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中派性斗争的一个有趣案例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期（zk1806b） ，http://hx.cnd.org/2018/06/04/%E3%80%90%E5%8D%8E%E5%A4%8F%E6%96%87%E6%91%98%E5%A2%9E%E5%88%8A%E3%80%91%E7%AC%AC%E4%B8%80%E4%B8%80%E4%B8%89%E3%80%87%E6%9C%9F%EF%BC%88zk1806b%EF%BC%89%EF%BC%88%E4%BD%9C%E8%80%85%EF%BC%9A%E5%BC%A0/ 

【亲历者言】

　　　　　　　　　　　　　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

　　　　　　　　　　　　　　　　·赵建文·

　　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直接向一位“大人物”发难的一次派性活动，同时又是诱发我后来告别派性、告别文革的事件之一。

　　大约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在刊登陪同毛泽东接见活动的人物照片时，经常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周总理；在报道参加者的名单时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反而或排在后面或根本不让出名字。这种不符合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排列顺序，往往被“红卫兵”当作分析“红司令”态度的标尺，他们由此去确定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谁是毛泽东要“保”的人物。除此之外，当时北京还有一位“红卫兵”不敢随意触犯的“大人物”，他就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林杰。此人名字虽然在报上不经常露面，但多数“红卫兵”、“造反派”私下都认为他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他在“红卫兵”眼里是位惹不起的人物。从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８月“文革”时期的“动态报”都刊登他的讲话并领悟其精神，各派“红卫兵”都尽量与他取得联系并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和支持。“红卫兵”这个群体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寻找被“红司令”认可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后台”。

　　１９６７年中期，北京大学逐渐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一派是“保”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我是属于后一派的一个“战斗队”的队长。７月份的一天，对立面组织在北大最敏感的地方即“三角地”贴出一张题为《林杰谈话》的大字报，大约有５００字，主要内容是：我是认识聂元梓的，她这个人后来骄傲了，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她不应该镇压校内其他造反组织，因为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希望你们这些人要多多帮助她。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即引起校内外许多人争相观看，并且成了校园内大家议论的话题，形成了对我们不利的舆论导向。当时北大正处于两派扩大队伍的时期，《林杰谈话》无疑是对我们这一派“士气”的重大打击。

　　１９６７年初，我为了探听林杰对北大我们这一派的态度，曾经利用我的一个同学是他的同乡和学生的关系去找他了解情况，并与他面对面地交谈过一个多小时。由于我很清楚林杰对北大“保”聂元梓这一派的人持什么态度，所以认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派性的立场使我不甘心于听任《林杰谈话》影响的逐渐扩大，极想用一种方法来消除林杰的影响。当时，我是这样分析的：林杰公开身份只是《红旗》杂志的实际负责人，该杂志虽然经常刊登一些有“来头”的文章，目的在于煽动“红卫兵”起来“闹革命”，但这个杂志的特殊性决定了林杰本人决不会被中央授权公开支持哪一派和反对哪一派，这样他就不敢公开把事情闹大，因为闹大了对他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由此，我们“战斗队”决定直接找林杰交涉，想以公开闹事的办法逼迫林杰自己发表一个否定自己有此“谈话”的声明，从而遏制他的影响，达到维护本派“声望”的目的。

　　于是，在看到那张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带了几个学生“红卫兵”直奔《红旗》杂志。因为我曾与林杰见过面，担心被他认出来找麻烦，所以就躲在大门外面的马路边上等结果，让其他人直接到楼里找林杰交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返回找我，说在大楼进口处被人挡住了，经传达室的人联系，来了一位自称是林杰秘书的人接见了他们。该人是有准备的，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林杰到中央开会去了，不在家；第二，林杰从不管北大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一个关于聂元梓的谈话；第三，《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你们不能到此冲击机关，应该立即返回北大。之后，他们就被轰了出来。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立即作出两个判断：一个是林杰一定就在楼里面坐镇指挥，否则见我们的人作为秘书根本无权讲第二条；一个是林杰秘书虽然讲了一些威胁我们的话，但他们似乎更害怕我们会在楼里继续呆下去，想让我们快点走，否则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因此，我让他们再到《红旗》杂志的楼里，搞一个“静坐”，并且对《红旗》杂志社的人说，如果林杰不接见我们，他应该交给我们一份否认有“林杰谈话”的声明，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到这里静坐。他们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位秘书见几次劝说无效，最后终于送来了一个《林杰声明》。它的内容大致是：

　　我林杰是《红旗》杂志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不了解北大两派的情况，只知道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是支持聂元梓造反的，北大校园内贴出来的《林杰谈话》决不是我所要讲的内容，我也不可能说出那些话来，中央也没有让我去管北大两派的事情。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声明”如同我们自己写的一样，于是得意洋洋地立即骑车返校，把《林杰声明》贴在《林杰谈话》旁边，并且由“新北大公社”的《动态报》全文刊载这两篇相反的东西，意思是说对立面一派造谣。

　　无论当时我有多么得意，无论林杰当时有多么懊丧，以及后来他有何遭遇，就这件事情本身的性质来说，这纯粹是一种派性活动，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但是，从中能看出那时“红卫兵”思想的轨迹，那就是为了自己一派的利益是不择手段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即“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见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当年的“红卫兵”根据这个“最高指示”，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把派性活动说成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做法虽然现在看来十分滑稽可笑，但对当时的大多数“红卫兵”来说，它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也是一种信念。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直到１９７０年以后才逐渐开始发生怀疑与动摇。

　　事情的原委仍然要从对《林杰声明》的反思谈起。

　　以１９６８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专学校为标志，“红卫兵运动”不仅不再“风光”，而且进入被“修理”的阶段。北大开始是一派的头头挨整，自中南海的８３４１部队的“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后，在迟群、谢静宜领导下对两派不归顺的头头和骨干分子都进行了“修理”。由他们领导的“专案组”在关押我的４年多期间内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不应该让我同对立面即“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的头头们接触，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相同的遭遇必然会交流出相同的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在一起议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大家互相补充，互相修正，这不仅显示了我们所作所为的前因后果，而且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一种受蒙蔽、被欺骗的感觉。

　　１９７２年冬天，我和对立面派的一位叫徐运朴的人在接触中成了至交。我向他讲了《林杰声明》“出笼”的过程，他向我讲了《林杰谈话》的真实性及其来龙去脉。我们共同确定这两张内容相反的大字报都是同一个林杰所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引发北大两大派互相坚持自己的观点，相互残杀。由此，我们又议论到北大两派之间、北京市的“天派”、“地派”之间，他们互相对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有一点我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那就是“中央文革”的主要人物对北大的两派，今天讲这一派中有“坏人”，明天又讲那一派中“有人不好”；昨天表示过支持这一派的“造反”行为，后天又表示要“保”那一派的头头，结果只能使两派“红卫兵”对立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当然，那时我们两人的一些言论，都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央文革”不满的程度。老实说，当时徐运朴身背着一个莫须有的“反江青”的罪名，我们也不敢对江青说三道四，那时那刻的我们还处于尚未彻底觉醒的阶段。可是，由林杰话题引起的议论是我们两人后来告别“文革”的起步阶段。根据我的了解，有相当多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从这种议论中才逐步认清“四人帮”真面目的。

　　说到徐运朴这位“红卫兵”头头，他去世以前一直同我过从甚密。据我所知，他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曾经被我们这一派关押过４个月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曾经被８３４１部队驻北大“军宣队”关押过二年之久并受到非人的待遇；二是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曾经到医院看望过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他原是北大的学生），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三是他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仅原结论予以彻底推翻，而且在社科院苏东所过了十几年舒心的日子，还被评为副研究员。

　　〔注：本文２０００年发表于《百年潮》第１０期。该文作者赵建文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于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因病去世。在赵建文逝世前一个月又１２天（即去世前４３天），我与北大校友索世晖一起去看望友人赵建文。２０１６年５月２日上午那天，一进赵的家门，他就送给我们俩人每人三篇他的文章影印件，三篇都是有关文革史的事情。他知道我们来了一定会聊文革，其中一篇就是本文《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当时赵建文患的病是白血病即血癌，他应自知时日不多。因此笔者在他去世后，把他交给笔者的文稿看作是一种托付。此次编辑《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特选登了赵建文的此篇文章。笔者感到此文很重要，赵通过亲身经历，分析了当年北大两派及北京“天派”、“地派”分裂和打派仗的原因，而且他的反思是他和“北大井冈山兵团”重要头头徐运朴的共同看法，因此尤其应引起重视。——王复兴〕

　　〔作者简介：赵建文，出生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４日。１９６０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１９６５毕业于哲学系，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２０１６年１月退休，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因病去世。〕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２０１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