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杰：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 （ZT)

魏世杰：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

来源：华夏文摘，发表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 由 thchen， http://hx.cnd.org/?p=202596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邓稼先的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的英年早逝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这次事故是发生在1979年9月13日，那是空投氢弹核试验，大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时在戈壁滩上炸了一个大坑。使周围空气和地面被极毒的放射性核素钚严重污染。包括邓稼先院长在内的多位参试人员先后进入化爆后的弹坑区，受到钚气溶胶的严重的内照射剂量……

当年，我参加了这次核试验，我和另一位同事罗元璞受邓稼先院长之派，先后三次进入弹坑区。我是那次核试验事故亲历者，因保密原因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报道，电影也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镜头。既然解密了，我就把这那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写出来，以正视听。

核试验区一般有“前面（前方）”和“后面（后方）”的叫法。“前面”指的是核爆区，“后面”一般指马兰。我参加这次核试验的项目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我工作地点是在“前面”（前方），也就是核试验的爆区附近，当然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核爆区还是有较远的距离。

因为这是我国最后有限次数的大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所以各大军区派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干部前来观看，我们在准备布置测点时，可以看到他们居地的帐篷，看上去很壮观。

在爆区的场地上写了一个大的“十”字，是空投的目标，航空兵平时在训练模拟投弹训练就在这上空一次次进行，模拟核装置的圆柱形大铁桶随着降落伞散落在靶心的周围。各类效应试验物摆放在爆区周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等待零时的到来。

核试验定在1979年9月13日。这天，我们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水乘车前往观看核爆的地点。到达观看点后按分区坐下来，广播不断播放时间，我们静等着零时的到来。零前几分钟，飞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我们戴起墨镜，全神地向空爆区方向注视着，心情也随着零时的接近而愈来愈紧张。到零时，我们没有看到核爆的发生，零后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后来又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大概过了零时30分钟，广播里叫大家返回原居地。这时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回到居地后，大家在议论和分析发生事故的各种原因。空爆时，飞机投弹后，飞机就全速往前飞行。首先弹出引导伞（小伞），由引导伞再带出大降落伞，大降落伞打开后核装置就“慢慢”下落。当落到一个规定高度时就引爆核装置。当时大家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引导伞弹出时，引弹伞的伞绳被出口处的金属棱所割断，从而未能带出大降落伞，使弹体直接自由落体落地; 二是在引导伞弹出后，引导伞带出大降落伞，而大降落伞未能打开，使弹体直接落地。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末应该是九院（现在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了后面的叙述方仍称九院）的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不是九院的责任，而是三机部的事情了，因为降落伞的事归他们管。

通常成功的核试验是试验完后，九院的参试人员就可以撤离了，试验后的后续事（如平洞试验和竖井试验后的核泄漏），由核试验基地来处理。这次就不同了，要把原因弄个水落石，否则没法交待。

下午，我们看到直升机飞在爆区上空盘旋，寻找弹落的地方。只有找到弹落的地方，而后派人进去实地了解，才能分析事故的真真原因和弹体的安全情况，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九院肯定要派人进去，派哪些人进去呢？当时我想在九院的参试人员中我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了解核辐射，我对各类辐射的监测仪器都会熟练地使用。当然我也预见到进去的后不可预见的危害。但我的参试任务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此事与我无关。

这次核试验失败了，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实验准备工作后一无所获。试验场地生活很单调，主要的文娱生活是打朴克，九院自创了一种打法，称为九院的“院牌”。累了一天，再加上心情很不好，没有人打牌，所以大家早早就睡了。明天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收集行装，等候返厂的命令。

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敲门声警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叫我快起来。我一听声音是我的同事罗元璞在叫我，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他这次的参试任务是在“后面” 负责产品装配时现场辐射监测与安全。他从几百公里外的“后面”连夜赶上到“前面”，半夜来敲我的门，肯定有事。

当我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时，看到邓稼先院长也站在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还站着几个人。邓院长直接对我说：“老刘（我虽然比邓院长小十多岁，可他总是这称我），你和老罗两人立即去寻弹落的地方，了解弹体的情况。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你吃了面条就和老罗一起去。”

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九院技术人员在安装氢弹（伞箱）尾罩

我进房拿了碗筷，面条在一个盆里，我盛了一碗面条蹲在地上开始吃起来。面条煮得有点像是爱吃的我们南方的烂糊面，觉得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又吃第二碗，一边吃一边想，这么大的地方要找到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得吃饱一点。所以吃了第二碗又吃第三碗。

吃第三碗时，我注意到邓院长在来回走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倒了，碗也没有洗，把碗筷放了。我问罗元璞带了哪些仪器，他把所带仪器告诉了我，并说手电筒和仪器都放在车上了。我穿上简易的防护服，拿上口罩和手套，上车就出发了。邓院长目送我们远去，他此时的心情可能是在为我们祝福：老刘老罗，你们快去快回，平安无事！

一进弹坑区

同去的是一辆向导车。罗告诉我：白天，基地司令部派出七个架次的直升机去寻找弹落的地方，己经找到弹落的大概位置，所以基地司令部派车带我们去，具体在哪里要我们去找到它，找到后,把那里的情况回来再向邓院长汇报。

基地司令部派来的向导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车紧跟其后，两辆车在通往爆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柏油马路虽没有内地的那么高级，但还算平坦，也没有大而多的拐弯。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也许只有我们两辆车在奔驰。那天夜里虽然没有月亮，但戈壁滩上空的星星却比内地的要亮得多，也没有风，一切都是静静的。但我们不敢开窗，因为一开窗风就很大。汽车虽然全速前进，但还是有近一小时的车程。我无心欣赏戈壁滩上美丽的夜景，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找到它，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完整？摔裂？炸了？并不时地与罗元璞聊天。

罗元璞是负责装配时的辐射安全的，所以他与邓院长都在”后面”，罗告诉（大意）我：当确定核试验失败后，邓院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眼睛里含满了泪花。二机部副部长和科工委副主任自动承担起这起核试验失败责任，并不断安慰邓院长。领导们立即在实验组会议开会，基地也立即派出直升机侦察。

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一定要亲自要去寻找核弹的下落。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所以首长们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但决定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派出向导车。

罗元璞是负责核辐射安全的，是邓院长首命之列，当场有多名同志申请愿同他前去，但都被罗拒绝了。罗知道我在“前面”，就建议邓院长派我与他一同前去执行这项任务。邓院长同意罗的建议，于是连夜乘数小时的车赶到“前面”来找我。

为了减少车上的寂寞，我就寻话些话来说笑，我对罗说：“萝卜”（我平时不叫他罗元璞，那是因为我相知相识），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我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要知道那是氢弹啊，我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我们为烈士呢？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我看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颗氢弹从飞机掉下来，摔裂了，附近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用脚踢了几脚，这个人没几天就死了;第三种情况是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情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我们时而看看窗外，时而沉思。我想的是如何很快探找到弹落的地方：为了扩大探测范围，我们两不可能都在一起；为了彼此照顾，也不可离得太远。罗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前面的向导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车也跟着停下来，我们都下了车。柏油马路把戈壁滩分成两部分，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南和北或东和西。 向导车上下的同志走到我们面前，用手向马路右边（车的右边）的一片戈壁滩一挥说：核弹大概就落在这一片里。

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九院技术人员在装配试验氧弹

戈璧滩上的地貌都是差不多的，再加上它的无边际，所以容易迷失方向，往往是走进去了就不容易走出不来。我环视四周，发现在我们车的右前方不到30米的地方有一个斜坡，在斜坡上竖躺着一根水泥柱子，它让我住记了这个地方，后来果然用到了它 。

我们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囗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我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进行探测。我们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增加, 心里一阵高兴。

我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音响不再是“叭，叭，叭”的间断声了，而变成“鸣……”的长鸣声了。我赶快把量程转换到计数率表头，一看我吓了一跳，计数率表的指针己经指示在4~7计数/秒（几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数字表明，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

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我们清醒地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我们是不见弹坑不回头。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会超量程而损坏。

为了争取少停留一秒的时间，为了防止仪器损坏，我关掉了仪器，用手电带路，看到地面上的尘土一个个脚印留在我们身后，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看到弹坑了，我们站在弹坑边上察看了一会，弹坑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萝卜！这里剂量太大了，我们快撤！” 我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速回撤。在回撤的路上，一块黑色的小弹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线度大概有我第一小母节指那么大，我打开仪器靠近一测，计数率一下达到最大，估计是一块钚的碎片。

我拾后用手套把它包起来，我跟罗说：我们把它带回去，回报时可作为核弹己经爆炸的物证（后来我很后悔，不应带回这个碎片），罗点点头也同意了。

回到车旁，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把取下的口罩丢在了戈壁滩上，小碎片放在我的座位底下，仪器放上车后就开车了。按照规定，我们进入爆区后不准原路返回，必须走规定的“回收路线”，在回收样品路线上设有洗消站，在洗消站，对人员和车辆进行洗消后才能返回厂区。当时是夜里，洗消站不可能有人，即使洗消站有人值班，我们也不认识“回收样品路线”，所以我们是原路返回，直接向司令部开去。

我们的心情很好，邓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我们能这么顺利、这么快地完成任务要好好感谢那位向导，弹坑就在与马路的垂直方向不远的地方，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还要感谢老天爷，自零后到我们走出弹坑区，一直没有刮风，真是“风平浪静”。如果刮大风，这无疑会就给我们的探测工作摆了一个迷阵。我们得到人助、天助，我心里真是开心极了。

汽车直接开到基地司令部，那时首长们正在吃早饭。我们带着仪器和那块小碎片来到食堂的小园子里，首长们看到我们回来了，都放下碗筷走到小园子里。我们向邓院长汇报了核弹情况和弹坑的状况，为了说明确实已经爆炸了，我打开带回的小碎片，托在手里，用仪器测量给他们看。邓院长听完汇报，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车子把我送到住处，我把小碎片用纸包好放在我的房门口，怎么处理它？它使我为难。不管它，先睡了一觉再说。稍作清洗后就上床了。

紧张过后的放松，我很快就睡着了。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有人把我叫醒，一看又是“萝卜”，问他又有什么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去弹坑的路吗”？我说：记得。他说：“邓院长要亲自去弹坑看看“。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就是了。罗说：“我不认识路，你快起来，他们都在等着。”我赶快穿好衣服，因为没有“干净”的防护服可换，我只好仍旧穿上那套已经“脏了”的防护服，带上手套和口罩。走出房门，我把放在门口的小碎片也带上，准备把它丢回弹坑区。

二进弹坑区

我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的位置上作向导，虽然还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我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大意”。要是错过那斜坡上竖躺着的那根水泥柱那就完了，愈到后来我的精神也愈紧张起来。那根柱子总于在我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我叫司机放慢车速，以便让车子停在一个最佳的位置。“停车”！两辆车子刚好停在我们夜里第一次停下的地方。我下车时当然不会忘记把那个小碎片带上。

我们是向导，走在前面，朝弹坑走去。到达弹坑附近 ，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眼睛向弹坑周围环视，在寻找降落伞。要是大降落伞没有被引导伞带出来，肯定会炸毁并散落在弹坑附近。但是，在弹坑附近我还是没有看到降落伞，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特别注意到。

邓院长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察看，我注意到有两人正走到弹坑边上后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我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他们下到了弹坑里，我看到有一位还用脚踢了几下残骸。我赶快跑到邓院长身旁，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这里空气中的钚气溶胶浓度肯定极高，此时又有微风。我建议邓院长：我们赶快离开。

我们按规定走的“回收路线”（经洗消站）返回。汽车先开到了洗消站，我们都下车。车辆由战士进行洗消，我们上洗澡车上洗澡，我和邓院长两人是在同一辆洗澡车上洗澡。洗澡车上的水有点凉。我对邓院长说：“邓院长，这水不好，有点凉，我们得快点洗。”邓院长说：“好”。我们从洗消站开车出来，直奔驻地。

在我居住地方的小院子里，我又遇到了邓院长，他看我后，向我走来，问我：“老刘，你把那块小弹片打算怎么处理？”我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弹坑区时，我把它丢回弹坑区。”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这就放心了。”

三进弹坑区

次日, 我以为没有事了，正在休息，看到罗又匆匆走来对我说：“邓院长派了两组人，一组人是带了照相机，把弹坑现状情况记录下来；另一组人是取弹坑周围的土样送回去分析，看有没有发生了核裂变。邓院长派我们两人给他们带路。”罗叫我准备一下快走，他们都在等着。这一会罗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我又穿上那套脏了的防护服，拿着口罩和手套与罗一起向己在马路上等待着的汽车走去。

这次前去轻松多了，一是“轻车熟路”，二是坐在后面车上的不是首长了。到了目的地，我们都下从车上下来。我们告诉他们，弹坑区的剂量很高，希望他们动作要快，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撤出来。

我们把他们领进入弹坑区后，就站在离弹坑一定距离地方，看到他们分散在较大的范围观察、记录和照相。同时我注意到地面有些结块，好像洒水车来向地面洒过水样似的，不然空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

他们的动作很快，不到三十分钟就全都撤出来了。

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后它才刮起风来。 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核武器的安全试验。

“逃离”核爆试验区

老天爷知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它开始赶我们走了，所以开始刮起风来，我们又在弹坑的下风向，很不安全。我在房里，听外面有人在说：“基地己经测出我们这里空气里的α气溶胶浓度愈来愈高了，大家做好撤离准备。”。

我在房间里听到风声愈来愈大，好像风暴就要到来了。有人在喊：“邓院长叫我们立即撤离，院子里有卡车，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喊声不断重复着。同室的人都出去了，我赶紧提起小行李包，打开房门向院子里跑去。风暴已经到来，风沙打在脸上很痛。那人看到我过来，指着在小院子停着一辆卡车对我说：快上那辆卡车。

正当我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后面把我拉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邓院长，他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卡车的副驾驶室门口，打开副驾驶室的门，看到王XX己经坐在副驾驶室的座位上了。邓院长对表王XX说：“你下来，坐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

王XX下来后，邓院长把我推了上去。我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滩上沙尘中。汽车已经开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

从马兰乘机回九院

核试验取回的样品都用专机送到成都，再由二所派产品车从成都拉回来送到放化实验室，这次也一样。领导批准我也乘此机返回，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具体记不清了）。到机场后，机场走过来一人，说我们人太多了，只能上两个人。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坐不下这么多人。

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我走上前说：原来乘机的人比这次还要多都能坐下，这次就两个装样品的小木箱，就这几个人都坐不下？我们这几位来乘飞机，都是领导批准的，要是坐不下，领导也不会批准我们来乘飞机啊！你们不让我们上，我们就回去，另派飞机。我说完后那人就走回去了。过了不久，走过来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上飞机吧。

我们上飞机，找空位坐下，不久飞机就起飞了。飞机在飞往成都的航线上，只要经过航线上的机场（军用）都会停下加油，所以飞飞停停，本来当天就可以飞到成都的，只好在机场过夜（不记得是哪个机场了）。

飞机在马兰起飞的时间早告诉家里（院里），家里已经按排了接机。我们的飞机第二天才到，所以接机的人问我们为什么晚那么多时问，他们还以为你们出事了（那时没有手机）。我们向他们作了解释。

到家了！尽管我们当时的家是在条件很差的大山沟里，但回家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