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千北
我不是专业医生，但对防病治病有兴趣，想多向大家交流，学习，多蒙恩惠。
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三）
——记１９６６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罗征启·
（上接zk２２０４d）
◇ 恐怖之夜、血洗清华园
８月２４日晚上，也许已到次日凌晨了，经过全天超强的惩罚性劳动以后，满身灰土，既没有去洗，也没有躺下，只是呆坐在床上。这时，鸿文忽然惊叫：“听！“远处，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逐渐接近我们住的荷花池一宿舍。＂拿起笔，做刀枪。团结起来打黑帮……杀！杀！杀！＂鸿文全身颤抖，想哭但哭不出来。我说“别紧张。”她说：“怎么办哪？”这时，那支恐怖的队伍己来到窗下，只听得下面大喊：“黑帮分子，出来！接受人民群众的批判！”同时，已经有人将一楼的几个教师和干部拉出来，在外面用皮带抽打。
我住在荷花池一宿舍的二楼西头第二个房间。有几个人从西头的楼梯上来了，一个声音像是向导。经过我的房门时，说：“这里有一个“，又向前走，“这里一个”……。接着，房门被踹开了。我想安慰鸿文一下，但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两三个人拉出去了。鸿文见我只穿了件背心，拿了件衣服给我，被他们一把推了回去。我看了看，几个人都不认识，看来像清华附中的学生。那个向导则不见其人，他一定是大学的，因为他对我们宿舍的情况一清二楚。我被抓到门外，有两个人在两边挟持着我，按我跪在地下。接着不知道有多少根皮带劈头盖脑地抽打过来。他们嘴里还骂着，好像是说要报仇。要命的是有一根皮带是用有皮带扣的一端来抽。我尽量低下头，避免抽到眼睛。后来我听说，蒋南翔的秘书邵斌就是在乱军之中，被皮带扣抽中一只眼睛而导致失明的。我没有被抽中眼睛和脸部，但头上多处被抽打流血，痛得忍不住叫起来，引来更多更狠的抽打。“让你喊！”打到队伍快过完了的时候，我被拉起来，推向游行队伍。必须弯腰９０°并低头，走慢了或跌倒了都会遭到一顿抽打。这时，一个很熟悉的声音问我：“张慕津哪里去了？”我没法看到此人的面孔，只是回答说：“不知道。”张慕津是团委书记，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黑帮分子”！
这支队伍走过了工字厅，在第二教室楼向北转向大礼堂。根据声音判断，这里人声嘈杂，一定很多人。我们这个黑帮队伍，大概有五、六十人，全部被带到阶梯教室，在讲台一面从南到北跪了两排。我在靠南第一排第七、八个。这时一个大嗓门喊起来：“黑帮分子你们听着，今天在北京市，一个红卫兵被地主老财坏分子杀了。现在，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你们搞阶级报复，我们也要还给你们阶级报复，我们要报仇。你们这些黑帮分子，必须得到报应！”我看不清此人的长相，但听其声一定是非常恐怖的恶相。说完，此人就从北到南，向跪在水泥地上的每个“黑帮”抽一皮带。我也挨了一下。但比起刚才的抽打，这就不算什么了。
在阶梯教室跪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被带到隔壁的科学馆二楼，分别跪在走廊两边。我跪在“审讯室”门口。每隔十来分钟，就要换一个“黑帮分子”带进审讯室。问什么话我听不清楚，也无心去听。问一会就抽打。皮带下的呻吟声是真实的，不是演电影。
一个声音嚷道：“捉到张慕津了。”原来张慕津和我住同一宿舍也住二楼，我在西头，他靠东。抓“黑帮”的队伍在外面喊“黑帮分子，下来”时，有人就从西边楼梯上来了，他就从东边楼梯下楼，藏在一片绿篱后面。等队伍过去一会，他又回家了。没想到这些“革命群众”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抓到了他。我估计是有人带路的。
几个人把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一个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爬到你们每个人面前。他就要说：‘×××，我来找你了。’你就要回答，‘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听见没有？来，试一遍。我当张慕津。“×××我来找你了。”于是大家咕哝着说：“张慕津，我等你好久了”。“不行！声音太小，重来！”又试了两次。我很为难，因为我就在审讯室门口。他第一个肯定会爬到我面前。我必须第一个当丑剧演员，第一个当众侮辱我自己，侮辱自己的同事。
可是没办法，门开了，张慕津爬了出来，我们按他们的要求，“表演”了一次。这时我看到，张慕津已经被剃了一个阴阳头！
张慕津沿着走廊爬过去。我没有心思听这些没有人性的“表演”。我在想，这是什么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啦？我们是敌人吗？即使我们这些共产党员真是敌人，那么现在当了俘虏，也不该虐待俘虏，侮辱俘虏人格。
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出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使劲！”我心里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
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１５公分，不能超过２０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像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像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前面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的姿势，已经把头顶在地上，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虽然贺鹏飞是当日“红色恐怖”行动的指挥者之一，但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也许，大家对贺龙元帅的冤死十分同情，不愿再提他几子的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快当了少将，病故时已是中将。
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又把我们这批“劳改犯“转移到生物馆，要求天亮以前转移过去，不许有声音。天亮以后，先安排校医院的医生护士给我们这些人上药。校医院的护士小杨见到我大声惊呼：“唉呀！怎么打成这样！”他们上药的时候，手直发抖。我只穿了件背心，成了件血衣，身上多处打伤。可我看不见头上的伤。后来我照镜子才知道，头上多处有血块，脸上也有伤，所幸不在要害处。
排好位置，我左边是１号钱伟长教授。我是２号。３号是建筑系党委书记刘小石，４号行政处长李思问……。排好以后，我们都坐在光板地上。这时来了许多人，每个“黑帮”有三个人押着，回家去拿铺盖、梳洗用具和换洗的衣服。看样子，在这里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我走在三个押送我的人的前面。我家离生物馆很近。在路上，其中一个人轻声对我讲，“我们是力学系的，我们认识你。他们不应该这样打你们。”我无言以对。
到我家门口，他们敲了门。鸿文正在房内，开门看到我，一脸惊恐！押送的学生说：“梁老师，别紧张，你们有十分钟。”不知为什么，他们认识鸿文。说完就退出去并轻声关好门。经过昨晚“恐怖之夜”后，他们的举动让我们感到一些温暖。鸿文两眼发直，但含着眼泪。几分钟之后，才说出一句话：“你伤得重不重？有没有内伤？“我告诉她，都是皮肉伤，没有内伤。我觉得她一个女人家，碰到这种情况，真是很难面对。这都因我而起，我实在感到歉疚。以后整个十年大动乱中，由于各种原因和机缘，我多次被整肃、绑架、关押。这种让家人因我而感到不安、无助、恐怖甚至丧命的歉疚的心情，一直纠缠着我，比我自己挨打，受刑讯逼供更加难过。我宁愿皮肉受苦，甚至伤筋动骨，也不愿受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
十分钟后，我估计实际上不只十分钟，我被带回生物馆。大家将褥垫铺在水泥地上，坐在地铺上等待。这时肚子饿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虽然只是馒头加一块咸菜，但饥肠辘辘的我们，老远就闻到满头的香味。可是接下来的事，使我们一点胃口都没有了，我宁愿不吃了。
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像是化学工程系的。以后化工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他是个山西人，乡土口音非常重。他说“王八蛋”时，口音像“王八党”。这个学生忽然有所发现说：“他有创造性，他说王八党，你们要学他，都说王八党。”这时，几十个共产党党员都低下头，沉默抗议。我实在忍不住，低声说了一句：“这不合适。”这个学生扭头瞪了我一眼。我也不眨眼地看着他。几秒钟的对视，我发现他的眼神在变化，变得柔和一些了。我听出他的声音也柔和了一些，不知别人是否听得出来：“那就还王八蛋吧！”
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这时，我听到门口嘈杂吵闹，不知是出了什么事。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因为第二个被叫到审讯室的不是我，还有时间和钱先生说两句话。钱先生说：“门口一些人在闹，要求把‘黑帮’交出去给群众处置。这里的看守说，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交出去。”钱先生说：“那些无组织的‘群众’，可能情况更糟，更危险，我宁愿关在这里了。”
不知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叨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审讯室里放着一张凳子，其中一个大汉叫我坐下。马楠提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然后拿了本毛选第一卷，叫我读几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实，当时我们大多数“黑帮”都可以背下来的。念了几段，马楠说：“我问你，你说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我当然回答“好得很＂。“你真是这样想的？”我说：“是”。突然，马楠问：“你认识蒯大富？”我答“我知道他。”马楠说：“听说你早就认识他，还查过那个‘蒯’字。”我说：“我小时看三国演义时就查过这个字，不是早就认识他。”我又把１９６４年到部队当兵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我心想：我今天见识到的马楠，没有传说中那么凶恶。另外他的问话说明，他了解我带队当兵时的情况。时间不长，马楠就放我出来了。
◇ 左右夹攻，两面不是人
马楠“将军”审问我时，提到蒯大富。其实，早就有好多起“提审”的主题，就是蒯大富。
开始时，比较多的“提审”是追问我和蒯大富的关系。有的态度很好，讲道理。有的态度恶劣，甚至粗口谩骂。他们追问我的一个根据，就是我当兵时就说过“我早就认识他”。然后，一直关心照顾他、培养他。我屡次解释，我从来没有说过“早就认识他“；我只说过，我早就查过那个蒯字，是因为看《三国演义》里面荆州刘表下面，有个人姓蒯，如此而已。我比他大十岁，他６３年入学，我怎么会“早就认识他”？一般经我解释后，这些人就语塞了。但是后来有两起提到“艾知生为什么选蒯大富作为学习‘九评’的典型？”还有一起提到《人民画报》，我有点莫名其妙。但在工作组撤走以前，工作组的人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到《人民画报》，搞得我一头雾水。
大约是在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文工团的一个政治辅导员赵燕秦冒着很大的危险找到我，向我通报了一个情况：“工作组查到１９６３年的一期《人民画报》，封面上有清华大学１９６３年入学新生座谈会的照片，其中有蒯大富。你是负责对外宣传的，那么这照片必经你手。联系到当兵、广播台、学习‘九评’、批三家村，你自己讲过，艾知生叫你注意培养这个人，说是能说善写，是个宣传干部的料，所以工作组逐渐形成一个看法：蒯大富是前党委留下的一根反工作组的钉子。这根钉子与前党委的联系，只能是通过你罗某人了！”这话虽不是事实，但拨开了我那一头雾水。以后，我就知道如何小心应对了。赵燕秦同志许多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必须写下这一段。虽然我们经过残暴的迫害，血腥的“群众专政”，但是，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仍然有许多人性的关爱和不顾个人安危以救助他人的同志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工作组撤走了。听说蒯大富平反翻案了，恢复了自由。我以为，那个捕风捉影的“钉子公案”可以休矣。然而，正好相反，这时又换了一批人来“提审”，态度更凶恶。不过，我已大体上明白了他们的疑点和意图。这些人多是同情和支持蒯大富，并且反对工作组的。他们认为，是前党委会和工作组沆瀣一气，抛出蒯大富，打成反革命，以成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而前党委和工作组的联系，又是通过我罗某人了。后来许多情况证实了我的想法。虽然，这一段历史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了，但在蒯大富们的潜意识里，可能还埋藏着对党委及党员干部尤其是对我本人的一些“恨意”，直至引爆“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这一清华园里的一大冤案吧。
从工作组开进清华园，到蒯大富翻身掌权这一段的历史，常常被忽视，甚至有意的遗忘掉。好像清华园在大动乱的十年中所遭受的破坏，所有的一系列的血腥暴行，都源于蒯大富。这是不公平的。打砸抢烧杀，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我们深受其害，我们记忆犹新。
四人帮倒台以后，清华清理”文革”中抄家物资的小组通知我们去认领自己的东西，我没有去。有人去了，回来告诉我，别去了，去了更失望和生气。经过抄家，又经过后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时搞的一次“分浮财“＇即把抄来的东西打了个低价，让“革命群众”——很可能就是抄家的人——买走了。因此我不去认领。最后清理小组给我退回一个皮箱。因为打不开锁，所以用刀把箱子割开，东西全拿走了。因为丢下有我的一两张照片，所以退还给我。我的全部衣物被洗劫一空。多年以后，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时，有位工人告诉我：他所在连队有个工人，床上铺的盖的都是抄我家得到的，其中现在铺在床上的一幅油光油亮的藤制凉席就是我家的。他是北方人，怎会有这种南方的东西呢？我也没有去“认”。
这些，都是在劂大富被打成反革命时出现的事，不应由他负责。即使有些是蒯大富掌权时代发生的，我认为前面的这些“红色恐怖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的只是前面的延续。根子缘起都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否适合湖南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拿来套在今日的城市和高等学校，则肯定是错的，即机会主义的，所以必然要受到惩罚。请注意，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恐怖行动，其理论、路线、政策的根据都在这份报告里。以我自己来说，“反右”时我执行了“左”的扩大化的政策，我对建筑系学生中划的２３名右派负有一定的责任，我应该受到后来这些“红色恐怖”的冲击，也就是惩罚。但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机会主义，谁又来惩罚无政府主义呢？这样惩罚来，惩罚去，中国就一定不能平静，要七八年来一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体现的就是这一斗争哲学，是一切动乱的总根子，现在根子还没有挖出来，没有得到批判和惩罚。希望不会永远得不到惩罚。领袖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如果领袖犯错误得不到应有的纠正或惩罚，那么就会使整个民族和国家遭受灾难。这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我们常说日本人不认错，还修改历史，以误导国民，这的确可憎可恨。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就可以忽略某一阶段的历史，隐瞒历史吗？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阶段历史时，内心就有不可抑制的伤痛。希望历史永不再重演。
□ 摘自罗征启著《清华文革亲历记》第一篇, 链接 http://hx.cnd.org/?p=209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