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下 629-兄妹畅游北京公园-18

董九喝了几口尚温的茶水，见大美人神情倦怠，稍微犹豫地说道：“妹妹，历朝历代为君者，最担心的是大将拥兵自重，谋反叛逆，弑君篡位。要让皇帝放心，为臣者又没有谋反之心，就要做好自保的预备工作。

“成功保住身家性命的古今大将有很多。譬如非常久远的秦国大将王翦，统领整个秦国的兵力攻打楚国之前，并没有急匆匆提出需60万兵力，才能灭楚国。在大将李信年轻气盛，夸口用20万兵力就可灭楚失败后，才把自己用兵要求全盘托出。得到秦王政的同意后，王翦出兵前，向秦王政索要田宅作为此次远征楚国的犒劳，作为养老的依靠和子孙基业，秦王政只好答应。在行军途中，王翦又多次去函请秦王政添加赏赐，让秦王政终于对王翦放心。等到六国统一后，王翦一直采用取悦秦始皇的策略，然后急流勇退，告老还乡，遂得善终。

“还有西汉卫青，虽然从一个奴隶身份因战功赫赫成功晋升为大司马，娶平阳公主，但是不以权势树党，更不干预朝政，才得以善终。为东汉立国功勋卓越的战将耿弇，政治头脑异常清楚，天下底定后，主动上缴大将军印绶，以列侯身份参与朝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属，让刘秀对他非常信任，才得到善终。最近的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因为平定了太平天国，被晋封为一等毅勇侯。虽拥兵10万，但是当战役结束后，主动上书裁剪湘军，更是亲自撰写《曾国藩家书》，告诫子孙后代，守住本分，勤俭持家。这样的曾国藩自然能得善终。

“当然，不得善终的大将权臣，翻开史册，也是很多。最为壮烈的莫过于南宋爱国将领岳飞，因为不满朝廷议和国策，虽上交兵权、官封枢密副使，但是心情难于平复，多有怨语，终不为宋高宗所忍，被害于大理寺。岳飞不能理解宋高宗的心情，更不想像韩世忠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只能做烈士，不可能善终。

“还有死得憋屈的西汉开国大将韩信。他的不得善终，主要是军事才能太杰出，对刘邦的言行让这位开国皇帝内心不悦，心生忌惮，最后被逼谋反，却因秘密败露，惨遭杀戮。他没有司马懿的智慧。司马懿跟蜀汉诸葛打磨叽战，让曹丕、曹睿离不开他司马懿，等到曹芳曹爽主政，魏国已是强弩之末，一次高平陵之变，就被司马家族篡夺国祚，走向三国归晋的局面。如果韩信慢慢打，不那么锋芒毕露，让项羽的势力一直存在，熬死刘邦，韩信想反则反，不想反，也不至于被吕后杀死。另外在一直遭受刘邦打压的情况下，虽然处处表现出对刘邦的忠心，譬如杀钟离眛，但是却忽略了吕后的势力。无论是周昌、萧何、陈平，甚至张良都站队吕后集团，才在刘邦死后，得以善终，而韩信从来不屑于与吕家来往，不愿与吕后妹夫樊哙为伍，导致直接死在吕后之手。

“而死得最悲催的要属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他本是一介书生，后来科举及第，在明熹宗一朝，就是辽东巡抚，因累积战功于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后来被崇祯帝重用，虽然他的‘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战略计划，非常符合晚明时期收复辽东的实际情况，但是后金皇太极没有给他时间，袁崇焕就被崇祯帝以‘欺君擅权，通敌卖国’等重罪凌迟处死。

“崇祯是一个疑心极重的人，认为袁崇焕未经他同意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明显触犯皇权；对袁崇焕屡次把军粮卖给科尔沁蒙古，而蒙古又转卖给后金，明显在资助敌军，让崇祯无法忍受；尤其是皇太极绕过袁崇焕守城，突破喜峰口，逼近京城，而袁崇焕的举动及反应很奇怪，让崇祯对袁崇焕的通敌卖国的疑虑基本坐实。尤其面对崇祯本人的质问，袁崇焕没有给出令崇祯和大臣信服的理由，让崇祯深信不疑当初袁崇焕说的‘五年平辽’的说法，就是一个骗局，对这样一个欺君罔上的逆臣，自然不会让他善终。

“关于崇祯非杀袁崇焕的目前史学观点是，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但是不可信，因为从袁崇焕被逮捕到被杀有9个多月的时间，反间计即使有，也不会被崇祯采信。而与袁崇焕在收复辽东上意见相左的兵部尚书梁廷栋，一直反对袁崇焕对后金采取的议和策略和卖米给蒙古，相信他通敌叛国，但是均无铁证，只是朝廷党争过程中导致关于袁崇焕通敌叛国的谣言满天飞，影响了崇祯的视听和判断。只是崇祯本性多疑，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彻底失望，而不得不采用的杀鸡儆猴的甩锅行为。所以史学界普遍认为，袁崇焕没有通敌谋反的罪行，但是他夸口五年复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源头。后来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跟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关，譬如防止蒙古倒向后金而卖米给蒙古，授人把柄；为了统一指挥，而杀了毛文龙，加重了崇祯的疑心和忧虑。

“总之，袁崇焕之死，是他对皇帝的贤明、朝廷百官的影响以及后金势力的错估导致的。袁崇焕是一个具有热血的学子，热爱军事，忠君爱国，但是并不是一个军事奇才。在崇祯这个皇帝执政的明朝末期，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定会被砍头，因为崇祯就是一个勤奋的视野平凡的君主，面对棘手的问题，总是态度暧昧，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

“袁崇焕的死，跟岳飞、韩信之死看上去大相径庭，但是本质上都一样，未能体察皇上的心愿。而年羹尧之死，也是一样，不能让皇上放心。如果年羹尧在讨伐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悠着一点，慢慢讨伐，像司马懿讨伐诸葛亮的蜀汉一样，让雍正一直依赖年羹尧，他的作用存在一天，雍正就得多用他年羹尧一天，也不至于这么早早地被雍正抛弃。就是在讨伐叛逆之役结束后，也应该跟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发生摩擦，导致局部战役，让雍正投鼠忌器，一直重用他年羹尧。可以采用边打边谈的策略，趁机将岳钟琪部进攻准噶尔部来犯之敌，借策妄阿拉布坦之手，除了这位被雍正拉拢的部下。年羹尧作为一位能臣，缺少转移矛盾的起码韬略，不死才怪呢！

“回到彭德怀身上，他也是封疆大臣，一野总司令，更是指挥朝鲜战争并达到战略目的的功臣，但是在体察上意方面，跟以上几位差不多。大跃进的操作失误，直接责任人是邓小平，其他需要负责的人还包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总理。本来召开庐山会议，主席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他能够容忍的范围内，进行纠左。大跃进不是主席的原创，而是中央集体领导的发明。人民公社也不是主席的突发奇想，而是刘少奇推动的，并在河南最早成立。作为主席，他是赞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主要是认为中央通过四年的构想和认证过的大跃进设想，可以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加速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人民公社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值得一试。

“主席56年以后退居二线，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了，他对钢铁和粮食生产放卫星一直持怀疑态度，更是跟大多数头脑发热的中央领导不一样，因为主席一直在泼冷水，提醒大家不要操之过急。不过主席不想因此打击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产建设积极性，所以提醒是温和的、善意的、委婉的、含蓄的，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

“主席对不断提高农业产量和钢铁产量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对赶英超美的时间，通过询问专家譬如陈云在不断更正。主席是写过《湖南农民调查报告》的伟人，一生注重调查研究，不可能相信亩产万斤，比56年中央制定的12年粮食产量的‘四五八’纲要高得离谱。

“虽然主席希望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不依靠其他国家，尽快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尤其在中苏交恶之后，这种心愿更加强烈，但是也认识到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所以刚开始认为在10年内可以赶英超美的计划，到后来订正为在100多年后赶英超美是比较靠谱的政策。

“大跃进之前，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做了解放后一次最大的调整——近九成中央权限下放到地方，让地方各级干部的行政管辖权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理论上给地方松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是也给地方‘山头主义’的形成提供温床。造成同级别行政区域之间进行攀比，为放卫星提供可能性，浮夸风的出现很难避免。

“如果握有更多实权的干部们，对农业、工业生产，有切身体会和实践经验，也不会把卫星放到九天之上去，所以这种权力不配位，让浮夸风放卫星畅行无阻。然而‘山头主义’的形成，让攀比不可避免，浮夸风也就有了滔滔不绝的源头，最后死了人出了事，才引起中央的注意。而在出事之前，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和忧虑，才有了他的万言书，虽然只有三千多字。

“大跃进是一次经济建设新模式的大胆尝试。大跃进死了人，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关于粮食减产的原因，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就是自然灾害、管理失误，还有就是人民公社，认为它的规模太大，少则几千人，多达上万人，很难调动人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减产。

“自然灾害是区域性的、断断续续的，不可能全国各地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管理失误，就是权力不配位，外行指导内行导致瞎指挥，第一线的干部不懂农业不懂工业生产，完全从政治需要出发即追求政绩进行攀比，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吃大锅饭，有了粮食就拼命吃，没有粮食，只好饿肚子，毫无备战备荒的意识。中央领导任由事态发展，没有及时止损，才导致大饥荒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大跃进是主席发动的，但是浮夸风不是主席的错，而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宣传工作的邓小平和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铁产量‘赶英超美’并不是主席赞同的，而是刘少奇推动的。

“粮食减产也许只是表象，深层次的问题是饿死人。粮食的去向，一是用粮食、矿产等生产资料给苏联还债，前前后后共35亿新卢布；浮夸风导致全国范围提高增购指标，让农民手中粮食锐减；农民缺粮，自然是因为他们一部分口粮都上交了，但是地方干部不让当地农民离开家乡，到外地投亲靠友或者乞讨，所以他们只能在家等死，最典型的莫过于河南信阳饿死100多万人的惨剧。保城市牺牲农村的城乡差别，加重了农村缺粮的严重性，因为四川李井泉调配了不少粮食进城。所以权力下放、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相互攀比，不但不制止放卫星，还为之推波助澜，加上城乡差别，让饿死的人当中，农民占据绝大多数。让人错愕的是，钱学森还信誓旦旦地从科学出发，认为粮食产量可以提高20倍，可达94万斤，可见当时人的大脑发热程度多么疯狂。

“彭德怀上万言书，向党和中央汇报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自种试验田的证据，表达他对大跃进的保留态度，尤其猛烈抨击浮夸风，甚至直接挑战主席提倡的钢铁产量的指标和人民公社建立的合理性，让主席觉察到彭德怀采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手法，使主席对他的出发点产生怀疑。主席在1959年8月，大跃进进行了半年之后召开庐山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多表扬多肯定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尽可能不要泼冷水，再适可而止地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办法，继续保持高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势头，但是彭德怀并没有体察到主席的良好心愿和顾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最后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反右，让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错失了一次极好的纠左机会，目送对浮夸风潜在危险的警醒与中央领导擦肩而过，最后酿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董九讲到这里，戛然而止，不敢进一步对彭德怀和主席做深度分析，让大美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道：“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想翻案吗？熊瞎子，看在你为主席澄清事实的份上，就不生你的气了！你说主席是仁慈的人还是严厉的人？不许说谎，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等大美人说完，董九点点头，接着离开炕沿，帮她添了半杯开水后，又去看了看房门，才转身回到原位坐好，低着头说：“主席从来不提倡一棍子把人打死。无论哪次运动，都要求大家不要动武，杀人只能针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蜕化变质的并给党和国家带来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失的人，对于其他人，必须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无论是整风运动、三反五反、反右、红卫兵造反还是清阶，都不主张杀人，只是要求揭发他们的错误，改造他们的思想。不过自上而下的全国运动，一到地方就扩大化，中央又不能及时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等知道后果，虽然及时纠正，但是死掉的人也不能复活。”

大美人冷笑了几声，接着问道：“你说说雍正皇帝，是怎么对他的政敌秋后算账的吧？”

董九还是点点头，及时地把思绪从今天转到雍正登基后的清朝兴盛的时期。董九很佩服这个凭真才实干，加上一些帝王之术，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目标，最后勤奋工作，把自己拟定的治国方略逐一实现的能君。

雍正在他还未巩固政权的时候，能忍年羹尧的斑斑劣迹，就像秦孝公能忍商鞅、刘邦能忍韩信、朱元璋能忍胡惟庸、慈禧能忍肃顺等人一样，但是一旦地位稳定性有了保障或者损失大于收获时，立刻翻脸，并置对方于死地。年羹尧是一个能臣，但是不定性很大，不能体察上意，得不偿失，还可能被政敌甚至敌人利用，让雍正一旦把他的作用利用完，立刻从他的可用官员名单上除名。

等他君位稳定后，雍正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主要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1. 通过成立军机处高度集权，另外采用密折制，保持对朝野变化信息的快速知情，不受弄臣的误导，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精准度。

2. 整顿吏治，杜绝朝堂党争，避免出现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之争、元顺帝朝的帝党和太子党之争、明朝晚期东林党和阉党之争等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皇帝的旨意无法顺利贯彻执行。

3. 立储制度化，使得九子争嫡的悲剧不再重演。

4. 在朝廷中重用汉人，避免满人权势盘根错节带来的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的恶果，但是整顿旗务，保证八旗子弟的战斗力，并以文字狱钳制言论，保证全国上下政治正确性。

5. 经济改革，充实康熙一朝导致的严重空虚的国库，主要新政措施包括“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一系列改革。同时清查各地财政亏空，下令定期补充到位，并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另外推广“养廉银”制度，调动官员执行其改革政策的积极性。

6. 改革朝廷招聘人才的制度，主要包括推行主考官的选拔制度、考试科目内容和重点的更新、放宽考生资格和限制、增加复试确保所取人才在用官员具有真才实学等，多途径取才，并定期考核朝廷科举出身的官员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效果，保证他们必须正确地贯彻执行他的治国方略。

7. 在国家领土巩固方面，在青海和西藏设立专门管理政务的大臣，加强对蒙古和西藏的控制。并采用“改土归流”的策略，完成对中国西南各省的稳定统治，以及民族的融合，并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废除贱籍，促进各民族每个人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8. 在宗教上，非常务实，所以雍正本人信奉女真人的萨满教、佛教、道教等，但是禁止天主教的传教。对外接触，对海上经商，采取非常谨慎保守的政策，一直没有放松对海禁的要求。

然而雍正为了避免八爷党的余毒对其政权的危害，在清除年羹尧之后，开始全方位彻底地肃清以前的政治对手。董九想到这里，心情比较沉重地说道：“首当其冲的就是八皇子允禩。雍正开始不断刁难、责备这个和硕廉亲王，然后派官兵监视他的住宅、派随行监督他的一举一动。接着除去他的宗亲资格、将他的正室休掉。很快将其圈禁在宗人府，称其‘阿其那’，即猪狗不如的东西，因为满语中的猪狗，分别发音为乌勒坚和乌尔赫，叫他的长子菩萨保，即庶民。然后在朝堂历数他的罪行，很快将之罪状颁示天下，最后允禩于雍正四年即1726年9月因呕病死在监禁所。

“雍正对允禩的骨干党羽，也同样毫不留情。剥夺他的亲弟弟允禵的军权，把他召回京师，就将其软禁于景陵，并派人监督他的日常活动。两年后，革除他的王位，降授为贝子。一年后押回京城，囚禁于景山寿皇殿。直到乾隆时期，才被释放。此时他年岁已高，虽然被乾隆加官进爵，但是在政治上的作为非常有限。

“在处理九皇子允禟时，先差遣他前往青海西宁，同时指定宗人府、山西官员监视他的言行，及时了解他的所作所为。一旦得知他被人称为九王，立刻削去他的封爵，收回封地，并把他幽禁起来，不许在西宁自由行动。一年后定了他一个谋逆罪，剥脱他的宗亲资格，捉拿回京，叫他‘塞思黑’，即天怨人怒之徒。接着令诸大臣罗织他的二十八大罪，然后下令将其监禁，不久暴死在黑屋子里。

“十皇子允娥，没有太多存在感。雍正二年即1724年4月，被革去封爵，接着被幽禁起来。直到乾隆二年即1737年，才被释放。后被加授辅国公，四年后死了，以贝子礼下葬。

“其他被雍正加害的皇子，还有三皇子允祉。雍正登基后，便把他发配到遵化守景陵，六年后因其行事出格，革除了他的爵位。虽然两年后恢复他的爵位，又找了一个理由，再次夺其爵位，并把他幽禁在景山永安亭。在雍正死前3年，允祉死在禁所。”

见董九好像说完了，大美人意犹未尽地问道：“再说说这位冷面帝王还杀了哪些王公大臣以夯实他的皇权帝位吧，哥哥？”董九见她言辞恳切，心情为之一松，欣然点头道：“妹妹，雍正这个人，对待政敌下手凶狠、果敢，从他杀年羹尧，惩罚异母兄弟上，已经得到印证。

“除了以上提及的一干人等外，还有一位跟年羹尧一样先盛后衰地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雍正的‘舅舅’——隆科多，也是雍正朝初期天空中闪过的一颗流星。隆科多凭借助胤禛顺利登基的功劳，在雍正的天下和朝堂一时身份尊贵、位极人臣，享有‘佟选’的宠信。虽然在康熙朝，隆科多谨言慎行，不负康熙帝的重托，但是在雍正初年，渐渐侍宠而骄，忘了他只是一位重臣，而不是主子。被恩宠冲昏头脑的隆科多，随后厄运连连。首先没了军权，不再是九门提督，接着很多头衔和赐物，纷纷被剥夺和追回，并逼其到阿兰善等处修城垦地。原因不外乎隆科多变得忘乎所以，不以人臣从事，欺上瞒下，失去雍正的信赖。加上隆科多纵容家仆胡作非为，不知收敛，让他最后一个官职——吏部尚书，也离他而去。雍正还是让他处理外蒙古的边疆事务，并参与沙俄就边境问题的谈判。雍正痛恨隆科多结党营私、私藏玉牒，触动了臣子干涉皇权宗室的大逆不道，下场就是隆科多被抄家、家人被发配，而他本人被终身监禁，最后一代权臣，逃不过初心难守、下场悲催的命运，孤零零地死在禁所。隆科多还是有能力的，在与沙俄谈判时，在处理国土边界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因为被雍正提前召回京城问罚，而接替他的人，策棱，不顾隆科多坚持的对俄策略，一味妥协，让隆科多的努力付之东流。”

见董九还想往下说，大美人不耐烦地打断道：“关于雍正就说到这里吧！一言以蔽之，哥哥再说说主席对彭德怀的处罚，做得如何？这个炮筒子，是不是活该？”董九虽然一直回避这样直截了当地臧否当今的中央领导，但是他已经是阶下囚，不说估计过不了大美人这一关，只好抬起头，去迎接大美人此时越来越严厉凛冽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