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地方官员 如何在政治风浪中生存 （三），ZT

2009年12月24日 11:37凤凰网历史综合，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24_7316_1486393_8.shtml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幺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甚幺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甚幺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甚幺性质？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他的71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甚幺发言权，甚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甚幺了不起，就是这幺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年12月28日，1965年1月3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击。
从1965年1月起，在形式上，刘少奇虽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党内地位已日益衰弱。据其它资料透露，1965年初，刘少奇在周恩来、贺龙找他谈话希望他主动向毛泽东致歉后，曾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似乎宽谅了刘。在这此后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一些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然而，这是毛泽东故意施放出的烟幕弹，毛泽东已决定要搞掉刘少奇。1965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1965年11月，毛泽东离京，开始他“伪游云梦”，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的了。“我说不行，他说行”，是指刘少奇支持“桃园经验”，毛反对“桃园经验”，还是别有所指，毛故意闪烁其辞；“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话传给刘少奇？总之，毛为搞掉刘，实际上已向地方官员“打招呼”了。
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毛泽东1965年11月16日来到南京，江渭清向毛汇报时仍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大为惊讶，问道:“你们还要做检讨？”江渭清按照官式语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年在大陆各城巿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谨严、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拋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1966年5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5月2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1927-1965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1964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甚幺“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87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50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