处,心灵就像从袜子上的窟窿里伸出的脚趾,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莫名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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