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千北
我不是专业医生，但对防病治病有兴趣，想多向大家交流，学习，多蒙恩惠。
空军情报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的回忆与分析提供了很多信息。我赞成贺德全的看法，913事件三叉戟飞机迫降的直接原因是发动机着火。发生的过程：飞机强行起飞，右机翼翼尖撞到油罐车；撞击力强大，将油罐车顶部的铁质手轮柄撞弯，翼尖的航行灯撞碎，铝制蒙皮破损；撞击力传递到机翼根部，力量因杠杆力矩原理被放大，造成油箱和机体结构损害；飞机在中低空飞行震动剧烈，最终在接近苏蒙边境时，机体和油箱破损，燃油从右翼翼根处漏出；被吸入尾部发动机，引起发动机失火，迫降；夜晚，荒原，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两张图示说明，第一张是我采用百科《三叉戟客机》，修改而成https://baike.baidu.com/pic/%E4%B8%89%E5%8F%89%E6%88%9F%E5%AE%A2%E6%9C%BA/6915566/0/718e25c743fb28c0d0006040?fr=lemma&ct=single#aid=0&pic=718e25c743fb28c0d0006040
第二张取自《40年后再看林彪256号坠毁之迷――揭开林彪256号坠毁真相（三）》http://hx.cnd.org/2011/12/31/40%E5%B9%B4%E5%90%8E%E5%86%8D%E7%9C%8B%E6%9E%97%E5%BD%AA256%E5%8F%B7%E5%9D%A0%E6%AF%81%E4%B9%8B%E8%BF%B7%E2%80%95%E2%80%95%E6%8F%AD%E5%BC%80%E6%9E%97%E5%BD%AA256%E5%8F%B7%E5%9D%A0%E6%AF%81%E7%9C%9F/
这可以解释一系列问题，迫降地点附近蒙古大妈说看见飞机着火；机上人员集中于机舱前部；迫降速度过快+迫降前没有释放燃油 （发动机着火，火势越来越大？）；技侦部队截获的多处蒙古地面观察哨报告，包括“大型目标空中起火” 等等。
我觉得邓小平坚持审判黄吴李邱等林彪线上的人，实在荒唐，他们与林立果刺杀毛的企图无关。不知林与邓结了多大的仇。
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信息。下面是贺铁军的回忆 《“九一三”琐忆五扎》。
（贺德全回忆九一三事件，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2465 ）
“九一三”琐忆五扎
·贺铁军·
一、“１号台”在林彪外飞中起的作用
１，“１号台”的设立及其功能
随着我军通信专业的迅猛发展，各军兵种陆续组建了自己的通信系统。设立总机，俗称“１号台”，如：军委１号台，空军１号台，海军１号台，中直机关“１号台”……有了“１号台”，找人极为方便。只要拿起电话，拨１个号码，如空军直属机关，只要拨个“９”即可接入总机的人工服务。
有了“１号台”，首长们就没有必要背电话号码了。打电话时也不用麻烦秘书代为拨号了。只要拿起电话，简单拨个号，告诉接线员想找谁就行了。
当下级干部找领导时，会拿着电话等话务员接通。如果遇到新提拔上来的，不懂规矩，敢放下电话等，则下次话务员会轻轻地嘱咐：请不要放下电话……。如果领导不方便立刻接听电话，会让话务员告诉对方不能马上接听的原因。如果方便的话，会让话务员马上接通。而领导找下级干部接听电话时，只需告诉话务员找谁，就可以放下电话等着。
“１号台”有个纪律——不准窃听！不准监听！因此，到“１号台”查询，只能查到通话时间、时长，查不到通话内容。
当年，每位“１号台”的话务员通常要熟记几百个电话号码。有的技术尖子可以背上千个电话号码。当然那年代有电话的人家也不多。
每个话务员都有分工。每个人具体负责两三位首长。要求话务员对自己负责的每个首长的家庭、单位、常去的地方的电话号码烂熟于心。要知道首长家属情况，包括每个家属的年龄，上班单位（联系方式）、上学情况……
有个小故事：一个周末下午，吴法宪要找一位军级干部。“１号台”查遍了单位、家里、其爱人单位、平常喜欢去的地方……都找不到。此时已经过去了４分钟。期间吴法宪催了一次。当班的三四个话务员都急了……忽然，有位话务员想起：今天是周末，下午学校要开家长会，而这位干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会不会是去参加家长会了？马上打到学校传达室，用学校广播找人。果然，这位干部在参加家长会。因为一般周末下午机关放假，所以没有告诉值班室自己的去向。
事后，吴司令员表扬了“１号台”。
２，毛下令切断林彪与中央军委的联系，导致叶群等铤而走险
舒云调查文章里写到：叶群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还“安静”了半个小时〔１〕（半个小时的时间不对！——本文作者）。这半个小时叶群在干什么？无人回答。笔者发现，周恩来警卫披露周恩来在接到张耀祠报告后，特意回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叫与会的政治局委员谁也不许离开，也不许接电话。周恩来出来后布置警卫严密封锁新疆厅，不许外面的人进去，也不许里面的人出来。里面有谁？有黄永胜。叶群得知周恩来要来北戴河，又得知北京封了飞机，按常理她会想到问问黄永胜，看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却找不到黄永胜了！办公室没有，家里也没有，哪里也没有。黄永胜怎么可能找不到？于是叶群认为黄永胜被抓起来了，她才临时决定连夜走……
其实，舒云没有考虑到“１号台”的作用。那就是周恩来通过１号台，通知了林彪，毛对他的态度和已经采取的措施。
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与周通了电话后，一定是有涉及黄永胜的事情，因此叶群要找黄。
叶群首先给军委１号台打电话，告诉话务员：接黄永胜。然后放下电话，等。军委１号台很快找到了黄永胜。通过中南海总机，知道了周恩来下令（包括黄永胜在内的开会人员）不许离开，也不许接电话。１号台只能将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叶群报告。
此时，就算叶群搬出林彪，中南海总机也不会让黄永胜出来接听电话。
就这样，利用电话总机，周恩来给了叶群足够的信息。
周，做为三把手，林彪的下级，居然敢对二把手进行封锁？！叶群不用多想，就知道这背后是毛的命令。因此得出“北京已经动手，扣压了黄永胜……”的结论。于是惊慌失措，走上了亡命出逃之路……
因此，是毛先动的手，导致林彪出走。
周恩来秘书张树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２３点２０分，叶群在９６楼中段原来的办公室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接完周恩来的电话，叶群试图给黄永胜打一个电话，探听北京的动静。此时，按照毛的指示，周恩来将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四届人大报告讨论会的黄永胜等人集体办公，并不准他们单独活动，不要出门，也不要接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２〕
二、我了解到的“２５６”坠毁真相〔３〕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山海关机场，载有林彪全家的２５６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冲入茫茫夜空……
２５６在跑道滑行时，右翼翼尖与跑道边上没有来得及开走的油罐车相撞。撞击力之大，将油罐车顶部直径在１·５cm以上的铁质手轮柄撞弯；机翼翼尖的航行灯撞碎，铝制蒙皮破损，漆皮掉落不少（事后在现场捡到了这些撞落的物品）。这个巨大的撞击力传递到机翼根部，会造成该部位应力集中，结构出现微变形。经过长途飞行，在飞机速度、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结构变形部位集中的应力逐渐加大，致使变形加剧，最后会导致蒙皮出现裂缝，甚至破裂。三叉戟两个机翼内部是油箱，而且飞机右机翼下方有个加油口。从机翼裂纹处漏出的航空煤油被吸入尾部发动机，引起发动机失火。迫使驾驶员潘景寅不得不马上采取野外迫降措施，希望能侥幸迫降成功。
２５６在空中的情况被驻扎在大同的北京军区空军第８技术勤务团（俗称“技侦８团”）掌握。当时８团一台侦测车前出到距离中蒙边境１００多公里的地方。上机侦听员叫“宫子越”（事后荣立了二等功），他截获到多处蒙古地面观察哨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的内容，包括：“一架大型目标入侵”“一架大型目标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尾部发动机起火”“大型目标坠落在××地区。方位××，××”……
当２５６飞出国境线不久，我军的雷达就已经跟踪不到了，只有技侦部队还能截获到一些情报。因此，周恩来命令“三北”地区、总参三部……所有技术侦查部队全部开机。目前已知新疆军区情报处、北京军区情报处、总参三部、空军情报部等几个单位有侦听情报上报。
当时，技侦８团将截获到的情报及时上传到空军情报部在西山的情报分析中心。经过进一步校核，形成正式情报上报。开始时，用电话报告到空军情报部值班室，后来直接报到地下指挥所，由当时在地下指挥所值班的情报处处长王玉林接听、抄录后，交给部长贺德全。（本文作者之父——编者）贺审核无误后，将电话记录报给已经在空军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手里。
当李德生拿到２５６空中起火的情报时，不敢相信。先问在场的空军副参谋长白云：（跑出去的）飞机有没有可能空中起火？
白云肯定地回答：不可能！那可是专机啊！
将信将疑的李德生转身打电话给三部部长胡备文，向三部要情报。
不久，胡备文来电话，称三部得到的情报是：一架大型目标在边境地区移动。
李德生告诉他空军截获的情报。让胡尽快落实。
胡备文打电话给贺德全，了解空军截获的情报。提出拉条专用电话线，让８团把情报直接报三部的要求。贺德全回答：“哎呀，这涉及到两个军兵种的关系。我要请示一下吴司令”。婉拒。此后，胡部长再没有提及此事。
这时，来自８团的情报一条一条报到指挥所……直到“大型目标坠毁。方位××，××。”
由于三部上报的情报与空军上报的情报不一样，加上李德生此时不敢相信空军了，所以他索性将两方面收集的情报一块提交给了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时，特意提到：空军有个情报，林彪的飞机已经坠毁了。
由于技侦８团截获的情报准确、及时，在党中央正确处理这起突发事件中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全团被记一等功。
９月１４日上午，李德生在空军司令部大楼的走廊里遇到贺德全，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情报搞得真准啊！”
贺问：主任怎么知道的？
李说：昨天，蒙古方面来抗议了〔４〕。通报的坠机地点就是你们报告的地方。
贺德全是９月１７日被隔离审查的。初，关在亚疗。一年多后，送秦城羁押。后被空军法院判刑１２年。刑满释放后，被送回老家泰安，“养起来”了。
贺德全出狱后，接触到中央下发的有关林彪罪行的材料，知道中央将２５６坠毁原因归结于迫降失败。因此不再提及当时８团截获的情报。直到２００５年以后，中央放松了对林彪事件的舆论控制，民间关于林彪事件的讨论逐渐公开。他看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终于开口，讲出了他了解到的２５６坠毁真相。
他肯定地告诉我：（２５６）就是空中尾部发动机起火才坠毁的！这是由８团情报搞到的。
我问：有文字记录吗？
告诉：有电话记录啊！被专案组收走了。一查就清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在大冶市委湛月宾馆，湖北籍空军技侦８团战友们举行了第三届（大冶）战友联谊会。主持人刘炳坤在８团当过多年的首长司机兼警卫员，知道的机密多。借着闲聊和酒兴，大家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谈到“九一三事件”真相。他表示：“九一三事件”许多高度机密的证据就掌握在技侦８团和技侦１团手上。如果公开，有可能影响目前对林彪问题的结论。告诫大家：团长、政委有言在先，永远不要谈及“九一三事件”的核心机密。
说明：根据原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介绍，２５６右翼翼尖与油罐车相撞的事情，被山海关机场隐瞒了多日，不敢上报。一个多月后，老百姓到机场附近农田里收割黄豆，将撒落在地里的飞机蒙皮，航行灯罩，等等碎片交到部队（此时机场已经被陆军接管了）。眼看纸里包不住火，机场方面才正式向上级报告了２５６滑行时撞到油罐车的事情。
三、我了解的“南逃黑会”的一些实情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下午４点多，我和贺德全在空军大院２号楼西侧马路上散步。见到于新野从马路南头过来了。当时于穿着一身崭新的的确良军装，手里拿着一个咖啡色的公文包。显然刚刚刮完胡子，满脸严肃，急匆匆地走路。因为那天是周日，看见于穿着军装，所以我好奇地问：“于叔叔这是上哪儿啊？”
于没有回答，只是简单地与贺德全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贺德全批评我：“于叔叔他们很忙。以后不准随便打听人家干什么！”
记得吃过晚饭，贺德全出去找了一圈鲁珉，没有找到。
至于贺是何时去办公楼参加王飞召集的所谓“南逃黑会”的？不记得了。
这两年，贺德全零零星星透露了一些这个会议的情况。
据他讲：当时王飞在会上说——有人要加害林彪，林已经转移。毛已经被保护起来。按照林彪的命令，要将黄吴李邱转移到广州。
接着分配任务，王飞让贺德全担任机场副总指挥，并专门负责黄永胜，要确保他上飞机。
贺说，他是总长，如果不听我的怎么办？王飞：用绳子捆起来，架上飞机！
贺：那不是绑架吗？
王飞不回答，安排人找了几条背包绳。
王飞布置军务部处长郑兴和去拿枪；给参会的人进行分工。要求将空司警卫连拉到西郊机场，配合完成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工作。会上还统计了需要哪些人第二天坐飞机去广州，以便组成指挥、工作机构……
后来，周宇驰来电话，把于新野叫走，通知原计划作废。
王飞就宣布：刚才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事情统统作废，就当没有这回事儿。大家回去睡觉。
我问过：那些枪呐？
贺：又让郑兴和还回去了。
当年纪登奎审讯贺德全时，曾主动告诉他：参加会议的某某已经主动揭发交待了开会内容……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据贺德全讲，他写第一份材料中，有客观描述黄吴李邱的内容（具体内容，老人不讲）。李德生、纪登奎看后，很生气：
“你这句话不是替黄吴李邱歌功颂德吗？删去！”
贺答：好，你叫我删，我就删！
后来的专案组人员审贺德全时，贺告诉他们：这句话我还是坚持要加上。第一份材料上有。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后来的材料是李德生、纪登奎让我删去的。但是我想了想，不能说假话，所以坚持要写上！
恢复正常生活后，贺德全经常大骂某某是“软骨头！叛徒！”
四、还原一个真实的李伟信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北京西郊军用机场，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人胁迫３６８５号直升机起飞，企图飞往苏联。途中飞行员陈修文察觉了周等人的叛逃企图，于是毅然驾机返航，在怀柔渤海所附近迫降。
周宇驰开枪杀害了陈修文。而后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
李拎着手枪，找到正在搜索的民兵。结果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
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此段摘自舒云的文章）
１９８１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１５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据他自己讲，出狱后在沪承揽了几个工程，掘得第一桶金。后来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了２年英语，出国，到美国发展。回国后成立了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与世界级的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联手，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以上是见诸于公开报道的事情。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我父亲贺德全右眼患眼底黄斑病变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俗称“北大医院”）就诊。在进入诊室之前，他突然对守护在身边的我和弟弟贺宁军讲：“李伟信原来是菲律宾的华侨。是地下党。因为身份暴露了，遭到菲律宾警方追杀，急忙跑回国内。二部安排他到空四军任职。”
我很惊讶；“是吗？”
父亲答：“这是二部的人告诉我的。错不了！”这个情况，外界都不知道。后来，我姐姐从美国回来探亲，再次向父亲核实过。无误。
因此舒云在采访过程中，将许多疑点归纳后，怀疑李伟信是毛、周安排在林彪身边卧底之一是有道理的。
五、在林彪案件处理上的翻云覆雨
１９７９年９月份，被空军党组织按照“死党家属”“双开（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回泰安县后梁家林村的妈妈（梁玉环）突然给在北京工作的我来信。称城里有人告诉她们了，你爸爸（即贺德全）就要回来了！上面来了３个人，考察了县粮食局、县供销社、省庄革委会（现已经改为省庄乡）等３个单位。准备你爸爸回来后选择一个单位安排个副职。快了，国庆节前后就能回来。最迟明年春节前回来……
妈妈和回乡的妹妹非常非常高兴！
从邱会作、陈励耘等人的回忆录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消息。
邱会作回忆录中提到，１９８０年７月上旬，中央审查小组的审查就宣布结束了。审查小组对他说：……前不久，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又同你谈过话（即做好出去后继续工作的准备）。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无论用什么形式审查也是变不了的。
陈励耘则回忆，１９７６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着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从后来解密的资料中可知，围绕林彪问题中央先后成立过三个工作组。
“林彪专案的审理实际上分几个阶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中央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来审查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后，‘四人帮’被粉碎，就重新组织了个专案组继续审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组织了新的专案组。”（对中央纪委原五室主任王钧访谈实录：《组织让干什么就干好什么》。详见《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
第一个专案组是“四人帮”搞的。组织了许多虚假材料，蒙蔽全国人民。当时毛泽东还是比较清醒的，指示：对黄吴李邱等人要“冷处理”。
第二个专案组是粉碎“四人帮”后成立的。很快就查清了全部问题。提出：涉林案件人员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建议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涉案人员做降级降职处理。因此才有了中央派人提前到地方找接收单位之举。
但是这个审查结论被邓小平否决了。他坚持对林彪、“四人帮”等按照刑事案件处理。因此才有了第三个专案组。
所以，邱会作总结道：说明邓小平这些人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的问题……
邓的这个做法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即把党内路线斗争按照刑事犯罪案件处理。如此一来，高饶集团，彭黄集团，四清，文革……路线斗争岂不都是刑事犯罪问题吗？！
注释：
〔１〕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的博客》相关链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１１４５５５９６２４＿０＿１·html，最近查阅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９日。
〔２〕见舒云《采访姜作寿笔记》，及《舒云探访九一三事件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１１４５５５９６２４＿０＿１·html，最近查阅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９日。
〔３〕本文资料主要来自采访贺德全笔记。并参考了舒云《九·一三时的空军地下指挥所》及相关网络文章。
〔４〕蒙古方面是在１４日抗议的，并非１３日。见《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６）４０６页——蒋健注。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二卷第四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