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地方官员 如何在政治风浪中生存 （二）ZT

2009年12月24日 11:37凤凰网历史综合，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24_7316_1486393_8.shtml

三、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将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与刘少奇仅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依照中共历史上的“山头”谱系，江渭清不属于刘少奇的系统。40年代初期，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华中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江渭清虽是刘少奇的属下，但是，江渭清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没有渊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级是他可以亲切呼之为“谭老板”的谭震林。
考之中共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层的领导人，其权威来源不外两端:一是有赖于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其在党内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确认；刘少奇领导白区党的贡献，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刘少奇参与建立的体制是领袖主宰制，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与党内同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毛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既是同事关系，毛也是其同僚们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的关系，逐步从双重性质过渡到单一性质。毛渐渐不再是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领袖。历史上因共同对付党内留苏派和所谓“经验主义者”，毛、刘曾有过的亲密合作关系，使得刘少奇比其它领导人多一份“特权”，即只有刘少奇可以个别向毛泽东表达和转述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仅是“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决于刘少奇有无表达和转述的意愿，以及毛泽东有无倾听的兴致。因此，刘少奇虽位居中共领导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与排行第三的周恩来仍同处一个地位，刘少奇虽距毛泽东仅一步之遥，但两人的地位、权力、权威则有天壤之别。
刘少奇得以身居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清除党内留苏派的斗争中，以及在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过程中，曾给予毛巨大支持。作为对刘少奇支持和合作的“回报”，毛泽东一度授予刘少奇领导党的组织系统的权力。1944年，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接替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次年，原北方局干部安子文被调入中组部主持日常工作。然而，中共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党内历史上“山头”林立，人际因素复杂交错，毛泽东在放手刘少奇涉足中共组织工作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制衡措施。1950年以前，由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指导中组部，1954年后，邓小平又接替了任弼时原先的职责。在1956年安子文任中组部部长以前，饶漱石、邓小平都先后执掌过中组部。张鼎丞、马明方也曾以中组部副部长的身分相继主持中组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刘少奇对党的组织系统的影响力又是相对的。对于地方大员，尤其对华东地区大员的任免，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而非刘少奇。
在5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刘少奇曾因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在政治上一度陷于低谷。直至1959年，刘少奇接替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他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才真正得以巩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已有逼近毛泽东之势。也正是在“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派出了原北方局系统的李葆华主政安徽，取代了毛泽东的老部下曾希圣（曾希圣因积极推动大跃进受毛特别信用，后来因率先推行责任田而被毛拋弃）。但是李葆华入皖，并不表明刘少奇在华东地区已建立了完全的影响力，因为主政华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自恃有毛泽东作后台，并不买刘少奇的帐。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毛泽东均心中有数。
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幺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甚幺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23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