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的代价—记我的一张大字报

讲真话的代价—记我的一张大字报

看到本坛中有人为探究真相而穷追不解的时候，我想在诸位争夺话语权的同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讲真话是否有代价？如果没有，倒也容易了；如果有呢，那么讲真话的代价是什么？为了说明它，还是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抖出来，或许有益。

那是1973年的事，当时我在上初中三年级。文革到了72和73的时候有所缓和，教育也逐步恢复正常。那一年，由于教师奇缺，准备在高中毕业生中找部分民办教师以缓燃眉之急。当时我们中学选出一批学习好的人（十几个）进入教师行业。这当中有我们的市委副书记的女儿，公平地讲，她为人不错，是个好大姐，但成绩不怎么样，选才选能，她不符合条件。但即便这样她也被选拔去外校教政治课。

后来当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准备写出一张打字报张贴出来（那时我是个愣头青）。起稿容易，但问题是我得叫人用毛笔字来抄。我请大姐帮忙，并请了她们单位的北邮毕业大学生来润笔，这位北京下来的天子之娇有个陋习，喜欢和头头脑脑参合，一句话，是个“屁眼插芦苇路路通”地保式的人物，很快这位副书记便得知所谓署名“红哨兵”的是谁了。

如果说这位副书记记得我或者报复我什么的，那我是荣幸，谁与一个毛孩子计较？可问题并不到此了结。他们很快便联系到我父亲头上。这里更大的背景是，当时我们那个市包括全省是军人当政，省委书记宋佩璋和我们市的张X，都是抓权抓得很紧的人，那位副书记是个老干部，平时很是受憋。他以为是我父亲想投靠市委书记，打击他的“投名状”。实际上，我父亲开始一点都不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很长一段时期他的工业局效益不好，他一直在做工业建设方面的基础工作。事后得知把我和大姐狠狠骂了一通。按我父亲的原话“我捅了马蜂窝”。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成为市委书记们争斗的砝码（也许根本就没有撼动彼此牢固的权力的挑战，或者那位军人不肖用这种手段），很快这件事便云消淡出了。

文革结束后，安徽的宋佩璋等也随之倒台。我们市也由那位老干部坐上第一把交椅。第一件事是，我父亲的单位派工作组，审查我父亲并停职。半年以后，他被万里看上，调去当副省长。我父亲才得以解脱。（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的为人，他不走没人敢说话）

我想说的是，真相不易，即便还原真相，历史真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