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华：许国璋拾零

关于张玉凤的身份问题，文中一处有误。但无关大局。

转贴来源：华夏文摘第一四四六期，http://hx.cnd.org/?p=162493

乡华：许国璋拾零（上）

过往总想写点儿有关许国璋先生的东西, 但觉得自己人微言轻, 提不起笔。许老辞世至今晃眼二十四年, 许老的身影在自己的记忆中渐行渐远, 一切的浮光掠影都似已淘洗殆尽, 所剩便只有最凸显他人格闪光处的某些瞬间定格和只言片语, 今记录在此以做纪念。

到我七三年进入外院时 (即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 简称外院, 北外或一外)，许老已是霜染两鬓年近花甲的人。 而当他四九年回国并于五十年代初到外院时还不过三十大几, 却已经和比他还小一年的佐良老师一起被同学老师并称许老王公了。 这之前我自然从未见过许老, 他那套大名鼎鼎的英语教科书也是一两年后解了禁才有所接触, 但从学长老师们的窃窃私语中得知他是大学问家钱锺书的得意门生, 曾留学牛津, 是同王佐良李辅宁等人齐名的英语权威, 那名字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如雷贯耳。 有学长从人群中把他指给我看, 他中等个, 鼻子上架副深度近视镜， 走路腰板笔直。 一九七五年缅甸吴奈温来访, 我在首都机场边防检查站实习，参加机场警戒, 邓小平赴机场迎宾从我身边走过, 也是板直着腰, 雄赳赳气昂昂的,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许老走路的样子和邓公毫无二致, 因为谢了顶, 头发又向后梳着, 本来就高的额头便显得更高, 透过时间在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刻下的风霜, 仍能清楚看出当年牛津学子的勃勃英气。

那年我们共有二百六十多人进入外院英语系, 加上上一届一百多人, 当然是各系中人气最旺的。 同年级又按英语程度分了快慢班, 前四班多上过外语附小附中, 是快班, 后面十几个班则为慢班。 我入学前的英语是打着马克思的 “外语是人生的一种武器” 的旗子跟着唱片和电台自学的。 每天一面在内蒙兵团上下砖窑的土道上穿梭来回, 一面口中念念有词背诵英文单词句型, 入学时大概有三千多的词汇量, 但仅此而已, 于是分在慢班。 人多, 权威少, 我们这种慢班生轻易与许老王公们结识无缘, 只在全校大会和系里的各种会议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当然这是指大权威, 中权威小权威又不一样, 很多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都是名人。 那时的一外很牛, 自称中央外语学院, 除了因为直属外交部, 在中美外交初开之际奉了毛和周的尚方宝剑而有超越其他任何学校招生之权, 有很多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校友, 诸如唐文生, 王海容, 章含之, 朱传贤, 更重要的就是为了有很多的权威专家。 我在本科时曾从学于薄冰, 张道真, 王洸, 以及后来成为中美关系专家的梅仁毅和语言学及外语教学方面的专家吴一安等。

大权威们不在第一线教书, 也还没能在院系担责任, 那是七三年, 文革余烬未熄, 一会儿张铁生, 黄帅, 一会儿朝阳农学院, 老先生们头上反动权威的帽子还在。 所以说大会小会看到许老的身影, 他却不是坐在台上的达官, 而是台下角落里的看客。 因为那名气, 我有时不自觉会朝他那边望过去, 大概因为已经没有批斗会, 又不再在湖北乡下干校里碌碌无为, 他脸上已偶尔能见到笑容. 那是一种很开朗的笑, 笑得很正, 一看就知道是个心里不藏奸的人。 然而也只是偶尔一笑。 但是清楚记得, 有一次许老是很开心地笑了一回, 不只许老, 所有人都笑了, 那是一次全校大会, 由当时的院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后来成为院党委书记的杨伯箴作学朝农的动员报告。 大概有人不熟悉或是忘记了朝农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里摘一段那个时代的声音:

“辽宁朝阳农学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破因循守旧，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把学校搬到农村，坚持‘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回乡当农民，直接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发挥了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这是教育革命中涌现的又一光辉夺目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狠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反动谬论，把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报告大会前学校里早已是风言风语， 传说要一锅端回湖北沙洋干校去办学， 学生毕业要回原单位， 一时人心惶惶，开会时大家比平时专注很多，毕竟此事大大关系各人命运。 杨伯箴开场很长的一段当时的套话, 无非天下大乱, 形势大好, 不一而足。 论完天下, 杨书记又开始不遗余力的大唱朝农赞歌，从朝农的做法到意义，没完没了，终于盼到他讲正题了: “具体到我们外语学院学朝农嘛……” 全场一片安静，那么大的会场，那种掉根针都听得见的寂静也只有当年在兵团团部听有关林彪叛逃的中央文件时才体验过。 杨卖了一个大大的关子才接着说: “我们主要是从精神上学”。 杨伯箴话音未落，全场就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杨作报告受到听众如此发自内心的欢迎大概是空前绝后，我环顾会场，看到许老正开怀大笑，头向后仰，口大张着，那种毫无顾忌的样子，真是年已花甲却又童真在在。

真正有机会接触许老是去四季青人民公社学农的时候，系里决定许老和我们班一起去。 我们当时好像是二年级， 所谓学农，无非是帮着夏收，体验吃大苦耐大劳。 我们叫做工农兵学员，真真正正是来自工农兵，全班十八个人，三个来自东北内蒙兵团，一个来自陕北农村，一个复员军人，三个来自工厂，剩下十个则来自部队。无论来自哪里， 都是十几二十的人，大都干过农活， 起码也是年轻力壮， 学农难不倒我们。 许老却不一样, 近六十的人， 身子骨再硬朗， 骄阳烈火下拔麦子也够呛。 我们都是在社会上闯过几年的人， 经历过世道艰辛， 通晓了人情世故，虽然文革还在进行，许老那顶反动权威的帽子还没有完全摘掉，但我们均对他有崇敬之心。加上外院在周恩来照拂下，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撤走了军宣队工宣队，虽然外面的世界正被四人帮搅得天翻地覆，校园内却相对安全，对“反动权威”表示尊敬不会惹大麻烦。学农时如何照顾许老的特殊情况呢? 正好生产队要求派一个人去帮会计理账，就由许老去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理所当然，而许老一定感到了我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学农完回校后对我们一直很友好，每次见到我总是拍着我的肩膀说：“身体好，身体真好!” 我当时搞不懂他为什么总夸我身体好，如今自己也年过花甲，对人生如白驹过隙的理解早已不限于字面，以自己现时的心态度之，大约猜到他当时一面是感叹自己韶华已逝，另一方面我们又都是学识浅薄之辈，要夸也夸不出个所以然。然而他对我们的好感却一定是因为我们对他表现了那个时代普遍缺乏的人性，同是学生的红卫兵就曾在数年前把写了接续他那套著名教材的下面两册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絪逼去上吊自杀。

许老的重人性与他的人品有关，也与他的学识分不开。许老大约于六十年代时意识到西方在语言学方面因着乔姆斯基的学说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则裹足不前有时矣， 于是下大力推动国内语言学研究，自己同时成为国内语言学方面的权威。但许老学海一生更多是浸润在英美文学研究之中，清华、西南联大、伦敦大学、牛津大学，都留下许老学海泛舟的身影。环视宇内，在莎士比亚以及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方面能出其右者即使有也必寥若晨星。莎剧能流芳百世，正是由于其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挣破中世纪桎梏的人性流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欧州文艺复兴释放出的厚重人性在莎剧中充分体现，无可避免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又由他们推向自己所在的周围时空，许老正是这样一位推波助澜者。许老的宽容也同他的阅历分不开。外院一位教授撰文回忆说:“我与许老相处四十余年，深感他是一位很有特点的学者。自然，同许多人一样，他也在变。50年代，他四十左右，其气势如日中天，上课时才华横溢，让学生为之倾倒，那学术魅力是难以被时代淹没的。他潇洒中流露出坚定的毅力和自信，也溢出少许自负。也许是由于中年的气盛，他严厉有余，而宽容、理解不足。但是，在他年过半百后，他的一些弱点在时间的磨合中逐渐淡化，而其固有的优点日益凸现出来，这使他越来越受人敬爱。” 我所见到的许老正已过了耳顺之年，们在他身上感到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学农时，一次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当天报纸上一篇表示支持中东各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许老恰好在，议论一阵，有人问许老意见。许老讲了不多的几句，不很具体，只记得大意是说，讨论这问题的前提是对历史的全面理解。 我当时也没有往心里去，只以为他随便讲讲应付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后来才听人讲，早在六十年代，国内一边倒的支持中东各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把以色列视为敌人。而许老却独持异见，坚称犹太人民也有争生存之权利，并为此在文革中倍遭批判。这才醒觉，许老那番话是在含蓄的鼓励我们多学习多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而他对中东问题不偏不倚的立场则正是基于他的人道主义哲学。后来我有机会在他指导下学习英美文学，关于莎士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 许老特别提醒我该剧对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处理反映了莎士比亚时代对犹太人的普遍的歧视态度, 要我阅读有关这方面的评论。

大事上如此, 小事上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个特殊的年代, 那样一所特殊的学校, 同学中高干子弟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 家中背景从当时的中央显贵如叶剑英、李先念、赛福鼎到军队首脑如陈赓、韩先楚、更有后来居上的乔石、吴学谦。由此向下各级领导的子弟就更多。 也许正因为太多，所以谁也不突出, 学校对他们和别的同学一视同仁，并无特殊，如果说有，那就是专门为他们立了条规矩, 不管是谁, 都不许把小汽车开到学校里来。李先念的儿子在校四年, 周末返校基本都是骑辆老掉牙的自行车, 偶尔有特殊情况家里派车送他, 也一定把他放在离学校还很远的魏公村路口, 再由他从那里步行返校。记得有一阵三十八军一个单位不知为什么原因借住我校, 正好该军一位领导的小孩是我们英语系的学生, 因为军队借住给同学带来一些不便, 这位同学就放出狠话要告诉他父亲让驻军 “滚蛋”。 很快系领导就找到他, 对他说：“你去呀,看看你能不能让他们滚蛋”，搞得这位同学灰溜溜的, 再也不敢乱吹了。说是不搞特殊, 但终于还是有了例外, 这例外就开在毛的护士张玉凤的妹妹张玉梅身上。 据说她是由毛远新主事的中央办公厅保送来的, 入校较晚, 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入校劳动锻练了她才来, 是中央办公厅用辆大红旗送来的, 车子一直开到校园里。我们都在一趟趟的从门头沟斋堂往学校装车拉煤, 系里却派了一位老师给她补习英文。当时学校这样做也实在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学校接到了直接上峰外交部的专门指令。七十年代初, 毛预见到重开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势必导致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要, 于是指示重开北外, 提出自任校长, 但马上又要周恩来任校长。周在文革中利用手中剩余的权力保护了一些人, 廖承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由周安排送入中南海一直以监护的名义保护到七二年才 “解放”出来的，此时周便提议由廖承志任校长，廖的院长职务一直兼到八零年, 然而日常院务则完全交给了杨伯箴。周又指示给予外院超越所有其他学校任意招生的权利, 这当然可以保证外院招到最好的学生。但还不仅于此，大概周也想到很多干部子女散在四方, 教育被文革打断, 又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这个超级招生权正可把他们送入大学。对于这一点杨可谓是心领神会, 派出诸路招生小组赴全国各地前给组员塞了很多写有老干部子女名字的条子,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届高干子女众多这一幕。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周的动作被江青看在眼里, 抓作把柄, 在首都体育馆开大会点名批外院。而此时外交部卖毛远新一个人情, 指令外院接受张玉梅为学生, 正好可以平衡利益, 保护自己。内幕还不仅如此, 当时外交部内乔老爷和夫人章含之正同王海容唐文生为争夺外交部的领导权打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 王身为毛的侄女, 手眼通天, 乔要见毛却不得其路。乔觉得向毛进陈自己立场的需要迫在眉睫, 而张玉凤正是毛身边燎手可热的人物, 把她的妹妹招入自己下辖的学校等于是铺下了觐见毛的路。后来乔果然通过张玉梅得到了向毛进陈的机会。

许国璋拾零（下）

凡此种种都是那高高红墙内的秘事, 当时并不为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所知, 然而对张的特殊待遇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家众说纷纭, 认为系里不公, 而张玉梅也因此犯了众怒, 周围对她敌意甚深。张很漂亮, 眼睛大大的, 肤色白皙, 面如满月, 大家却给她起个外号叫白王八。 有次有同学议论她, 白王八长, 白王八短, 许老走过时听见, 说：“听说她是愿意帮助人的。” 这使大家想起有位同学有病需要一种稀缺药, 遍寻不见, 她听说了, 马上帮助找了来。许老这样一说, 议论就停了, 后来也不再怎么听到, 原因可能各种各样, 但许老的话无疑显露出他不行偏颇不为己甚的处事哲学, 是他心底人性的流露。如今想来, 张当时完全是身不由己, 因其姐得宠而入外院， 然而众多在校的干部子弟不也大同小异? 张同我们一样, 不过十几二十的人, 机心不深, 并无翻云覆雨的害人手段, 只够得上受人利用的资格。张的单纯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有讲到, 说张玉凤生小孩, 由张玉梅代为照顾毛, 但后者太单纯, 无法帮助江青制造见毛的机会, 于是江青一再要张玉凤早日恢复工作云云。许老的宽容态度与当时社会的严苛适成对照, 四人帮七六年倒台, 到来年夏, 距我们毕业只个把月时, 张竟然不得与同窗们一起毕业, 被抓去隔离“学习” 了。

人谓见微知著，我对许老的了解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一桩桩小事得来的。 有次两位同学有事去张道真先生家, 他们以前没去过, 见给他们开门的是位年轻女士, 其中一位就冒失地问: “你爸在家吗?” 没想到对方却是张的夫人。后来这件事被当作笑话传了开来, 传的人不无讥讽张老夫少妻的成分。 这事传到许老耳里, 他说 ：“张勤于著述, 成家较晚.” 只这一句, 笑话就显得很苍白, 很快就消声匿迹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老师是王洸。 王先生原名王光宗, 那时讲出身, 据说王先生出身不好, 被迫改名, 这一点也有人拿来当笑话讲。 许老却告诉我们：“王刻苦, 学问不错。” 我们就此求证梅仁毅老师。梅先生拖着他那典型的广东长腔说：“那你们就去考考他的词汇量吧。” 于是在首钢学工的时候就有同学拿了本英文词典考起王先生来, 结果怎么都考不倒他, 从此大家对王先生都很尊敬。又有一次, 那是多年以后了, 我在乔姆斯基的门生拉斯尼克教授指导下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 有人带给我一本中译本的乔的成名作 《句法结构》，读后觉得或可在精确性等方面加以改善, 正好那时我们每星期去麻省理工听乔的课, 凡有疑问都可请教于他, 于是起意要重译那本书, 并就此咨询许老。许老回复很简短: “原译尚可, 不必重译。”

偶尔也有在校外见到许老的时候, 那大半是在周末, 我当时学习很刻苦, 虽然家居北京, 但周末也很少回去, 多在图书馆看书，有时书读累了就出去打打篮球或跑跑步。 记得一个初秋周末的下午, 太阳暖融融的使人犯困, 书是读不下去了, 便换好衣服跑了出去。跑到隔开外院和工学院的幽静小街上, 树影婆娑中正看到许老和夫人迎面走来。还是老样子, 许老昂首挺胸走在前面, 夫人黄怀仁小脚碎步打把阳伞落后几步跟着。 我早听说许老夫妇有周末出去打牙祭的习惯, 猜想他们此番又是出去吃饭。 许老看到我便停下来, 这次没有说我身体好, 而是问: “周末不回家?” 我说有几本书想读完，许老于是说: “多回家看看, 父母之心你要上些岁数才能体会。” 我当时只是点点头, 并没太往心里去。时隔四十年, 想起独自在欧洲辛苦创业的儿子, 心里便很揪得慌, 会和太太商量将来孩子安定下来我们或许也搬过去离他近些, 这时才体会到许老当时那番话的深意。又想到, 许老并没有孩子, 但却很懂得为人父母的心态.

寒窗砥砺四年, 终于毕业, 有消息说要我留校, 我告诉系总支副书记梅仁毅老师自己对教书不感兴趣, 于是分到外贸部。 外贸部下辖有外贸学院, 大概是想把自己学校的毕业生留在部里吧, 外贸部决定把北外分去的人发送到各省外贸局。外院对此不满, 干脆把原拟分外贸部的人另行分配, 我和另外三位同学分在三机部, 又由三机部分到北京航空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 转了一大圈, 不喜教书的人结果还是分了个教书的工作。临离校时见到许老, 时值一九七七年, 他头上没有了任何政治帽子, 正当意气风发。我不过是数百即将毕业的学生之一, 也还从未直接从学于他, 但至今仍记得他当时一手把住我的臂膀，一面用极其殷切的口吻鼓励我要继续努力学习。临行时许老这一番嘱咐我牢记在心, 不敢或忘, 去北航后仍按在外院的路子钻研学问。许老当时还讲过将来不愁深造的机会， 我不知其所指, 并没有往心里去。 谁知过了大约不过半年, 便传来大学恢复研究生制度的消息, 且母校外院也要办研究生班，这才省觉许老关于深造机会的话并非随便说说, 而是大有所指。自知学识尚浅, 急需深造, 便毫不犹豫的报考了外院的研究生。其实绝不是信心十足，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 社会上响应积极非常，老大学毕业生中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者有之, 希望通过进修而转调大城市者有之, 更有众多才毕业的工农兵学员, 因为社会上开始质疑他们的学问质量而希图以升学进修改善地位。虽然过去的考试证明自己可以在工农兵学员中一争长短, 但与老大学生比则心中完全无底, 报名有一小半是准备以失败换取经验，但也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 北航正准备开设英语专业, 老教师多是俄语转行的, 我们四个北外毕业生和其他几个也是刚分配来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就马上成了业务骨干, 而我又在一次教研室安排的考试中因为灵感突现而侥幸拔了头筹，已被安排去教全校唯一的一个七七级快班的英语，所以教研室非常不希望我报考研究生, 最后是在与院领导力争下才得放行, 至于最终放行的原因,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 也是因为一方面认为我反正不一定考得上，另一方面估计我研究生毕业后也有可能再分回北航。 而我的一力坚持则大半要归因于许老临毕业时给我的关于要继续深造的鼓励。 许老待人以诚, 兼有很强的人格力量, 对周围感染至深, 以至于他的只言片语也往往令人难忘。 说起来当初没有留校却是懵对一招, 原来外院竟不允许与我们同届毕业留校的人报考研究生班。 虽然是不希望我报考，但在我得到北航允许报名之后，教研室仍给了我很大支持，为我专门安排了复习时间，对此我至今感激不尽。

笔试在外院主楼下一个大教室进行, 发卷前环顾考场四周, 果然考生多为老大学毕业生, 此时许老推门进来, 与考生中一些人打了招呼, 显然他们早已认识。 走到我面前时, 又照以往拍了拍我肩膀, 却没有夸我身体好, 只是面带鼓励的笑笑。考题具体记不清了, 只记得有一题问最近看了什么英美文学名著并要求评论。 我哪里读过多少名著, 而那之前不久才读完一本 “战争风云”, 便把这本书搬上去大吹一番。说实话, 看了考生情况, 我当时对成功实在不抱幻想。 然而没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不久后我居然接到了听力和口试通知。听力考试在电教室进行, 我因为去晚了, 分到的机器有毛病, 总调不好, 自觉有些影响成绩。 而有些题没答好则确实是水平问题, 例如有一题是关于World Cup (世界杯)的, 我因为对足球不感兴趣, 根本不知所云。紧接着是口试, 说出来现在的人大概不会相信, 当时主持口试的竟是中国英语界在外院的三大权威: 许国璋, 王佐良和刘世沐。许老问我听力考试自我感觉如何, 我实话实说, 告诉他机器有毛病, 又说有些题没答好。刘先生可能上了点年纪, 听力不大好, 没听清我关于机器的评论, 还是许老给他解释一番。而后许老王公和我讨论一番 “战争风云”, 这是笔试考题的继续。 我那时是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 但也正因如此, 便没有任何紧张, 侃侃而谈, 发挥了口语好的优势。 口试结束前, 许老盯住我面带微笑说: “你喜欢这本书, 但‘战争风云’可读性高,却算不上是名著。”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回去仔细想想, 认为许老大概是间接告诉我考试不成功, 于是写了一信给他, 表示决不灰心, 要继续努力, 请他开一张今后自学用的书单, 并告他我马上要去国家体委参加接待世界篮球锦标赛。不料信发出不久就收到许老回信, 告诉我准备九月入学, 要我安心实习, 所开书单列有 William Long 的《英国文学史》等。 我当时欣喜之态可想而知。

时隔一年, 我又以研究生的身份回到了母校。 虽只一年, 却已是物是人非。 昔日同窗都已随毕业而星流云散，此时王公已是外院副院长, 而许老也已是系主任了。 研究生班的新同学共十几人, 包括如今的语言学专家刘润清, 英语教学专家楼光庆, 范守义, 任教新奥尔良大学的英美文学专家钱兆明, 曾在中央电视台负责对外节目的赵宇辉, 以及现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長的金立群等。 大家入校后就在许老王公的亲自指导下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许老是研究生班的总负责, 很多事情都由他亲自处理。 那时外院图书馆藏书有限, 为优先照顾老师们的教学需要, 系里自设了一个小图书室, 较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收藏在那里。 由于许老的坚持, 研究生们也得以使用那处图书室，另外还允许我们使用一个放有数台英文打字机的教师集体办公室。这样的学习条件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了， 更加上有许老, 王公, 熊得倪, 刘世沐等名家的指点, 大家都对学有所成充满信心。英文翻译课由许老亲自上， 这当然不再是本科时以学习英语为重点而设计的翻译课，而是希图以翻译为媒介，使大家透视到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的深层。 至今仍记得许老总结中文英文的不同时这样说: “英文是流水句, 可以利用关系代词, 如 Who, When, Where, That 等不断延伸下去。而中文则为竹节句, 句子短。 英翻中时要注意适当分句断句。” “流水句”, “竹节句”, 只两个词, 英文中文的特点就给许老讲得清清楚楚。 一次翻译作业中有一句英文: “The drastic eruption of Chinese power in East Asia”. (可译成中国实力在东亚的迅速增强, 或中国实力在东亚的迅猛崛起.) “Drastic” 一词我舍 “迅猛” 而译成 “大”, “Eruption” 则循常例译作 “崛起”。 到讲评时, 许老特别讲到“崛起”一词源于日语, 不提倡使用。然后他扫视一遍大家, 一面摇头一面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还有一个年轻人, 把 “drastic eruption” 译成 ‘大崛起’”. 班里男生我年岁最小, 许老这样说, 大家当然知道是指我, 都看着我笑得前仰后合, 我自然很不好意思, 但也是心服口服。 学业上许老对我们很严格, 其他方面则非常关心爱护。 一次我在教师办公室用英文打字机打论文，那时全系也没有几台打字机, 都放在教师集体办公室, 但规定研究生可以使用办公室和室内的设备。正打着, 进来一位不认识的教师, 大概他看我像本科生, 以为我是违反规章溜进来的, 不由分说把我劈头盖脑臭骂一顿。 一个同学看到了告诉许老, 许老便一定要他给我道了歉才算。

我毕业后留校给王公做助手, 协助他准备西方文化史课, 不久以后在许老的支持下赴美国匹茨堡大学留学, 修习语言学。 这里说“支持”不是说客套话, 没有许老的支持, 我当时确实出不了国。 做研究生时, 匹茨堡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安东尼教授作为福布赖特学者来给我们上过一年课, 对我有较好的印象。此时他转任该校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部主任, 要我去美国一面学习一面给他作助手, 一切手续都已办妥, 系总支书记突然通知我, 说系里头一天开过会, 决定不让我走。 我去要求她给一个解释, 她说研究生毕业或出过国的不能走。 我问她为什么另一个出过国的同学却可以走, 她推说关于那人的决定是早先做出的。 我认为这不公平, 总支副书记梅仁毅一向很关心我, 就去找他咨询。 他要我去找许老, 说许老并没有参加头天的会， 我于是去了。许老听我陈述一切后并未表态, 只让我先回去。 而当天下午我就接到系里通知, 准许我出国。 后来梅告诉我是许老要求系里重新开会改变了原来的决定。 临行前去看许老, 他并未提起这一切, 只要我努力做学问, 不断提高自己。 桂清杨撰文 “飞越无限的许国璋”, 其中谈到许老自承 “一生官运不好”, 桂文评论说: “许老 ‘一生官运不好’，也许因为他始终是一个 ‘哲人’ 或者 ‘诗人’，具有真学者的令人感到威慑的人格力量吧！在这个杰出的学者身上，你能看到一种豪爽之气，一种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的侠义之气。也许，许老给人的印象有些恃才傲物，不乏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这使他有着更重要的一面，即他的自尊自重，铁骨铮铮，不媚世俗。他胸怀坦荡，敢怒敢气，思路开阔，一言一行尽显大家风范。” 这番评论我以为非常贴切传神。 许老九四年为 “外语教学与研究” 杂志的题词或可视为他对自己谋求兼善天下的处世哲学的总结: “岂可独善自身, 必欲达至天下.”

在匹兹堡大学的两年我同许老保持着联系, 根据他的指示为充实外院英语系的藏书做了一些工作。 结束匹大学习转到康大读博前我曾回国, 并去探望了许老, 时值炎夏, 来到北外西院那栋年深日久的旧楼, 推开通入许老从50年代起一直蜗居其中的二居室那扇深红色的门，走过那条长长的门厅，与许老对面而坐, 一面吃着黄师母送过来的冰棒, 一面向许老汇报在美学习的情况。三十五年一晃而逝, 许老亲切慈祥的面容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里, 然而那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

八七年秋季, 同在康大读博的太太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剑桥, 我在年底同她会合, 两人一起在英法四处游访。 牛津曾是许老留学之所, 往访时正值下午, 落日的余晖将周围古老建筑上林立的塔尖染成一片金色。 我用相机拍下那美景, 回美后将照片寄给许老。 不久接到许老回信, 信写在一张明信片上, 上面是融融秋色中一抹斜阳下新落成于外院主楼前的亭子。 如果同我寄给许老的照片放在一起, 就宛如旧体诗中对仗工整的联句。我猜许老的意思是, 过往已渺, 他的归宿是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外院, 是祖国的外语研究事业。

我的老师, 著名的英语教育家，英美文学专家, 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许国璋先生, 于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