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苦难及其他

1. 1949年以后，中国大多数农民的苦难是从1953年底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的。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实际上大幅增加，而且被强制剥夺了自由销售权，收获的农产品被强制低价卖给国家。但当时的农民还有自主种植权。

2. 中国的土地改革在1952年基本结束，农村地主富农从1947年土改开始的苦难并未结束，一直延续到毛去世，改革开放才告终止。1950至1951年与土改同时进行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总共杀了约70~100万人。毛泽东还为此规定了杀人比例。我认为他是了解基层情况的，是有意而为，不管什么扩大不扩大，就是要杀，每个地方都要杀，要立威，要让老百姓怕共产党。被杀的人中，有能力，有名望，有地位，有财产的很多，这正和毛的心意，极大地震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告诉老百姓，不要反，共产党不怕杀人。这种心理上的震撼效应随着年月慢慢衰减，但一直有效，持续到毛去世。帮助共产党安全度过了3年大饥荒。其正面的效应是维持了社会的稳定，避免了反叛政府的动乱，保持了政权的高度统一，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吴晗写明史说朱元璋残暴，毛不悦也不屑，说吴晗是书生，不懂事。毛喜欢水浒、三国，大概于此有关。水浒里面明明白白告诉人们，在中国，不管你有没有道理，只要你敢杀人，会杀人，而且确实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人，你就是好汉，老百姓就服从你。如果你再打着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招牌，你就是大英雄。毛主席早就非常明白这个简单的事实，井冈山时代的富田事变就是一个佐证。

3. 后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和户口制度，给统购统销运动之后的农民雪上加霜，使农民实实在在的沦为低等公民。总体来看，其实这也蛮公平的，对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最大的是农民，其次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受苦受难最深重的是农民，其次是知识分子。只是苦了一些无辜受害的人们，被历史洪流冲刷。

教训：不管前景多么诱人，不管以什么样的名义，只要不讲公理，不讲慈爱，就必定收获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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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牛若峰，1992)，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