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社会问题源于制度；制度问题来自文化
儒家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
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不忠不孝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人人得而诛之；
“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结党营私，结党夺权争利，是儒家文化官场的传统文化；
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的恩典，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被儒家当作圣人，是永远伟大、光荣和正确，出了问题都是小人（即下级）的过错和责任。
“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所以社会公德是不受重视的，自私自利衍生为团体、血缘和地域利益的亲疏，远近，轻重和高下。所以任人唯亲是儒家这种文化的延伸；而强权就是真理，有权有钱就有地位，只要有了地位，对于小人（劳动人民，下级和后辈）就会永远正确。
儒家构建的传统腐败文化的根源就是胜者为王，王者为圣，小人卑贱，败者为寇。
儒家文化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蔑视是根子里的，对法律至上是万分敌视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全民腐败的根源。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宋明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全书”、“字典”、“大典”啥的。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几千年里，只要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阻力，并最终玩完。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史夸祖宗。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
六、鼓吹“亲亲”，重小团体利益，轻公共利益，重人情，轻正义。
中国人一直少博爱精神。尽管孔丘吵吵过“仁者爱人”，听上去挺美，可紧接着他又说“爱有等差”。就是说仁者的爱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洒向人间，而是要分亲疏尊卑远近：先爱君主、父母及老师等地位比自个儿高的；再爱兄弟、老婆孩子、族人、亲戚，及地位跟自个儿相当的人；再爱朋友、邻居、老乡，及地位低下的人；再爱同国的人；最后还剩余有爱，才给毫不相干的天下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敬自个儿老人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老人；在爱护自个儿的乖乖的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乖乖。是有顺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简单理解成“象敬自个儿老人样敬别人的老人；象爱自个儿孩子样爱别人的孩子。”要那样该这么说：“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爱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爱有等差”基本上是围绕自个儿向外划圈，离自个儿越近越爱，越远越不爱，爱不同，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就不同，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亲亲”，即亲爱、维护自个儿的亲属。“亲亲”是儒家提出的另一爱的主张，跟“爱有等差”相类，更强调家庭、家族。为了落实“亲亲”，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团和气，互敬互爱，要是谁犯了罪危害了社会还要互包互庇，才显得抱团儿。才好保持家庭稳定。孔丘周游列国时，在叶县叶公曾跟他显摆自个儿家乡人民巨正直，说有个小伙儿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鲜明地站出来告发、作证，使偷窃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丢东东的找回了财产，实现了社会正义。孔丘听完呲牙一冷笑，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贵家乡不一样大大地，我们那儿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正直就表现在这里头了。”后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规定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不论罪或减刑，而该隐不隐则要处罚，谋反、亲属间互害除外。就是说君亲不能害，害别人随便、不管。公开鼓励人们自私，为顾小家庭、小团体利益可以不搭理社会公义。
“亲亲”鼓励以人定是非，人情大于法，叫人多关心个人、家庭利益，少、不关心他人、社会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会人。这使得国民重私利轻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跟热情。可见，咱们的公民意识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养了。难怪西人说咱们是个人情社会，不是个是非社会，难怪咱们处处裙带翻飞，常常因情废法，每每不讲公德，难觅合格公民了。
实践中“父子相隐”的重点是“子为父隐”。当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说得过去，不构成犯罪，当儿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绳之以法。这里还是有个等级问题，还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为父隐”类似的还有臣为君隐、徒为师隐、贱为贵隐、穷为富隐、不肖为贤隐等等。“长者虽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违法犯罪行为要隐，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面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儒家认为必要的向亲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牺牲部分人（惯常是弱者方）的权益，必要的牺牲社会正义、良知，是维护秩序应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搁他们眼里，秩序比正义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严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会重要，狭爱比博爱更实惠。当关注下层，关注公义，胸怀宽广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号召不分血缘亲疏地位尊卑平等爱人时，被儒家老二孟轲破口大骂为“禽兽”。因为他觉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统治地位就没法维持了。回望历史，这些为贵族服务的自诩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兽”思想家排挤出社会舞台后，其作为、后果，客观地说的确不能把他们也骂为“禽兽”，应该是“禽兽不如”。
“亲亲”在破坏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使社会诚信缺失。要求人们为上位者隐，为亲属隐，为名流贤士隐，就是明要你甭说真话，真话都不能说，何谈诚信？诚信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吧？所以，可知儒家虽然有时也吵吵诚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须服从等级、亲亲等各种秩序，是为秩序服务的。这样的“诚信”是建立不起诚信社会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残人性、人生。
封建社会的核心等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扬的孝道跟忠君相连，为忠君服务，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长制跟封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孝道跟等级相连，为秩序服务，是奴性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孔丘的学生、因为尊容象他而在他挂后一度领导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讳、洞若观火地说：“做人孝父母、敬兄长，却喜欢触犯上层人物，这种人少有；不喜欢触犯上层人物，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是没有的。”
跟今儿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不一样样，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剧烈损害子女的正当权益，直至生命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杀人的刀子。
来看几个传诵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学生闵子骞同学打小没娘，后娘恶心他。冬天，后娘给自个儿亲生的俩孩儿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给子骞同学穿拿芦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挡风御寒。子骞同学冷得从早哆嗦到晚，也不找亲爹告状，不跟后娘的可恶行为做斗争，不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
有天他爹坐车出门，叫子骞同学搁前头赶马牵驴。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子骞同学冻得拿不住牲口的缰绳，一会儿一掉，把他爹掉恼了，一马鞭抽他身上，瞬间芦花打破的衣缝中纷纷飞出，跟雪花在空中纠缠。他爹这才大吃一惊，骂儿子蠢，为啥要忍受摧残，不报告爹哪？子骞同学说揭露娘的恶是不孝，不孝是大恶，比娘虐待他还恶，他不能作恶。他爹说回去就休了那坏女人，子骞同学忙跪雪地上拦住说，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冻，撵走她，俩弟弟也没棉衣了。
闵子骞被树为孝子标兵。可他这么做不光牺牲自个儿的合法权益，还不分是非正邪，姑息养奸，置正义、善良于不顾，对恶行一味投降、包庇、纵容。
晋朝一叫郭巨的，一劈头也是有钱人家后生，爹挂后，他托大把家产平分给俩弟弟继承，自个儿要个老娘来养活。后来，日子越过越紧，直到添了个宝贝儿子。瞅瞅白发苍苍的老娘，瞅瞅快见底的米缸，郭巨摸着儿子红朴朴的小脸蛋，跟媳妇说杀了宝宝吧，省下粮给娘吃。他媳妇超三从四德，忍着撕肝扯肺的疼，随丈夫到外面挖坑埋儿。搁今儿郭巨杀人犯的干活，但先前他一直当模范。
儒家的“孝”还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长，人格不能独立、健全，成人儿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业、置业等等大小事儿都要听从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狱了，也要“三年无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儿跟父母牌位请示。著名的老莱子，七十了因爹娘还在，就事事顺从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儿样承欢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摇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儿装哭撒娇。搁父母跟子女永远不能成长成跟父母有同样权、责、同等人格尊严的独立的个体，父母老是要管辖、控制、或说统治子女，父权扼杀了子权。
人们在家因“孝”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后，出了家门在国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对君、下官对上官儿童化，依附于上，奴性于上，缺乏独立见解，人格跟心智残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样样，男尊女卑也为维护皇权专制跟等级压迫做出了卓越贡献。孔丘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把女人打入被压迫阶层提供了依据。他当县长时，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锢、圈养女人的措施，那会儿男人是社会活动的主性别，将女人隔离于男人，就事实上剥夺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活动的权力。尽管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当做第二性，但跟她们比，中国女人受的歧视、压迫、残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缠足叫西方歧视妇女者相形见绌；节烈牌坊，“男女授受不亲”更是害了一拨又一拨女人。比方熟读“圣贤书”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岁的小小闺女肚肚饿了，随口咪西了男仆递上的一块饼，就逼她绝食7天，活活饿死，叫人拍案叫惨。完了，女权运动咱们也比西边开展晚，且开展之初也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总之，中国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来的又晚。
八、倡导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开启民智的，孔丘顶着道教育家的光环，说他愚民估摸可多人会替他喊冤，这就首先得说说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儿。
春秋前学校大抵官办，是真正的免费教育，不光不象今儿的学校样巧立名目乱收费，还倒贴一顿午饭，不过只收贵族子弟，是实打实的贵族学校。课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备的六艺：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算术），教材主要是《尚书》、《周礼》、《易》、《诗》等古文献，教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培养后备统治者。孔丘做为贵族子弟，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吃了好几年免费的午餐。以后他自个儿办了学校收了学费，可说是开了民办教育跟教育产业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却不是为民而是为官的。他虽提出“有教无类”，叫富而不贵人家子弟也能上学，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可教育的内容、目的却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课程、教材，仍是为统治者培养后备军，学以致仕，只不过相对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而已。而且，由于有学费的门槛，广大无钱无闲的劳动人民的娃娃仍然进不了教室。总之，孔丘的教育实践并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丘拿过教鞭就认为他一定不主张愚民。
事实上，对广大民众，孔丘主张不必要教给他们太多知识。他的一个县长学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礼乐教育时，他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讥他使劲儿过了，应当“礼不下庶人”。庶人没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对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完全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百姓不配跟领导掌握相同的信息，级别不够。这种态度有助于中国的暗箱政治，阻碍政务公开，有助于专制，阻碍人民参政议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现是通过忠孝奴性训练、等级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专制等方法，最大限度压缩个人空间，泯灭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成为无思想少主见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这方面，儒家做得超级棒。
九、重文轻理、轻武，重脑力轻体力。
孔丘他爸武将的干活，士大夫“六艺”中“射”“御”二艺顶呱呱。孔丘不似乃父，虽说个头跟他爸一样“小巨人”，可甭管上学还是教学都偏科礼乐。他挂后，儒生把《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跟音乐，称为“新六艺”，开除了原先“六艺”中所有非文科项目。以后，儒学当道，学生们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加“四书”。军事、体育、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书生及打书生上去的士大夫越来越文弱、发酸。文史以外的学问、技艺被叫做细枝末梢，雕虫小技，为人不屑，这些方面突出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书籍比，咱们的军事、经济、自然科学的书，只能在山脚下堆个土包。文史之滥，无疑对汉民族打仗常败给他族乃至他国、及科技落后误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缓慢，贡献大大的。
话又说回来，尽管跟理工军经比，咱们的文科发达，可正经的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却又欠发达得很，远落后西方。在毛泽东全面移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中国几无大哲学家。儒生们拿手的是道德说教，只教人服从，不教人思辨、推理。
传统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文理军工经的同时，也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儒家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理论上就剥夺了劳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只赋予他们被治理的“权力”。孔丘曾骂跟他请教种庄稼种菜问题的樊迟同学是“小人”，说“君子”是不屑干这种活计的。后来，他在周游的路上则被“小人”骂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劳动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脑力劳动不论在地位、名誉、报酬上都比体力劳动优越。直到今天，体力劳动者仍然没有获得与脑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仍没被正确认识，劳动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普遍小于他们为社会的付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扭曲，脑力劳一得二（与权力结合的脑力劳一可能得十、得百……），体力劳一得半。甚至，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实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得不到跟脑力者同等的话语权。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长期、并仍在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谐。
十、轻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们认为人外有天帝，老天爷主宰国家、君主、及每个人命运，主宰万事万物。皇上做为天帝的儿子代表他管理世间，天子的权力既然受命于天，更变天子也只能由天不能由人，这为帝王统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据，有利其江山万代。做为一般人，儒家说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畏天命”。特别希望穷人贱人安分守己，甘于贫贱，甘于不平等，甘于被剥削压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挂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没有轮回。人们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狱受永刑。跟咱们不一样样，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这辈子干的好事坏事到挂时一块儿算总账，好人上天坏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为来世做准备的。这样，他们行善多了种动力，做恶多了种恐惧。尽管唯物主义认为天堂地狱是虚构出来的，但在人们的觉悟还未提高到极高程度时，这种说法的确起了些扬善止恶的作用。而咱们只信今生不信来世，少了种行善的动力，少了种做恶的恐惧。人们只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来，缺乏忏悔精神。
当然，宗教的硬伤也可明显，比方其整个体系是建在唯心、非科学基础上的，不真实性终将被人们认识到；易导致狂热、偏执，当宗教跟民族问题搅和到一块儿时，更叫人不冷静，如咱们西藏的问题；还有其上层也跟世俗权贵一样常将权力利益化，欺压剥削下层民众等。宗教是把双刃剑。
儒学之恶不止上述，还有散布中庸，鼓励人不敢为天下先，繁文缛节泛滥，过重婚丧等仪式浪费钱财，叫人好面子，说话办事好绕弯不直率扎实，文过饰非等等。
总之，正如陈独秀所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无穷”，“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又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鲁迅也说“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今儿“国学”者们，不知是“可恕”的，还是“当得永远的诅咒”的。“国学”的核心说到底是腐臭的“四书”“五经”，尽管一些“国学”倡导者结合时代对其进行了些“新开发”，但换汤难换药。比方对《论语》，有人刻意张扬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论语》跟碗心灵鸡汤似的。姑且不说孔丘的可多议论并不是针对所有国人，而主要是针对上流人士所发，将其引为针对一般人是种误读，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更主要的是，只要受到煽动一读《论语》，大多数人就难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响，因为这才是《论语》的中心价值、主要内容。对主张现代精神，致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人们来说，读经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桩赔本生意。
李大钊曾说“自由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笔者觉着，不光自由，几千年中国最大的祸害，前进最大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请大伙到啥时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锋吴虞的话：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陈、李、鲁、吴“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犹在耳，他们未竟的事业急需进行到底。
当然，尽管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国粹的主体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专制文化、吃人文化、亡国文化，但中华文明绝非一无是处。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缚的人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对中国的进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贡献。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邹容、李大钊、鲁迅、毛泽东；文艺上的陶渊明、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吴道子、徐悲鸿、郑板桥、周星驰；科技上的祖冲之、张衡、郭守敬、郦道元、僧一行、毕升、沈括、宋应星、徐光启；革命上的方腊、钟相、洪秀全、孙中山、秋谨、方志敏、董存瑞；还有孙武子、张骞、郑和、文天祥、雷锋、王进喜等等。我们的四大发明、中医中药、瓷器、丝绸、茶叶、围棋、中华武术、相声、剪纸、泥塑、杂技等民间艺术、敦煌壁画等等，都是人类的魂宝。
今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抛弃腐朽传统文化的同时，咱们还应扔掉狭隘的民族观念，放开眼界跟胸怀，面向世界，实行拿来主义。不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应开放。民族的精华是属于世界的，反过来，世界的精华也应当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类皆兄弟，兄弟的好东东自然应当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共产党应该是最拿来主义的政治力量，因为不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拿来主义需要魄力。瞅准了就痛痛快快地拿来，不要肉肉叽叽地想再搞啥中体西用那套，那套已经被历史证明不中。因为所谓中体是君（官）体，而现代社会是民体，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人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彼此关系的平等程度看，人类社会大致是照这么个循环走的：早期个人时代（氏族部落以前；每个人对社会的作用大致相当，各人以个人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横向社会。）——早期平民时代（氏族部落时期；除少数被剥夺者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社会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早期精英时代（部落联盟、城邦共和国、奴隶制早期；少数领袖主导社会，有明显的阶层，贫富贵贱差别明显；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君主时代（正式国家建立、奴隶制后期、封建制时期；一人一家主导天下，阶级等级森严，贫富贵贱极其悬殊，社会极不平等；是竖向社会。）——精英时代（资本主义、初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平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个人时代（共产主义时期，这时个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层次的横向社会。）今儿世界上除少数国家还在君主时代外，大多国家在精英时代。
咱们也在精英时代中，并正向平民时代发展。传统的儒文化产生于、很适合、很服务于君主时代，加强了中国君主时代的残酷、腐朽，并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君主时代，阻碍了精英时代的到来，到今儿已完全过时、腐朽、反动。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将拖缓社会向前的脚步。同时，可以预见，儒文化的复辟，必将失败，跟螳臂当车似的。
为啥改革之初没人提孔老头跟儒家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硕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时，忽如一夜风雨来，儒学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历史画卷就知道，这事儿其实并不奇怪，类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主张守旧一劈头老不被当权者用，后来好不容易当政了但政策误国误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国也被创新图变、奋发竞争的各国弃。直到汉皇一统天下后，才请他出来当维护统治的法宝。以后，每当社会大变革时，革命者（比方各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头头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边儿凉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来，请儒文化当立国的指导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为他们都明白儒家“无革命之力，有维护之功”（五四时批孔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咱们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扬传统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碍深入、全面改革之实，以免改革半途而废，以使现代社会早日、扎实地建设起来。
外儒内法养猪狗——自由主义漫谈选段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探索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
一知半解
胡说八道!
一知半解
胡说八道!
辛苦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5/24164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