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汀江畔，一位愁容满面的女红军，将怀中抱着的婴儿，万般不舍地交给了一个姓官的农民。这位年轻的母亲名叫李伯钊，是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她接到上级命令，立刻随军转移，不能带家属。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赣南、闽西一带，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建立的工农武装政权，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设有60个行政县，人口为435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1933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设立了行使国家权利的法院、银行、税务局等，还有负责马列主义宣传的报纸、刊物，和培养文化人才的艺术院校等。
1934年秋，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节节败退。李伯钊接到命令，随董必武、徐特立的中央纵队撤离。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她是唯一的一位三过草地的红军女战士。
李伯钊在婴儿的襁褓里塞了几块银元，对这农民夫妇说：“放心吧，我们三、五年就会回来的”。有许多与李伯钊情况相同的红军，都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留下来，交由当地老乡抚养。
红军走了，闽西地区又恢复了国民党统治，少不了反攻倒算、流血牺牲。植根于民众之中的汀州基督教会，却没有因政权更迭而消亡。教会开办的各间学校都正常上课，教堂设有简便的药箱施药民间，并且尽可能地向孤寡残疾人士提供帮助，颇受闽西一带百姓的欢迎。
1937年，抗日军兴，国共第二次合作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长汀，是福建省唯一没有被日寇侵占的城镇。有国立厦门大学、中正医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迁来此地。长汀恢复往日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的景象。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国空军，在长汀城外，建立了机场和气象站。
这年，教会来了一位名叫张伦的年轻传道人。他是福建长泰人，自闽南神学院毕业，受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的差派，在长汀教会工作。张牧师将各个学校学生组织的福音团契联合起来，成立长汀基督徒学生联合会，简称“汀学联”。汀州城里原来的福音医院旧址，成了盟军招待所，教会常常借用这个场地举办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驻长汀的美国空军，将所有剩余物质移交给教会，嘱其分发给当地百姓。张伦牧师在访贫问苦的过程中，获知在民间有人收留红军子女的“秘密”。在政府追查此事时，张伦牧师会把这些孩子，藏在他的教会里。他因参与筹划恢复福音医院的事，接触到中共地下党，据说他还冒险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
1950年，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张伦牧师代表长汀教会，在三自革新运动的倡议书上签名。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去参军，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刚诞生的新政权。
苏区的人民，也迎来了当年的老红军—-中央慰问团。原来说：三、五年就回来，是3X5=15呵！这批人是来寻找当年红军留下的孩子的。他们中有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她为姐姐寻找遗落在民间的女儿毛毛。人没找到，贺怡却不幸车祸丧生。慰问团里还有李伯钊，她要寻找当年在苏区与王观澜所生的儿子。
在张伦牧师的协助下，中央慰问团找到那位姓官的农民，见到了当年收养的孩子，这时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小子了，取名叫官水生，正在帮养父母编斗笠。他被接到了北京，进了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后来，这位改了名字叫王远的红二代，写信给他的养父母和张牧师，说他已经去了苏联留学。
长汀福音医院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于1947年复办。张伦牧师代表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担任了董事会主席。1949年政权更替，这所教会医院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得以保存，并于1951年，直接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福音医院前院长傅连璋医生的原配，汀州教会的女传道刘赐福，担任了福音医院的第四任院长。然而，恢复了的福音医院，却没有能够设在原来的地址，长汀城内的东后巷56号，这座结合中西建筑特色的大院里。这里本属于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汀州区会的物业，此时被一个叫兴华工业职业学校的单位占着。刘赐福院长和张伦牧师，在索要被占用教产的交涉过程中，遭到黑函攻击，被指控医院账目不清，与帝国主义有来往……。这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惊动了当年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邓颖超。最后，刘赐福院长无罪，张牧师遭逮捕、获判刑，而了结这场诡异的冤案。张牧师在监狱的大墙内，用他的医学知识给犯人治病，人缘很好。虽然坐牢几十年，却保下了一条性命。
八十年代，张牧师的冤假错案获平反。在1988年长汀县人民法院改判无罪的文件上，定张伦牧师为：“于1951年入伍”。因为他曾担任院务主任的长汀福音医院，1951年隶属中央军委卫生部。张伦牧师出监狱时，已是双目几近失明的垂垂老者了。笔者采访了张牧师，他讲述了当年帮助官水生找到妈妈的往事，喃喃地问：“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北京……”。其实，当年在长汀农家长大的孩子王远，现在已经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了。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本文中所描述：“她（李伯钊）与王观澜所生的孩子……”。李伯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的夫人吗？没错，同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的杨尚昆和李伯钊，于1929年在苏联正式结为夫妻。那时的东方大学内部派别斗争、肃反扩大化，年轻的李伯钊被打成“托派分子”，遣送回国了。一心革命的李同学，仍然进入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在高尔基戏剧学院当校长。
历史记载，俄国十月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中的性关系混乱，奉行“杯水主义”。老子提着脑袋干革命，有今天没明天，还管什么廉耻道德？这个风气在苏区也很流行。李校长与《红色通讯》的主编王观澜同居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长征前送给农民的孩子官水生。后来改名叫王远，就是随父姓嘛。老天爷真是不开眼！1933年，杨尚昆同志也从苏联回来了！他属于王明一伙的，还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杨在红军的地位很高，担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至于李伯钊是如何回到杨尚昆身边的，我没有找到准确资料。从那张李、杨在延安窑洞前的合影来看，这对涅槃的凤凰，又走到一起了。一直到1985、1998他们分别去世，再没有分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