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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知青(27) 十年一觉文革梦（下）
话说77年夏天，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运动中，我厂的X兄和小L那些人，在厂里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些大字报，基本上把文革开始时厂里的造反过程回顾了一遍，时间精确到某月某日某时。
比如，关于戴立清的造反，那些大字报写道，某年的某月某日，戴立清因犯事被厂部抓住要处分，某日戴写了检查，某日全国开始造反，此时戴的处理也到了关键时刻。戴当时是临时工，如果被处分了，很可能就要被辞退，失去工作。于是戴拉起造反组织，于某月某日某时冲击厂部，砸开保卫科的办公室大门，敲开办公桌抽屉，取走自己的检查和处分文件。由此揭举起了我厂造反的大旗，也因此我厂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单位之一。
支部书记老张，当年只是厂里的副厂长。戴立清要在厂里有根据地，原来的厂领导中要有代表，就鼓动老张造了反，后来成了厂革委会主任，再后来恢复党组织，老张成了支部书记。平心而论，我在厂期间，并没有看见老张干什么坏事。即使我曾经对老张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老张也没有对我有什么报复行为（见拙文工厂里的知青 (9) 厂级学习小组成员 ）。
清查四人帮余党的高潮是揭批戴立清大会。那次大会是在市里的一个剧场里举行，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一位姓缪的处长和一位姓孙的副处长主持。戴立清那时已经被关押，也被带到会场，接受批判。
戴的口才和精明使大家再次领教。那位主持会议的工作队长，在文革前就是个处级干部，姓缪，书生气十足，显然不是戴立清的对手，往往他问了一个问题，戴立清侃侃而谈，那揭发会似变乎成了戴的报告会。戴立清的策略是避重就轻，当问及一些早有定论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承认，当问及新的很敏感的问题时，他绝口否认。
比如，主持人问他，你当年是造谁的反？他就非常慷慨地回答：我们当年完全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共产党的反，是完全错误的。当问及是否在华主席粉碎四人帮后，积极策划反革命叛乱时，他绝然否认，哪怕有人当面质证，他也一概否认。
戴立清颇为嚣张，下面人都觉得不像是批判大会了。幸亏，那个工作队姓孙的副队长，文革前也是个处级，口才颇佳，当场用一番极其凌厉的话，把戴立清骂了个狗血喷头，才让戴立清回复到他应该的态度。
复员军人老J，因为配合审查，认罪态度很好，被请上去和戴立清对质。老J曾经是厂里的民兵组织的头。据揭发，在四人帮刚被粉碎时，戴立清曾经回到厂里，和厂里的领导们说起当时的形势，戴曾经说起，必要时要动用上海的民兵组织，和中央对抗。我认为，戴当时很可能是说过这些话的，但是在揭发会上戴当场一口否认，所以工作队让老J上前与其对质。老J自然把当时谈话的经过全盘托出，结果反而被戴立清说成是无中生有，是老J编出来的。戴立清显然很清楚，当年的造反是历史问题，无法回避也不用回避，四人帮粉碎后的活动可是现行之罪。
当时我和我们材料科的科长，曾经担任过厂长的老W坐在一起，老W看见老J的全盘交待，无保留的配合工作队，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惊异。老W说，这个老J，这辈子没有人再会重用他了。由此我才想到，为什么那位支部委员，负责人事保卫的小G，会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或记不清了。
清算四人帮余党运动，在我厂进行了几个月。戴立清最终被判刑10多年。厂里的那些人并没有被查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尽管如此，老张的支部书记是当不成了，有没有被开除党籍我已经记不清了。小G和老J也都被免职。从此都成了普通员工。我的师傅和师祖，都曾当造反队头头，后来是厂革委会委员。他们俩人与群众关系都不错，也没有什么劣迹，所以当时就没有被重点查，后来也没有什么处分，只是不再当革委会委员了，因为连革委会也不存在了。我师傅后来还当了管几个车间的工段长，比原来的厂革委会委员的实权只大不小。此是后话。
工作队临走前，公司又从兄弟厂调来一人担任厂党支部书记，老颜还是厂长。那些在文革中处于“在野”状况的X兄和小L一群人，也并没有从此得到重用，该干啥还是干啥。
我进厂时是1972年，正是文革中期，到76年四人帮粉碎，77年清算余党，我算经历了10年文革的后半段。清查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让我看见了文革的整个前半段。十年一梦，戴立清等人大起大落，X兄等人大落却未大起，世事沧桑，这10年，是一个完整的圆圈，一个梦。我们厂，正是全国10年文革梦的一个缩影。
我有时想，如果戴立清和那位X兄如今有缘相遇，应该还会记得当年各率一支队伍以命相搏。今天，大家都成了平民，一起坐在街头公园赛太阳，是否会相视会意一笑？
是的。喜整人者总喜欢整人，文革只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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