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瞻周道
是个懒人，但不至于是烂人。故有懒人懒语，权当眷言顾之。
我的77年高考
这二天是我们当年高考的日子。回想当年的情景，仍然不能忘怀。
我是一名下放知青，和千万知青一样我们走过了一场曲折的道路，有的人为此付出终身的代价。作为当年被欺骗的一代，我们和农民一样，生活在最底层，酸甜苦辣、游戏人生。如果有人再歌功颂德或说三道四的话，就请他去真正当一回农民试试。
我的幸运，不在于我后来能考上大学，而在于能够在待“度日如年”的农村仅二年后真正做了回自己的主—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这“鬼”地方。（知青下放等于变相劳改--林彪）
我们是77年10月中旬通过广播知道国家恢复高考一事的。多年后当我和温元凯教授聊起此事，他却告诉我恢复高考和他有关的故事。据他说，这年的夏天，邓小平复出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是参会者中最年轻的教师。会议开始轮不到他发言（周培源、唐敖庆等长者在前），会议最后一天，他和武汉大学的一位几乎同时呼声建议恢复高考，当时邓看他最年轻，还询问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工作等等。随后邓问起在此教育部的人，今年还来得及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温被封存了数年，因此温与高考有关之事便无人知晓了）
我们在公社报名，接着填自愿。填什么学校？一般人的确伤透脑筋。如何取舍我是偷懒了，直接填了与航空类有关的学校。第一志愿填在科大力学系，之所以报中科大，不是因为钱学森是系主任，而是那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国家（中科院）要重新办好中国科技大学的决定。所以它颇为吸引我，稀里糊涂就赶鸭子上架了。
12月10、11日正式考试，共２天考４门课。第一天上午是政治、下午是数学，第二天依次是语文和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我们的考场在县城中学，记得考题中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考场上有人背不出来，就小声唱着，结果你唱我也唱，整个考场像个军营一般。数学是我的长项，连附加题微积分都小意思（不算分），按理我不怕。可令我气愤的是，有一道题是球面变换，那个变换公式考前我就是没背，现场去推，时间不够了，结果此20分的题我拿不到，此乃终身遗憾。（后来我留校，听当年招生的同事讲，若不是这道题错，我就要被他放到数学系了，因为南有苏北有华，科大数学系是公认的）；语文的作文题是引叶剑英的肯登攀一诗，我就开始找台阶了，晕晕乎乎的直上九霄；到了中午，我偏偏突然发起高烧起来。其实上午语文考试后半期已经略微发作了。赶快回家吃药睡觉片刻（县城离我们的城市只有十多里），母亲看我这样，要我弃考，明年再说。我不甘心，下午的理化考试，我是凭着感觉走，对错如何已经不计了。
后来初试合格后，体检和政审。体检，我一见到血压计就晕—血压就高。为此，县里一位老红军（唯一的）干部带我找主治大夫说情才得以过关；政审主要是我父亲方面，为此组织部门还有一个故事：我姐姐的政审在我前，上午刚做完。我的政审又来了，那位组织部门的人讲，已经做过了，不用重复了。可是仔细一看，考生不一样，还得走一趟程序。
发（榜）通知的那天，据一位据说有内部消息的人提前到我家祝贺，我姐姐考上了师大历史系，而名单里没有我。那天上午，我叹了一口气，看来我砸在理化上非得重新上一次断头台了。第二天，和我一起下放的农友来告诉我，我和他（报医学院）都考上了。我相信，因为他父亲是我们那个市的教育局局长。至此，我开始雀跃起来。
当天中午，当我将喜讯告诉父亲时，他告诉我，他发榜前教育局长就告诉他了，碍于纪律，他不便告诉家中任何人（包括我母亲）。这个共产党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