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ZT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 by  钱文军

我与宙宙是在一个公社插队时交的朋友，亲如兄弟。宙宙的爸爸是留学过美国的总工程师，老伯的亲人在国共两党都是高官，他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同蒋介石排在同一档。４９年他坚决与老爹划清界限，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而他的岳父一家，几乎都是中共地下党。当年宙宙大姨的婚礼，延安的头头们全都参加了，包括毛泽东本人。我还见过宙宙小时侯，在中南海里朱德抱着他的照片，那时宙宙还跟着他大姨。只是好景不常，他的大姨夫在高饶事件时被株连了。我知道宙宙的弟弟参军时，就是老伯找肖华上将关照的，否则绝对没门。

　　后来宙宙招工回郑州，要求我一定常到他家，于是我们一直往来着。我在农村并不安分，那每个工一角多一点的回报，我没放在眼里。靠着修手表、收音机，做木工、油漆，挣钱生活。捎带着搞些投机倒把，收入不比上班的少。每年还有几个月，专事读书。每次到郑州，住在宙宙家，他爹都很高兴，住在他家如同自己家。我跟老伯围棋实力相当，成了忘年棋友。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宙宙的表弟四毛从北京来避难，四毛是独生子，爹妈都是军队的师级干部，在北京三总部工作。我正在郑州给人做家具。８月上旬，干完一批活之后，决定出游一次。于是四毛就跟着我跑到苏、杭。９月初我们上了黄山玩了几天，那时的黄山，远不象后来那样人满为患的。从黄山北海宾馆下来那天，我们决定经松谷庵走到太平县，然后坐汽车由贵池上船。到松谷庵的路上，瓢泼大雨把我俩淋个透，好不容易进到庵里，原来竟是个空无一人的废庵。农民们用做炒茶叶的地方了。躲雨时见白墙上涂写了不少诗文，当然大多属涂鸦之类。于是兴起，涂诗一首：“禅佛禅到松谷庵，烟灭佛亡庵也残；山雨无情淋已透，阴霾不散走亦难。听涛门内听流喘，叠嶂峰前叠饥寒；自信浮云难蔽日，且燃篝火待衣干。”爬高些，用柴碳写在墙上。

　　我们于８日从贵池上了轮船，到武汉去。船很大，叫“东方红十三号”（或九号，因几天前我们从南京过来时也是坐船，哪艘是九号或十三号记不太准。）。

　　船的每个座舱中间是一条通道，连着船的两弦。通道两边都是床，上下铺。我们的铺位旁边，是几位穿着灰不溜秋的海军服的军官。那时没有军衔，从年龄和言谈举止看，大约都是营、团级的。上船后就见他们在打扑克，说说笑笑的。我们的舱位在三层，上一层便是餐厅。伙食决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最便宜的份饭只收两角钱，还不要粮票。

　　在船舷的走廊上看了两岸的风景，我不由得有些感叹：这么大一条长江，居然没有见几艘船。显得空荡荡的。江风很大，吹得人受不了。就回舱里。几位军官依旧在打牌。我躺在床上，拿了本书看。四毛与军人有一种亲近感，于是看他们打牌，不时还参与进去，建议打这打那。没多久就混得很熟。其他的旅客聊天，基本上在说地震，唐山地震之后，似乎全国都在闹地震。

　　次日下午３点多，船到九江。要停４０分钟。这时广播里不停地广播通知，说４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有重要广播，请到时注意收听。我们都开始议论会广播什么。有一位军官说，可能两报一刊要发表批判文章。另一位马上顶过去：“还批判谁？死的死了，倒的倒了，没有批判对象了。”一位旅客接上：“宋江批过了，那就批判曹操吧。曹操也是篡党夺权的。”大家都笑起来。但批判文章不可能先预告的，有个旅客说：“不会又死了谁吧？”军官接着说：“能是谁？刘伯承？不应该有这么大动静。叶剑英？”马上有人接茬：“不可能，他躲在颐和园下棋，不会这么隆重。”一位旅客问：“你怎么知道他在哪下棋？”那人说：“我们那有一个当兵的，给叶老帅当警卫。他探家回来说，叶帅受江青他们的气，毛主席又护着江青。他就跑到颐和园躲起来，平时跟参谋们下棋。输给他就骂你脓包；赢了他就骂你狂妄。心情糟糕得很。”这位问话的说：“等老人家千古了，把这帮家伙狠狠地收拾掉！”我说：“一小会播一次，会是毛主席吗？”上铺一个声音：“我猜是，不敢说。”年纪最大的那军官说：“别乱说。万一不是的，那就自找麻烦。”

　　那个年代，说话最自由的地方就是火车、汽车、轮船上。发发牢骚，讲一些“政治谣言”，发泄一下心中的闷气。反正船到码头车到站，各走各的，谁也不认识谁，不担心被揭发。恰恰是在素不相识的旅客间，往往引起共鸣，而那些“政治谣言”，多数是针对江青一伙的。人人皆知毛就是他们这一伙的后台。这两年又是水灾又是地震，蒋介石、康生、周恩来、朱德都死了，老百姓传说老天爷发难，该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人民对没完没了的运动，早就怨声载道；只是如果这些怨言牵连到毛主席，并且被揭发，那就会倒大霉。轻则判重刑，重则杀头，还要株连亲友。现在说到毛主席，毕竟还有些害怕。所以这军官一开口，就立马没人再说什么了。

　　船不一会儿靠上了码头，我和四毛上九江市走了一段，时间有限，没敢走太远。回到船上，接着听到广播，真的是毛主席死了。人人熟悉的哀乐又一次响起。然后再播一次。又一次哀乐，反复几次。几位军官还是打牌。船开了，下一个码头就是终点武汉，我还在看书。不久广播了停止一切文化娱乐活动七天的通知，又广播了１８日开追悼会的决定。一个军官说：“还打不打？”那位年长的军官说：“管他呢，打完这把再说。”

　　过了一阵，船上的广播宣布：为了哀悼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旅客排队到四层餐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告别。由船上工作人员带领，请大家按照顺序，听从指挥。军官们的扑克也停下来了。不久，就看见门外排队，由右边弦廊上餐厅，告别完了从左边弦廊下来。四毛问我：“老大，我们去不去？”我答：“去个屁。”“会不会有麻烦？”“别让人知道就不会。”

　　谁知我们这个舱好些人都不动。有一个船员进来：“你们怎么还不动？快些。”那边有一位说：“我不舒服，晕船，可以请假吧？”那船员说：“你们证明，我来喊过你们了。”就走出去了。门外的队伍慢慢移动，看不出这船上有那么多人。我听见一个军官问：“这边是回来的吧？”另一个旅客说是的。几个军官立即从左边门出去，加入了告别过回来的队伍里。我立即对四毛说：“走，跟上。”于是我们也从左边出门。后边还有几个旅客也跟着。我们俩在后甲板一角看了会风景，四毛说，这几个军官也不去告别，真没想到。我问四毛：“你爹妈他们发不发牢骚？”他说，也发一点儿。主要是对江青，忒讨厌她。“我妈还骂过她是婊子。你可不能说出去。”另外就是说过，三支两军把部队搞乱了，威信也搞糟了。我问：“不发毛主席的牢骚吧？”四毛说：“那他们不敢。不过谁知道，关起门来也许会。”闲扯一会，回舱。

　　等大家都回到舱里，七嘴八舌说话。我听清楚他们介绍告别式的场面：毛主席相围上了黑纱，一小堆白纸花，进去每人发一朵，三鞠躬完出门又收回来。拿去发给后边进来的。有位军官小声说：“形式主义。”四毛问：“老大，你说毛主席死了，会不会变天？”我笑了，说：“别做梦了，换药不换汤。就这么回事。不过日子应该会好一点。”旁边一位旅客听见，笑起来：“有意思，挺有意思，换药不换汤。”奇怪的是，直到武汉，船舱里却没有再议论毛主席死后的任何事情。反倒是有一种不甚明白的情绪，大家都等着看。

　　船到汉口江汉关码头已近中午时分。我们上了岸，我口袋里只有一角钱了。加上不知道该坐几路公共汽车。于是我建议，走吧！反正沿着江汉路走，能到我同学的厂里，那厂在江汉路的另一头，新华路，我带路。肚子很饿，路特别长。总算走到了。于修、猿猴两个见到我，高兴地大叫。我们是同学，他们回原籍下乡后，７０年就招工了。一说还没吃饭就马上到饭堂去，幸好还有饭卖。还给加了个菜。我们俩狼吞虎咽，每人吃了六两大米饭。还聊了一通路上的见闻。四毛说，他下午就要回郑州，问有火车没有。我笑道，没来过武汉，玩一两天再走不行？他说，出来太久了，怕爹妈惦记。又问到哪去买票。于修大叫起来：“买什么票，扒上车就走。到郑州几个钟头，怕什么？”猿猴又说：“老大从来不买票，人都是国家的，算出差。”四毛说不敢。我说，借十块钱吧，我们身上都没钱了。谁知四毛说不用，他还藏着十块钱，够了。我笑着大骂他搞阴谋诡计；他倒老实，解释说怕我花光了，留十块应急的。

　　送走四毛后，我们三个到了于修家，他现在是厂里的汽车队长，管三辆汽车，属于一等公民。买了点菜又来了两个好朋友，买几瓶啤酒，聚了一餐。席间，猿猴说：老头子死了，你也该招工了吧？我说现在我还不想招工了，一个月三、四十块就把自己给卖了，划不来。那位当老师的朋友说：“毛老头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叫学生下乡。全国各地这些小伢儿，千把万人，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一讲就是５９年６０年，饿死几多人。那叫忆苦思甜嘛？明明就是忆甜思苦！我插队那个地方，农民讲地主还比公社干部好。解放前有点灾，地主还晓得减租。５９年饿死人这些干部还要各家各户搜查粮食。几狠心哟。”我告诉他，我插队那个公社书记说：“是政府养不活你们，才叫你们下乡的。让我们养，我们也不想养。”大家哄堂大笑，说这个书记还不错，至少讲点真话。共产党的干部，自彭德怀被打倒，没人敢讲真话了。林彪总结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可算经验之谈。

　　接着大伙议论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平反。我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不可能，但总有一天要平反的。于修同意，说全国至少几十万人，不平反才怪。那位朋友认为，反右派也有几十万，还不是没有平反。于修说，现在老头子没有了，没人压得住阵，情况不一样。古时候新皇帝登基，都要搞大赦的，你怕华国锋不搞？不搞他哪里坐得住？接着谈到会不会打内战的问题。都有点担心，军队那帮老将，早就恨死江青了，弄不好真会打起来。

　　反正，毛泽东的死，远不如周恩来死时那么令人悲痛。那时，全国各地都自发地搞了一些悼念活动，老百姓出自内心的怀念，用各种行动来表达哀思。连毛泽东也知道，这种哀思其实包含着更多对他的施政方针的不满。尤其是在镇压了“４·５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份总理遗嘱弄得全国都沸沸扬扬。现在却没有这种举动，一切活动都是官方安排的。周恩来去世时，我也到了武汉，街头看到，每辆公共汽车车头、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挂满黑纱、白花，现在却没见到。人们依旧盘算着过日子，并听天由命地等着看政局会怎样。报纸上、电视里、广播电台都是连篇缧牍地宣传那些怀念毛主席的文章。猿猴说，现在的报纸，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次日晚上，于修开车，我们到了汉阳他的一位朋友家。那里聚着五六个人了，都是下过乡的人。于修介绍说我还在农村插队，大家便有了些同情话。接着那位朋友拿了床毛毯把窗户给遮住，于修喊热，那位说：“巴妈儿的，现在还是停止娱乐活动的，防到些好。”原来这几位都是吉他爱好者，请来一位高手，想学一两手。于是开始弹吉他，间或，也跟着唱。那位确实是高手，吉他弹得棒极了，引得同院的邻居也到门外听。特别是弹到那首：“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已经到来，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因为都看过那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竟成了合唱。

　　院子的门有人敲打，所有人都不出声了。屋主出去开门，原来是居委会的。我听见那妇人说：“现在是非常时候，你们要乐就小声点。小人总还是有的，跑起去告一下，搞出些麻烦就不好了。”屋主陪了些好话，进来关了门，解嘲似的说：“一得意，就忘了形了。注意点。我那个窗子，对到巷子的，挡起也挡不严，外头听到了。”又弹了几首曲子，终不象原先那么无忧，干脆散了。

　　次日，我习惯性地扒车回到郑州。宙宙上班地点离火车站不远，先到那，他给了家里的钥匙。等他下班回家，进门就说：“你可回来了。四毛回北京了，这几个哥们老问我，老大啥时回来，这不是老毛死了个逑的，大伙想唠唠。”没等我开口，他又说：“我跟你说，最近在这可是出了好几个反标。都是为邓小平、还有天安门事件翻案的。有一个标语挺有意思：‘批邓很不得人心！’”我问：“抓到写标语的了？”“不知道。可能还没有，今天早上单位上还叫大家注意，阶级敌人乘毛主席去世会跳出来，大家要检举可疑线索。谁会去干那缺德事，我师傅说，谁检举，谁生儿子没屁眼儿。”我问：“你爹呢？”“他出差好几天了，明天也许回来。”

　　晚饭后，我们俩骑车到了二·七大道，到设计院许工程师家。这位许工我也挺熟，夫妻俩都是６０年印尼排华时回国的华侨，爱好养鱼。原先为热带鱼过冬头疼，我给出了个主意，把电烙铁芯子放进试管，用环氧树脂封口。扔进水里插电，解决问题。两口子高兴坏了。谈了一会鱼的事，许工说，他们夫妻俩现在正办着回侨居地的手续。回印尼很难，但在马来西亚的亲戚已搞好了进入马来西亚的必要手续，如顺利，年底前就成行。我问，外边的日子是否比国内强？许工说，我们都不关心国内政治，老朋友面前就实说，太恐怖了。你想，国家主席都可以整成那样，普通人又如何保证？没有这种保证，法律的保证，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人不是蚂蚁，不是说饿不死就心满意足的。后半生不想在这种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下度过，还是出去好。

　　他又说，我们都是回国后上的大学，也为国家做了十多年贡献，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良心。他苦笑着说：“当年回国，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就可以去马来西亚，不肯去。现在却费尽气力过去，真是一言难尽。”说着也就自然地转入毛去世后的事情上去了。我认为，毛去世后这种局面会缓解一些。他问理由何在？我答，很简单，没人可以具备毛的威望，也就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天安门事件就说明人民已经开始反抗。许工夫人慌忙打岔，说：“老大，好了，别再讨论下去了，惹出麻烦来我们的力气就全白费了。”这时我注意到，她在我们来到后就把黑白电视机调大了音量。许工解嘲说，很对不起，我爱人现在胆子很小，吓怕了，生怕大祸临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人嘛，总不能没有思想，但现在却不能。这也是我们决心离开的主要原因。聊了会，我们告辞。

　　第二天焦老伯回来，他５７年险些成右派，以后就不谈国事了。他除了与我谈论围棋之外，至多偶尔谈一些３０年代在美国读书的事。这次，打开收音机之后，摆好棋盘，低声问我，毛之后中国会怎样？然后投子。我笑起来：“焦伯伯，这么多年您第一次谈政治。”他道：四毛回来说，你讲“换药不换汤”，我感觉这话里面有文章。我反问，您觉得华国锋能坐多久？他道，当然是他当头，毛主席定的嘛！我说，那得看他的能耐，从宣传上看，毛只是为了平衡，强拉他的。如果江青把他拉过去，中国就打内战。如果拉不过去，叶剑英这批老将，手中有军队，他也许会成代言人。你看他这几天讲话，最怕邓小平出山，一个劲的继续批邓。不管谁上台，都会维护共产党的江山，否则他自己的权力就不存在了。不可能有大变化，这就是换药不换汤。至多不搞运动了，因为除了毛主席本人，没人具有把运动搞下去的威望。他说，只要没有运动了，那就好。这种运动，千万不要再搞了。于是下棋。

　　在郑州的几天里，原来一块插队的朋友们陆续见过。他们招工以后，基本上忙于恋爱结婚，有的生了孩子，属于混日子之类了。毛泽东的死，似乎吊起一些关心政治的念头。因为这毕竟关系到他们未来生活会如何。我发现，没有哪个感到什么悲痛，反倒都觉得解脱。插友们告诉我，单位上都通知了，追悼会那天不许请假，也不准迟到。还不能穿黑、白色以外的任何衣服。女同志不许穿裙子。等等。毛二不知听到什么消息说，不用再下乡插队了。他感叹道：“嘿，他要是早走七八年多好，咱也不用下乡了。”这个人群都是狂热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看来武汉那位仁兄说的，“都给贫下中农教坏了”，有点道理。只是，这个“坏”当另行理解。

　　还说到一个小道消息：许世友在人大会堂告别遗体时遇到江青，告诉她，毛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毛主席不在了我决不会让你了！这传说很让人解气，老百姓确实恨死江青了，周恩来死时，她不脱帽子，电视机前就有不少人骂出声来。须知，那时看电视还是集体行动，即使谁家有电视，左邻右舍都聚集来看的。还传说她与唐纳的种种流言，以及周总理下令全部买回她与美国记者的谈话记录那本书。关于电影《创业》、《园丁之歌》，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人们听说后都要互相转告，高兴得很。唯一不解的是：既然毛批评她如此之多，何以她却不降反升？别人是只消毛半点批评，马上垮台！一句话，用怨声载道来形容毛去世前后的民意，是决不夸张的。

　　郑州火车站旁正兴街一座新建好的过铁路地下通道，原定的通车典礼因毛逝世推延，１７日夜，有人在新修的柏油路面上刷了大标语：“批邓不得人心！”１８日上午我和宙宙骑车前往，只见围观不少人，标语早就用锯末盖上了，现场被封锁。据说那些刷标语的是开着汽车来的，且没有逃走，坐等被抓。我们看看就走了。那条“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大标语则比比皆是。官样文章依旧充斥报纸电台，调子唱得很高，却完全没有百里长街送总理那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追悼大会可谓哀荣备至，也明摆着是一种形式；主席台上一副副貌合神离的面孔，象是一幕滑稽剧。

　　第二天，我回乡下，是读书和想问题的时间了。在信阳转汽车时，也见到了一批招工在信阳的插友。同样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一朝天子驾崩了，又一朝天子登了基。人们没理由不抱一线希望，希望新天子能比旧天子强些。可大老郭那席话却使人高兴不起来：“你看华国锋那眼，跟奸臣似的，没一点帝王相。这能行？”他居然会相面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批邓，还要把文革进行到底，这些都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

　　回到乡下，农民们是不谈什么政治的。说的就是：怨不着水灾、地震，原来这些个大人物都要归天。大队部的干部们还不时扯扯。这天，我正在大队部，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在公社广播站干活的崔会友风风火火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落实了以后，刘文才会计一拳砸在桌子上：“你妈也，好！老黄！到围沟里打几条鱼，今晚喝两盅！”我确实没想到，这些农村干部也会如此激动。老黄笑刘文才：“你不是说华国锋是阿斗么？这回咋样？”刘文才耍赖：“俺没说过。你造谣！”笑呵呵的。

　　酒到半酣，我问这位部队复员回来的会计：有多少年没有这么开心了？他想了一会，说从参军那次起。而大队民兵营长说，从成立互助组开始，就没有开心过。“说是斗地主分田地，你妈耶，庄稼还没收两茬，就搞互助组把田给收了。再就是合作社、高级社、公社，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及一年。这叫啥日子？俺们这些当干部的，孬好强些。老社员那日子，还不抵旧社会。打食堂关到现在，就没吃过饱饭！”这营长算我的本家姐夫，抗美援朝复员回来，本来分配到铁路上，可他坚决要回家。我笑他，你要到铁路不就没事了吗？他急得叫起来：“俺们这，老祖辈起，吃不完用不完。比城里还强些。自打这公社一搞起来，全都揶熊！‘食堂关’俺差一点饿死。不是俺战友从信阳给俺寄了二十斤粮票，俺家里少说死一半人！在朝鲜俺救过他一命，瞧着这情况他觉着不妙，主动寄的。高头还把俺查了一通，说俺乱写信，干部职务也免掉了。末了‘搬石头’才恢复的。不信你问他几个。”大伙全都证实这事。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一个时代，到此就结束了。

□　来源：《猫言无忌》，２００３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