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 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 (ZT)

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

·朱永嘉·

从１９７１年下半年起，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毛泽东病危期间，他通过姚文元要我们（上海市委写作组）陆续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毛泽东到了晚年患有白内障、视力退化）送给他阅读，或者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读。

具体选择哪些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然后通过姚文元交到上海承办。姚文元迅速直接通知我，我再将注释和重印好的大字本，通过机要交通专程送到北京姚文元处。最后，他呈送给毛泽东。

这批大字本古文，１９９２年由曾参与此事的刘修明整理，由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书末有附录，记录了各篇布置的日期、上送的日期，以及上送的份数。

这本书收入的古文有８６篇，实际上毛提到的不止这个数字。据我所知，这些古文都是他过去曾经阅读过的，但在晚年，自己又重读，甚至反复背诵。有些根据需要推荐给周边人看，如要周总理读《史记·汲郑列传》，要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要江青读《后汉书》中黄琼与李固的列传，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李袭吉传》等。

毛泽东选择哪一篇古文来重读，从未事先透露他的用意。姚文元也是隐隐约约知道和猜测到毛泽东的一些用意。我只能根据毛选择古文的时间，并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以及毛事前事后的讲话，大体上可以知道他读这些书的时候，在想些什么，要处理和解决什么问题，借助这些古文宣泄内心的什么情感。当然，也有一些毛泽东读后的言论，或已经见诸中共中央档案，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事后透露出来。

◇ 三读《刘牢之传》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来讲是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共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落得如此下场，毛泽东是非常痛苦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实质上宣告“文革”已经失败了，尽管毛泽东还不愿意承认。

对毛泽东来说，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白的交待，而且这个交待必须说得过去，才能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接受。林彪一死，毛泽东身后事还得重新盘算。在国际上，中美关系虽然有了缓和，但中苏关系依然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周总理仍一如既往像顶头梁那样苦苦支撑着中国的大局，但他毕竟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有病。

这许多难题，有待毛泽东逐一化解。１９７１年冬，毛发了一次心脏病；１９７２年２月，他又犯了一次心肌梗塞，而且高烧不止。这一年的１０月１日，毛泽东指示要我标点注释《晋书》的４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这４篇传记是谭其骧教授他们标点注释好后，我和王知常一起校对一遍，通过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后上呈给毛泽东。

这４篇古文讲的中心议题是：东晋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能以弱胜强，并且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最终使政权稳定，得以偏安南方的前因后果。据说《谢安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介绍的，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桓伊传》的主要意思是，要大家善于从桓伊协调君臣关系的精神处理好相互关系。从当时中国的政局来讲，毛泽东是中共的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决策与实施之间难免有种种的不协调之感。借这篇古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言下之意是，“文革”运动事已至此，风吹雨打，我们又都风烛残年，为臣有难处，为君亦有难处啊！

可以说，这几篇古文是毛泽东对当时政治局领导的一种期望，也是对他身后政局的一种设想。“文革”运动的动乱，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负面的影响，他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他的深刻用意没有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借助这几篇古文的故事来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几篇人物传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刘牢之传》。到了１９７４年末，毛泽东再一次要我们上送这４篇传记。１９７５年８月，毛泽东又一次通过姚文元布置我们标点和注释，其中还是有《刘牢之传》。

毛泽东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人物呢？它与为人必须遵守的基本操守有关，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口头上说的，而且是要人们终身躬践履行的事。林彪的座机在外蒙坠毁以后，毛泽东又重提了《诗经·大雅·荡》那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他告诫全党的是，革命者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晚节。也许在毛的心目中，如林彪、陈伯达一类都是刘牢之这一类型的人物。

◇ 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厅开会时，王洪文把我找去说，主席要他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希望我辅导他读这篇古文。

我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是他的“文革”情结，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头角的，是工人出身，又当过兵，做过放牛娃；二是他与张春桥不同，张在“文革”中冲在第一线，得罪人太多，或许王洪文能在“文革”派与老干部们中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但是，毛泽东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寄希望于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让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处境，同时又是对他的苦心告诫，成与败两种可能性都有，问题在于你如何自处。

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篇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得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

当时，在王洪文面前，我怎么能把这些道理说穿呢？有一句老话，君老不事太子，所以，我不想巴结太子，因为太子一旦失宠，你跟着一起倒霉。所以我对王洪文说的话，只是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只能让他自己慢慢去领会了。

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７月间，要求我们重印《史记》中的另一批传记大字本，包括《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灌婴列传》、《黥布列传》和《陆贾列传》。在布置任务时，明确说不要作注释。

这５个人，除了黥布是在刘邦临终前叛变，被刘邦亲自带兵消灭外，其余４人都是刘邦身边的功臣宿将，而且也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他为什么要在此时重读《黥布列传》呢？

林彪事件后，在清理林彪住处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３个将领给林彪写的信。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南京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和济南军区司令。因而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５日，这３位司令员奉召进京接受调查。王洪文是出面谈话人之一。

同年８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毛担任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担任副主席。这时，许世友提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或者只要３个老同志就够了。他是反对王洪文进入主席团的。

这件事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他要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联系到以前许世友等３个大军区司令员写信给林彪的事，据说还有几个军区的司令员也参加议论，毛泽东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隐患。

８月２３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构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讲话。会上许世友仍然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当面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于是，许世友当面顶撞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开成这样，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一个疙瘩。

这个月，毛泽东给我们下达了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任务。柳宗元处在唐代藩镇割据时代，全文是针对藩镇割据来讲。而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一块心病——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

毛泽东要宣布司令员对调命令时，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到许世友时，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理也不理他。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许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

于是，周恩来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一个个响亮地回答。在这样的场合下，当时王洪文会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懂得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的道理了。

◇ 《枯树赋》背后的临终之言

从１９７４年５月起，毛泽东要我们标点和注释了三十余篇六朝赋与南宋词，其中，赋有５篇，分别是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别赋》和《恨赋》，是江淹代表作的姐妹篇，是抒情的作品。《别赋》讲的是生离，《恨赋》讲的是死别。毛泽东晚年要重读这两篇赋，反映了他将告别人世的悲哀，以及遗恨无尽的一种伤感和无奈。

所以，我接到标点注释这两篇古文的任务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下达了要我们把《王敦传》、《沈充传》、《桓温传》、《刘牢之传》、《王弥传》、《苏峻传》、《孙恩卢循传》注释上送。

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讲东晋王朝在谢安、谢玄等主导下如何稳定内部，打败苻坚南下的百万大军，从而夺取淝水之战的胜利，整体精神是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这次重读《晋书》的几篇传记，讲的是两晋末年王朝呈现出来的种种危机：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军队不听号令，动乱中地方势力的兴起；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性的对抗；中央政权由于软弱无能而处于瘫痪状态，军队将领反复无常。

毛泽东重读这几篇传记，他确实是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在他身后出现。他想告知后来者事先要有思想准备，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种危局，并设法转危为安。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与王洪文、邓小平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向王洪文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问题：“洪文，我死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但要和我讲真话。”

王洪文不假思索地回答：“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苦笑着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

然后，毛泽东又转过头来问邓小平：“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我想听你的爽快话，我死了以后，中国将是一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呢？”

邓小平回答说：“洪文同志讲的，是那么一种可能。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派系林立，左派与右派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将一片混乱。”

邓小平的讲话使在座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毛泽东脸色变得苍白，周恩来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儿童团吃惊了？盛世危言，振聋发聩啊！”

后来，在１９７６年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召见华国锋与王洪文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反映了他对王洪文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在５篇赋中，使毛泽东感触最深的还是庾信的那篇《枯树赋》。１９７６年是我们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先是吉林陨星的坠落，接着是唐山大地震，加上周恩来和朱德去世，哪一件不是沉重地撞击着毛泽东的心灵？在６月间，他又经历了一次心肌梗塞。７月间，他身体刚有一点恢复，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又让她找了庾信的《枯树赋》这篇大字本来，让她把这首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毛泽东紧闭双目，体味着《枯树赋》的情景。毛泽东让她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边听一边默记着。后来毛泽东自己背诵，以那微弱而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富有感情地背出全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让她看着书，他慢慢地再背第二遍。张玉凤说：“老人家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背得很好，除少数几处需偶尔提示一下句首外，均全部背诵自如了。”

〔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历史学者）口述，本刊记者陈磊整理〕

□ 来源：《昆仑策》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

华夏文摘，链接:  http://hx.cnd.org/?p=206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