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社会问题源于制度；制度问题来自文化
真相:达赖与纳粹、"奥姆真理教"的交情
2008年12月08日 凤凰文化综合
美国主流媒体善于封锁新闻。许多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新闻，都被美国各大精英报纸严密封锁，特别是关于台独、藏独的坏消息。
诸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暨长期密友、奥地利人哈勒的铁杆纳粹党人身份，达赖喇嘛亲兄参与谋杀不丹国王凶案，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说明美国新闻界的“政治挂帅”原则。
1997年5月28日德国《明星》周刊文章《沾有纳粹污点的“英雄”》，披露了达赖的原“老师”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的档案材料，证明哈勒原来是一名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纳粹分子。
此前，关于哈勒可能有纳粹背景的争论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一直缺乏文献性的依据，哈勒本人也坚决否认自己与纳粹有任何干系。然而，《明星》的文章说，今天在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找到了哈勒的原始档案。该档案共80页，其中记录：海因里希·哈勒生于1912 年7 月6 日，1938年5 月4 日加入纳粹党，党员号码为6307081 。同时注明：党卫军3 8 部队，番号为73896 。档案中有一份哈勒手写的简历，记载着他1938 年4月1日起在党卫军工作，并早在1933 年10 月就效力于当时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地位的“冲锋队”——希特勒的第二个恐怖组织。在这份简历的上方还贴了一张他衣服翻领上带有纳粹标志的证件照。
柏林的历史学家和公认的党卫军问题研究专家海因里希·威廉为《明星》杂志鉴定了哈勒的档案。今天，在大量的档案材料面前，哈勒不得不承认自己那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然而，《明星》的文章指出，“哈勒这个显然从没有被追究过其纳粹历史的人，毫无阻挡地上升为超级明星”。哈勒曾逃往西藏，并在1946年后一度担任过达赖的“老师”，之后又写了《在西藏的七年》一书，而备受西方一些人的推崇。《明星》的文章说，现在，好莱坞正投资6000万美元将该书拍成电影，“好莱坞今天推崇的‘西藏热’也已经被纳粹分子用来为自己做广告”。对于哈勒来说，关于他那段党卫军的历史的对质，只不过是一次转瞬即逝的震惊而已。在得知自己的纳粹历史已经被揭露后，哈勒轻松地说：“我们知道，这个很了不起的电影也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哈勒的《在西藏的七年》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据称“已有5000 万人读过此书”。哈勒本人也因写作此书而获得了“人权卫士”的名声。特别是好莱坞最近投巨资将该书拍摄成电影，更使哈勒在西方世界受到“英雄”般的赞美。今天，在哈勒的真实历史公布之后，人们也许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像哈勒这样一个编造终生谎言、欺骗世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人，其言论会有多少可值信赖的内容。既然哈勒会编造弥天大谎隐瞒自己的历史，人们又怎么能够相信他会对西藏的情况作出客观的描述和公正的评价呢？哈勒曾是一名纳粹党徒，而且是受到过希特勒亲自接见的“纳粹高层集团的宠儿”，其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纳粹思想支配尚需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个纳粹党“昔日的忠实信徒”，在纳粹战败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就逃到了拉萨并成为达赖的“老师”，人们不禁要问：哈勒的纳粹经历和背景是否会对他调教当时只有11 岁的达赖产生某些影响呢？
达赖喇嘛的启蒙恩师哈勒的铁杆纳粹党人身份东窗事发，是对达赖喇嘛领导的“藏独”事业的很大打击。对这一尴尬新闻，美国媒介的政治泰斗《华盛顿邮报》长期固守鸵鸟战略，坚决不予报道。一直要到好几个月之后，才在诸如影视娱乐之类的栏目中草草一句带过。如此沉默，实在是震耳欲聋。
基于同样的“政治挂帅”原则，不难理解美国主流传媒为什么在诸如达赖喇嘛长年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达赖喇嘛亲兄直接参与谋杀不丹国王凶案、下令在东京地下铁道释放致命毒气的日本“魔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等等有损“英雄形象”的事件上坚持保持沉默，对美国读者实施事实新闻封锁。
无情的事实是主要新闻媒体掌握着所谓“设置新闻议题”的权力，通过对消息来源和题材的取舍选择，“引导”或转移公众对特定议题的关注，并通过所谓“结构性消息封锁”，来封杀公众对其他议题的了解和关注。
美国媒体这次对西藏问题的报道，使他们所谓的“客观公正”暴露无遗。
达赖自从离开中国后，做了很多分裂国家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有两个令迷惑的保护衣，一是宗教，二是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口号。而这两件保护衣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欧洲历史上高扬自由、民主、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反对宗教统治。但是，达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将这两个东西随意摆布，披挂在自己的身上，把自己变成当今世界所有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
达赖如何在世俗政治的舞台上作跳梁小丑的事情，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即便在他看起来地位最牢固的宗教领域，达赖同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达赖与纳粹分子的密切关系。这篇文章指出，西方媒体在大肆宣扬达赖形象的时候，故意隐瞒了很多达赖极不光彩的劣迹，与纳粹分子紧密勾结只是一例，其他还包括与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关系。但是，这篇文章对达赖与“奥姆真理教”首脑麻原彰晃的关系，讲述得比较简单。因此，本人决定翻一下达赖不算很远的陈年旧账。
达赖与他的终身顾问，奥地利人海因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此人1933年加入冲锋队，1938年加入纳粹，在党卫军服役。
“奥姆真理教”被世人熟知，是因为他们制造的一起惨案。1995年3月，“奥姆真理教”在日本东京地铁施放毒气，造成12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04年2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以13项罪名判处麻原彰晃死刑。2006年9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麻原彰晃的上诉，维持原判。
东京地铁惨案发生之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麻原彰晃以及奥姆真理教的时候，达赖却对日本共同社发表言论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彰晃仍然是他的“朋友”。达赖的这番言论，当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达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麻原彰晃这个地地道道的邪教头目，其实是达赖的“学生”！如今，对于达赖这个极不光彩的劣迹，某些居心不良的国际媒体视而不见，仿佛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
达赖曾经12次“访问”日本。据推测，早在1984年达赖“访问”日本的时候，当时29岁的麻原彰晃就有可能见过达赖。1986年，麻原彰晃去了一趟印度，回到日本后，正式成立“奥姆真理教”。1987年，麻原彰晃再次来到印度，与达赖见了面。在这次会见中，达赖对麻原彰晃说:“亲爱的朋友，日本的佛教已经颓废了，如果这样下去，佛教就会在日本消失。你要在你的故乡传播真正的佛教，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你明白佛的心意。你去做这个工作，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你也帮助了我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面的时候，达赖用“圣水”祝福了麻原彰晃，两人还成为“师徒关系”。
达赖与他的高徒，邪教首领麻原彰晃在一起
达赖对自己的邪教高徒非常满意，此后，一直到1995惨案发生的8年间，师徒两人见面5次，经常通信。1989年，麻原彰晃赠送给达赖10万美元。达赖回赠给麻原彰晃一份“证书”和推荐信。达赖在给东京有关部门的推荐信中，称麻原彰晃是“很有能力的宗教导师”，并称奥姆真理教是“传播大乘佛教”、“促进公共好善的”。达赖甚至还在信中要求东京有关当局“应当允许奥姆教派免交税收”。凭着这份“证书”和推荐信，“奥姆真理教”在日本成为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并且积累起大量资金，从事沙林毒气的研制和生产。
麻原彰晃在日本获得合法地位后，给达赖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我的愿望就是西藏能尽快地回到藏人的手上，我将尽可能地提供任何帮助。”此后，麻原彰晃受达赖的指派，两次潜入我国西藏地区“传教”。麻原彰晃公开承认，达赖是他的指引人。奥姆真理教的教义、教规，大多来自于达赖这个宗教领袖。
对于达赖同麻原彰晃的关系，德国《焦点》周刊评论说:“没有达赖喇嘛的支持，麻原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他的教派帝国。他从一个江湖医生和小小的刑事骗子，在短短的几年内火箭式地上升为日本一个教派领袖也不会如此顺利，这是可以肯定的。”达赖之所以对麻原彰晃如此器重，除了从麻原彰晃那里拿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想通过麻原彰晃对日本的佛教实行“改革”。我们知道，日本的佛教与西藏佛教不同，与中国大陆的佛教渊源更深。达赖与麻原彰晃勾结的目的，无非是想在日本也建立一个支持“藏独”的亲信队伍。达赖的这个如意算盘，最终导致了一个邪教脓疮的溃烂。现代社会其他邪教组织都是残害自己信徒的生命，而达赖的高徒麻原彰晃建立的“奥姆真理教”是第一个向教派外的无辜者采取恐怖手段的宗教组织。
对于中国人来说，靖国神社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日本本国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都会遭到中国人民的抗议。与中国建交或友好的国家，以及一切有正义感的政治人物，都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那里供奉着大量的刽子手和战争罪犯。但是，1980年，达赖居然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参拜了靖国神社。近年来，企图分裂中国的另一个跳梁小丑就是陈水扁，达赖与陈水扁的关系也是公开化的。
两个企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家:达赖与陈水扁。
那么，达赖为何要在今年，在世界各地策动各种分裂活动呢？今年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是主要原因，但是，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达赖与班禅是西藏最有影响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1989年，十世班禅圆寂后，达赖就企图操纵班禅转世灵童的选拔、认定。他甚至在这一重大事件上，与邪教首领麻原彰晃暗中勾结。1995年2月，就在麻原彰晃发动东京地铁惨案前一个月，他写信给达赖，认为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班禅的转世灵童。如果不是一个月后惨案发生，我们不知道达赖会不会把一个邪教首领的儿子变成班禅的继承人。当年12月，由西藏扎什伦布寺自主选定的十一世班禅正式坐床，达赖企图操纵班禅转世的图谋彻底破灭。
达赖今年73岁了，他不得不要考虑自己死后的转世灵童问题。按照达赖最一厢情愿的设想，在他死后，转世灵童可以在中国领土之外寻找、确认。那样的话，新的达赖就可以继承他分裂祖国的“事业”。但是，十一世班禅的确认程序，彻底打破了达赖的这个幻想。按照惯例，没有中央政府的确认，转世灵童是无效的。于是，达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自作主张，在海外找一个自己的继承人，却得不到中国政府和西藏人民的确认；二是宣布放弃达赖系统的继续转世。不管达赖最终会选择哪一个方式，在他死后，海外的藏独势力都必将因失去“达赖”这个金字招牌而日益式微，这个结果是达赖最为担心的。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达赖为何要借助今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拼命一搏，做最后的挣扎。所以他才会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然而，达赖的所作所为，离一个僧人应有的本分实在是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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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为什么煽动西藏喇嘛暴乱？
达赖喇嘛在14世代的传承中，有好几任达赖喇嘛都是英年早逝，原因很简单，内部的利益斗争，下毒暗杀，这就是为什么清朝朝廷最后给他们定下一个金瓶制度的原因，乾隆实在受不了这帮喇嘛们明争暗斗的暗杀了。
简单的原因就可以看出这些神权统治者的虚伪，自称“活佛”的人们为了利益勾心斗角，下毒暗杀，使尽卑鄙的手段。
今天，我们只要愿意，都可以乘坐火车亲身到西藏旅游，还可以和喇嘛以及西藏普通人民接触。当从中间揭开西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西藏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原因。
解放前的西藏，藏族人口中有95%的是农奴以及剩下的土司（奴隶主）和僧侣阶层，那时候，每座寺庙，都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成堆的农奴，农奴们世代为奴，在祭祀的时候，奴隶主会砍下奴隶的手臂，拔下它们的皮，作为贡品。每当达赖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命下密院的僧侣扒下两个小孩的皮作为牺牲，如果我们进入西藏的历史博物馆，很容易看到十四世达赖离开西藏前亲手写的扒皮命令手稿。
然而西藏的那些文盲农奴们虔诚的信仰者活佛，竟然愚昧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中，如在藏药中，活佛的粪便就是一种药物，藏民们争相收集活佛们的粪便用于治病；奴隶主在招待客人的时候，待客的方法就是和客人一起轮奸自己的女奴隶，这很容易理解，他们认为这是热情好客的体现，因为这是在“分享女人”。
1959年，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对于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上层寺庙和奴隶主，民主改革后，国家剥夺了他们的土地，分给农奴，同时彻底解放了奴隶，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土地改革，西藏反动势力接受不了了，他们很快爆发了武装暴动，达赖这些奴隶主们反抗了，然后就是解放军评判，接着就是达赖的叛逃，但是，班禅没有走，他选择留了下来，因为他赞成土地改革，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好。
这也造成了西藏的一种特殊的“族群分裂”：平民与僧侣阶层的割裂。那些底层的老百姓藏民们，当我们去西藏旅游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西藏一般的农牧民家中，都是把毛泽东主席的肖像和菩萨挂在一起供奉的，因为他们的祖辈都是农奴，是毛主席给了他们土地和自由。中央的民族政策，藏族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都有国家的补助，这也是一般的平民藏族百姓对所谓西藏独立不积极的原因。
但是僧侣以及以前的土司后代可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新社会制度剥夺了他们土地和财产，不仅如此，在历次的西藏改革和达赖的叛乱中，这些人的上辈或者亲属，或有被关押或有被枪决，可谓苦大仇深。所以你如果走在拉萨等地的街头，你会发现宣传独立最积极的人，不是喇嘛就是以前的贵族后代。
这些人一直在闹，我们几乎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在西藏高原这个地方，教育实在太落后了，藏族的文化也确实太不可思议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如此虔诚的信仰神灵的原因。我们能想象一个拿到物理学硕士的人去寺庙里对那些泥菩萨磕上十万的头么？但是藏民会，藏民会把家里最聪明的孩子送去作喇嘛，因为在他们的传统社会中，社会是分等级的，喇嘛是最高贵的，这就是神权社会的典型特点。
因为有着这种神权社会的特点，所以大家对喇嘛是很头疼的，尽管给了他们很多优惠待遇，他们竟不知恩。在西藏的每座寺庙的活佛，差不多都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养寺庙，养喇嘛，你看每座寺庙都金碧辉煌，这些金子钱都是国家出的。
但是喇嘛们还是会闹事的。很简单，你再怎么给他们补助，他们还是认为以前的土地没了，奴隶也没了，风光得社会地位也削弱了，他们不满。
西藏社会的发展，西藏人如果想要一个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未来，喇嘛阶层是最大的拌脚石。我们知道，现在最想发展西藏文化的是谁吗？是国家。可是，最听从喇嘛的话，最容易被操纵的，就是那些文化水平极低的藏民了。
解放以后，国家在西藏自治区使劲的兴修学校，内地的大学毕业生如果志愿去西藏教几年书，回来后就可以免费读硕士博士，内地的大学对西藏的学生向来是超低分录取。不过，在一个平均海拔5000米的地区，特别是半年都是积雪的地区，办学校和医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西藏地域很大，但人口却很少。怎么才能让居住如此分散的游牧人都能接受现代教育呢？这需要高昂的投资。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要使西藏人民的文化水平能够普遍高起来，不再那么愚昧，当所有的藏民生病的时候能去医院作个检查，而不是去寺庙吃活佛的粪便的时候，达赖等喇嘛们也就没那么容易煽动藏民了，西藏也就进步了，也好管理多了。如果这样，在西藏这样的喇嘛恐怕也没市场和地位了，这就是喇嘛们目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所以国家在西藏盖的学校和医院，是这次西藏动乱中的首选攻击目标。
达赖等喇嘛们是容不得藏民学习文化的，一个学过生物学知识的人，他生病的时候会去找喇嘛们吃粪便吗？不会的。喇嘛们不是地球上唯一阻碍现代科学传播的一群人。我们还记得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吗？还记得宗教法庭吗？当科学和知识传播的时候，神权统治者们就会发抖，当藏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喇嘛们说的大地边缘的十八层地狱了。
西藏，正处于一个现代文明和神权文化阶层剧烈冲突的时代。 正如宗教法庭绝对不会饶过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不会自觉地退出历史舞台，喇嘛们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文明冲撞的过程中，你必然会看到斗争的过程，明的，暗的，和平的，暴力的，决不会戛然而止。
撕开“人权”“自由”的外衣，这是一场神权奴隶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国家努力把西藏经营好，让西藏人们都过上富裕现代化的生活，就是要进一步发展西藏教育，建立法制社会，盖更多学校和监狱，学校送给藏民，监狱送给喇嘛。
西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到西藏，不仅到寺庙，更要到乡村，到草原，到高原的原生态地方，到那些农牧民的家中，看看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情，看看他们辛勤的劳作，看看他们作过奴隶的祖父祖母那残缺的手臂和没有文化的朴实，再去看看喇嘛们悠闲舒适的的生活，听听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我们就知道真实的西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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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刊文《神圣的表象》揭达赖与美中情局关系
德国《南德意志报》6月8日发表《神圣的表象》一文，对上世纪50年代达赖集团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及达赖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揭露。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纯粹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对中情局在西藏活动的了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认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阴影落到了这位神王的头上。”文章发表后，在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读者和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本报现转载该文的中文译稿，以飨读者。
神圣的表象
中情局特工约翰·肯尼思·诺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与达赖喇嘛会面前，感觉颇有些紧张。在此之前，中情局代号“圣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动已经开展了8年。被称为“公司”(Company)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训练营对西藏游击队进行培训，并为其提供数以吨计的武器，用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中国。神王也同样得到资助：中情局每年向其汇款18万美元，在秘密文件中，这笔款项被注明为“提供达赖喇嘛的资助”。
中情局该项行动负责人诺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拜见达赖之前，当然并没有指望能够得到这位宗教领袖与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热忱感谢，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却也出乎他的意料，现年89岁的诺斯在马里兰州塞维蔡斯的住所里回忆道。毕竟，那时他们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联络人是达赖喇嘛的一位哥哥。“我毕恭毕敬地走到他面前”，诺斯说话时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十，“那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冷漠的会见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礼节”，平时不乏热情幽默的达赖喇嘛，“显然并不愿意对我表示欢迎。”
多年后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年达赖喇嘛要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这位西藏精神领袖清楚地知道，来客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毒药、谋杀与恶行。诺斯说，“对他来说，我代表着与暴力的关系，身为佛教徒的他当然不能表示赞同”，至少不能公开赞同。
对于达赖喇嘛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权威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解释的。像他这样的人物，一言一行当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扬的教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由劣迹累累的中情局资助和组织的游击战与达赖喇嘛所传递的非暴力抵抗的温和讯息，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矛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游击队和中情局听起来就像将教皇、女人和保时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世界有些时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诺斯这番话是面对美国电影导演丽莎·凯西（Lisa Cathey）的镜头讲的。凯西为其导演的纪录片《中情局在西藏》进行了30余场采访，对诺斯的采访是其中的一个。该片预计将于年内制作完成。凯西将其中部分采访提前发布在kefiblog.com网站上。在这些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和诺斯一样的退休特工和白发苍苍的抵抗战士，他们一心想在离开人世之前，把那些他们曾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5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后，1959年在尼泊尔。该片导演首次接触这一话题，是在7年之前。当时，她问父亲克莱·凯西（Clay Cathey），为什么要把“西藏自由”的标签贴到自己的高尔夫球车上。父亲说，他曾经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美国中部的科罗拉多州对西藏游击队队员进行培训。她觉得，这是一段有必要认真讲述的历史。尽管她对西藏怀有一种“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们对中情局曾经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关注。“这与大多数人对西藏的印象，与和平与非暴力，当然是有冲突的”，凯西说。
也许目前时机已到。“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秘密说出来了”，一位西藏老兵在采访中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便有一些关于中情局和达赖喇嘛的书籍和电影面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他是在事后才了解到藏族同胞开展武装斗争的全部真相的，这是达赖的标准表态。没有争议的是，他的两位兄长很早就与中情局建立了联系，此后，中情局成为西藏游击队的赞助者。“我哥哥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可能让我避开这些消息”，这位西藏宗教领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们用闲聊的口气，讲述着一场被遗忘已久的极端血腥的战争
《南德意志报》和电视杂志“全景”（Panorama）栏目经过调查得出结论：达赖喇嘛与中情局的关系，比他承认的更密切，他对事件的了解，也比他承认的多得多。除了老兵们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几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也指向这一点。此前，这些文件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虽然无法证明达赖喇嘛是在撒谎，但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全部的真相；而虽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难以知晓，但是他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看似并不真诚。而对于一位觉者来说，真相从来都不应该以复数的形态出现。
根据许多佛教徒的说法，十四世达赖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临人世后，经过一次次轮回，1935年7月以农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间。他被信徒尊为“神王”、“观世音菩萨”、“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莲者”、“无与伦比的上师”和“满足愿望的如意宝石”。虽然这位获得过95个高级或最高级奖项、拥有数十个博士头衔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这一官方称谓曾经说过，他“愿做每个人心目中希望的那个人”，但是这个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并不愿意看到，他曾是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颗棋子。与中情局的直接关系与其最高道德权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达赖喇嘛同时也代表着正义与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祷团，也不是虔诚的兄弟会，它意味着对专制政权的扶植和支持，意味着谋杀、绑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国外交看不见的一只手。他们一手策划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动，通过所谓“改变健康状况委员会”（它确实是叫这个名字）做出决议，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对手。“如果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是有危险的”，中情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时说道。无论任何年代，这都是一条明智的忠告。
当达赖喇嘛的密使首次来建立联系时，“公司”里已经可以嗅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中情局的西藏计划……是建立在美国政府1951年和1956年对达赖喇嘛所做的承诺之上。”达赖喇嘛的密使于1951年通过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馆同美方进行了首次接触，会面的主题是军事和资金援助。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也参加了会面。同年，美国国防部在致达赖喇嘛的信函中同意为西藏抵抗运动提供“轻武器”，并许诺给予资金援助。
1956年，代号“圣塞克思”的行动计划应时出炉。中情局上世纪60年代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该计划的目标是维护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产主义中国内部针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动向扶植反对力量”，当然也包括中情局时时处处都在谋求的战略军事基地和丰富矿藏。自此，中情局开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岛上对游击队进行杀人、射击、布雷和制造炸弹的训练。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还在训练中担任翻译。随后，一名波兰飞行员和一名捷克机械师驾驶一架没有任何身份标识的B17型轰炸机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游击队员。他们的脖子上戴着嵌有达赖喇嘛照片的护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胶囊，用于在被中国军队俘虏时自杀。中情局为游击队员空投机枪、弹药、药物和宣传材料等补给。美国人向西藏以及后来向尼泊尔总计派出了40架次运输机。
如若没有这些奇闻异事，人们将以为达赖喇嘛对此一无所知
在中情局训练的游击队员护送下，达赖喇嘛于1959年初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并开始在流亡中宣扬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随者们始终与中情局联系人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至于此次逃亡计划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目前尚存争议。最近，达赖喇嘛在维也纳仍坚称其逃亡纯属西藏内部事务。
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达赖喇嘛在抵达印度数月后，即对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个人支持和物质援助”表示感谢。1960年和1964年，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及之后的约翰逊总统也分别收到类似信件。这些致总统的信函对武器、中情局和游击队只字未提。它们字句平和，内容泛泛，典型反映了达赖喇嘛的政策：迄今为止，他仍可以声称从未向美国请求过军事援助，也从未号召藏人拿起武器，这些肮脏差事都是他的上层亲信所为。
或许达赖喇嘛确实不了解西藏和中情局间紧密合作的每个细节，但也绝非像其表现的那样一无所知。他应该最迟在1958年就获知了中情局的准军事训练情况，因为据说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两名受过中情局训练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发射完第一发炮弹后，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才完成了重新装弹。达赖喇嘛笑着对女记者说：“我当时问，难道你们发射后请敌人等上15分钟？绝不可能。”
当时，中情局将训练基地转移到了科罗拉多州洛矶山脉中的军事训练基地赫尔营（CAMP HALE）。当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皑皑、松林成片，是美国境内最接近喜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区。约翰·肯尼思·诺斯是赫尔营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称为“肯先生”，主要负责宣传培训。诺斯向镜头展示了一张传单。50年来他保存了当时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骄傲的微笑，说道：“它们解释了一切，游击战怎么打，我们究竟为何而战等等”。当时的中情局教官几乎无人了解西藏，没人到过那里，只有一人懂得藏语。他们行动所用的地图是一支英国探险队在1904年绘制的。但诺斯对这些游击队员的评价是：“小伙子们让人大吃一惊”。
当时约有8.5万名游击队员活跃在藏南地区，他们统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语“四水六岗”）的代号，分散为小股力量袭击占优势的中国军队。他们与中情局紧密合作。一名在赫尔营受训的游击队员曾询问是否可以配备便携式核弹，以“杀死成百上千的汉人”。一名“四水六岗”老队员说：“我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汉人。”在一部BBC纪录片中，一名前游击队员说：“我们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汉人。我们会为杀死动物进行祷告，但绝不会为杀死汉人祷告。”
战争归战争，政治归政治。1971年时任美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人终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这项行动共耗费了数千万美元。从该外交转折那年的一份美国备忘录可以看出，在当时美国人眼里，达赖喇嘛在经济和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他们。
失去美国情报机构支持后，藏人的抵抗运动迅速瓦解。1974年，听到达赖喇嘛号召投降的广播后，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在尼泊尔的流亡营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于接受这一事实，有些人拔枪自杀，有些人投河自尽。一名接受过中情局培训的藏人放下武器后，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对于一部分“四水六岗”队员来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从尼泊尔流亡至印度，组建了“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ier Force），这是印度军队中一支纯藏人组成的秘密部队。经达赖喇嘛同意，他们于1971年参加了对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的战斗。随后在印度军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勋章的部队典礼上，达赖喇嘛这一纯粹和平主义的最高代言人作为贵宾出席。这位觉者从未宣称其不犯错，但是他所宣扬、并且为其带来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却已布满坎坷。
距离首次会面大约30年后，达赖喇嘛第二次接见了中情局特工诺斯。已从中情局退休的诺斯向达赖喇嘛提及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欢迎的感觉。“达赖喇嘛将鞋脱下，把脚收回长袍中，然后说，我们来聊聊吧。”谈到此处，诺斯露出激动的目光。他究竟是被达赖喇嘛的反应所触动，还是仅仅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我们无从获知。
一次“浪漫主义行动”：对于约翰·肯尼思·诺斯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骄傲
诺斯问达赖喇嘛：“我们的援助对藏人来说是利是弊？”达赖喇嘛以其模棱两可的典型风格婉转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时，他站在明处，以和平使者身份公开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而与此同时在暗地里，藏人游击队正躲在中情局飞机的舷窗后准备一场战斗，一场他们的最高领袖所知悉的战斗。当时中情局的秘密备忘录对此评价是：“西藏领导层将这支队伍视为流亡政府的准军事力量。”
约翰·肯尼思·诺斯深陷在沙发中，双手交叉在脑后，显得十分放松。实际上，他与其说是坐，不如说是躺。带有黄褐色斑点的眼镜还有他的胡子，使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他一本正经、一字一句地接着说道：“我们曾经帮助藏人，为实现他们的追求而斗争。”说完话，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见：在这件事情上，他自认其行为无可指摘。
他为“公司”和“西藏事业”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将后者称为“最浪漫主义的行动”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为他确实是站在“好人”一方的，尽管这位好人对此并不愿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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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鼓”与西藏喇嘛教
“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可怕的人皮鼓，鼓声虽美，蹦出的不是音符，而是人的呼喊……
《阿姐鼓》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姑娘失去了相依相伴的哑巴阿姐的故事。她不明白阿姐为什么离家，一直不明白到阿姐那么大，有一天她突然明白了，明白了也许是梦想中的幸福带走了她的阿姐，也许还将带走已长大成人的她。“阿姐鼓”并不浪漫，甚至有点血淋淋的味道。“阿姐鼓”是人皮鼓。在西藏，只有圣洁女人的人皮才可以制作鼓皮。
“嗡嘛呢叭咪哞”这六个字是藏传佛教中的六字箴言，包含了万物。包含了西藏人心目中希冀的的一切。死并不可怕，它如同诞生，是回归。是轮回，生与死平等，幸福吉祥最重要。“天边传来阵阵鼓声，那是阿姐在对我说话……”歌声和鼓声在平静与激情的对比中，表达出面对高原严酷生存环境的一切顺乎自然平和的心态。
《阿姐鼓》歌词：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玛尼堆前坐着一位老人
反反覆覆念着一句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
在我记事的那年离开了家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想阿姐啊
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
我突然间懂得了她
从此我就天天天天的找阿姐啊
天边传来阵阵鼓声
那是阿姐对我说话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嗡嘛呢呗咪吽，嗡嘛呢呗咪吽
忿怒尊或持明尊所持之法器。以两个天灵盖相背接合，两面再蒙以人皮，涂作绿色。修法中，於颂讚时，配合金刚铃杵使用。在旧西藏，达赖喇嘛的私人经堂每年不定期地举行念“咒经”，臭名昭著的监狱朗孜厦便随时提供“祭品”。这使得一些农奴的头盖骨、腿骨、整张的人皮、完整的童尸成为宗教活动场所的祭品或经加工做成男童皮小鼓、处女大腿骨号等作为祭祀用的法器。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藏的农奴主主要是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不到西藏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据十七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实有耕地300多万克(15克相当于一公顷)，其中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庙和上层僧侣占39。5%。1959年民主改革前，全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最大的贵族有七、八家，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藏语叫“差巴”(即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和“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他们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都依附在某一领主的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朗生”，他们是世代家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据史料记载，1943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旺杰把100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一名僧官，每个农奴的价钱是60两藏银(约合四块银元)；他还把400农奴送给功德林寺，抵了3000品藏银(约合一万银元)的债。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生、死、婚、嫁大权。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有的是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交换，有的是婚嫁后，夫妻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有载入注册籍的永久性差税，还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据民主改革前调查，属于十四世达赖的摄政大扎的达隆绛庄园共有土地1445克，全劳力和半劳力农奴计81个，全年共支差21260天，折合劳动量为67。3人全年服劳役，即83%的农奴全年无偿地为农奴主支差服役。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一般都很高，向寺庙借钱利率为30%，借粮为20%或25%；向贵族借钱利率为20%，借粮为20%或25%。
噶厦设有几个放债机构，历代达赖喇嘛也有两个专管放债的机构。据1950年达赖的两个放债机构有关帐簿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万两。
高利贷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墨竹工卡县有一名叫次仁贡布的农奴，他的祖父曾向色拉寺借了50克(一克合14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3000多克，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0万克。东嘎宗有个叫丹增的农奴，1941年借了农奴主一克青稞，到1951年，农奴主要他还600克，他只好逃亡，妻子被逼死，七岁的儿子被抓去抵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勿与贤哲贵胄相争”，“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斫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赃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的残酷刑具。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社会历史资料展”中，有当年被农奴主砍下的农奴肢体等许多实物和照片。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着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要认识过去的西藏社会，就必须了解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要认识西藏政教合一政权下的农奴制，唯一的途径就是书籍了。当然，我在七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在西藏当教师时，也曾有机会去过江孜的一处大庄园帕拉庄园。但是从一座空空如也的庄园里很难得到切身的感受，因为，现在的许多农民的住家已超过那座庄园的规模了。可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书籍，那些亲历者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看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在这里，我们摘录一些他"们的话。因为这会比我的叙述更令人信服。
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她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这样一来，所有农民就自然而然地要受到高利贷的盘剥。他们不得不向地方上的豪强如宗本、某位领主的管家以及附近寺院的总管借钱、借粮)、借牲畜，这都要偿付很高的利息，偿还的至少要比实际借到的高出一倍，如果是借钱，每个月光利息就是百分之十。
难道用来年的收成就可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还不起债，还得请求债主们让他们继续借下去，或者续借未还清的那一部分。由于拖延偿还期限，利息早已提高不知多少倍，即使得到宽限，仅有的粮食以及保存下来的其它食物，几乎从来也不够全家吃到来年收获时节。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
除了直接的债务外，藏民们还有捐税方面的负担。
我旅行时身上穿的是藏袍，开口讲的是藏语……因此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们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像所有他们的同类人一样，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头人会谴责他们没有阻拦出逃者，那么，逃跑者的兄弟、叔舅、表亲等人就会被头人抽打一顿，然后再替他偿付罚金。
西藏的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有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有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Ｃ。戈尔茨坦、辛西娅。Ｍ。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
“拉格雅帕。伊荷强的牧民家庭拥有自己的牲畜，可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管理和处置。但是他们不能随便离开这片土地，或带着牲畜到另一个领地去，即使那里欢迎他们也不行。……拉格雅帕。伊荷强实行的这种封建式‘领地’制度在西藏的农业区也并行不悖，它确保了宗教界和贵族上层人物（以及政府本身）拥有一定的劳动力来开发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从本质上说，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拉萨的西藏政府，但是几百年来，都划归贵族家族、大活佛及寺庙所有，以此作为其修缮费和维持生计的来源。由于光有土地，没有劳动力来耕作或放牧，不管是农业耕地还是牧区草地，都不能成为生活资料，因此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属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里写道，“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开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５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旷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且西藏之罪犯，又间有鞭害及痛拷之刑。又制一种绞链，以锁其手足，且判定其期限，至期始开释之，以复其自由。有时亦用枷刑，配以铁锁。最重之笞刑，可以至一千鞭。甲本及高等官吏，始能实行最重之刑法。受笞打之刑者，两手分开，面孔贴地，由施笞刑之二人，各携皮鞭或柳条，以笞挞其大腿之两臀……
《十三世达赖喇嘛传》里写道，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制脚镣。对很严重的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受理刑事案件的地方官是一个地区的首脑，即宗本，还有庄园主（当案件只涉及他们的佃户时）。另有四名地方长官负责处理圣城及其近郊的案件。这些地)区行政长官中，有一名可以随意鞭打被告人，高兴打多少鞭就打多少鞭，高兴几时打就几时打，只要不将其打死就成。当被盗财产尚未找回之时，被告人往往被鞭打好几次，以诱使他说出被盗财产藏在什么地方。宗本所科罚金是有限度的。他除了每年一次将小部分提交政府外，其余大部分归他本人。
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里说，“偷窃所受到的惩处最为残酷，象在世界各地一样，犯这种罪的人多为居民中的穷人。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
埃德蒙。坎德勒在他的《拉萨真面目》说，西藏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控制着封建领主的是僧侣。因为西藏人虔信他们那种形式的佛教，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这个“国家”（引号为引者所加）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这些穷人和那些小佃农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的精神上的主人干活，对这些人他们怀有盲目的崇拜。虽然他们要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强的那部分交给寺院，但他们并没有不满情绪。必须记住的是，每家每户至少要送一人去当喇嘛。
这些内容，显而易见都是当时笔者亲眼所见，从这些为数不多的实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封建农奴制的黑暗和残酷。假如真如现在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所说，过去的制度中的社会是一种最好的理想社会，那么看了以上几段文字后，人们该知道旧西藏的“佛光”是如何“照耀”广大农奴的，这种农奴制度又是如何“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达赖喇嘛语）”了。
海外咨询发达，照常有人受骗，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本土现在没有宗教领袖的魅力接近达赖喇嘛。
正因为资讯开放，我们才知道了达赖原来还干了这样一系列勾当都没有揭露出来。。。谢谢报道！
从照片看，达赖热情地勾搭着肩膀的终身顾问，奥地利人海因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此人1933年加入冲锋队，1938年加入纳粹，在党卫军服役。），就跟电影里面出现的又阴险又歹毒又残忍的坏人面貌很象，也不知道被犹太人追杀二战刽子手的组织抓住没有。
无他，要和西方主流媒体保持一致嘛！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2592/201305/19725.html
简介
本文转载子“译言”网站，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媒体评论家迈克尔·帕伦蒂的文章（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的最后一部分，对西藏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了阐述。
如果你不选边站队，你就独立思考判断对错，认清真相。
个人认为，达赖喇嘛的统治是黑暗和残酷，不值得支持。
你都傻的，你不驳斥，那么谣言更加会乱来，到时假变真。我们就得不到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