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高华论富田事变 （7）

毛泽东与闽西肃反有无关联，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但从时间上判断，项英进人赣西南后，毛泽东被免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毛并很快领导红一方面军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毛似无机会过问闽西肃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闽西肃反又是一件发生在赣西南眼皮底下、震动苏区全局的事件，毛绝无可能不知道。1931 年4 月后，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批判项英，赣西南的「肃AB 团」运动再掀高潮，而此时，闽西「打社党j 运动正方兴未艾，此恰可证明开展「打AB 团」的合理性。毛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场与「肃AB 团」平行展开的「肃社党」运动。

毛泽东深深卷人赣西南的「肃AB 团」，没有或较少涉人闽西「打杜民党」的事件，这些都决定了毛在对待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

1931 年9、10 月后，周恩来起草的、包含有对「打AB 团」过火化批评内容的中共中央8 月30 日指示信已经传到江西苏区，毛开始受到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的冷遇，毛逐渐调正自己的姿态，以摆脱不必要的干系。1931 年11 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向毛汇报闽西肃反工作，毛指示张鼎丞，必须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拨款五千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削夺与周恩来关系较为密切的邓发的权力，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又利用闽西肃反「扩大化」一案，进一步打击邓发。对于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闽西「肃社党」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肃反之必要性，将其问题定性为「扩大化」。

邓发作为此案的直接当事人，在1945 年就曾明确表示，「今天来看，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①然而毛泽东却不愿直接承认闽西「肃社党」是一件冤案。

在1945 年5 月31 日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②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提到了肃反的痛苦性，但没有正面涉及为「打AB 团」和「肃社党」冤死者平反的问题，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个人责任问题。即使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也长期未予公布。

①〈邓发同志在闽西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 年2 月23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89。

②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页121。

毛泽东长期不为「肃社党」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赣西南「打AB团」与闽西「打社党」有极大的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全面平反，势必牵扯到为「打AB 团」翻案，从而有损自己的声誉。

1954 年，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 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① 但在根本问题上，即闽西苏区是否有「社党」，「肃社党」是否是冤案，则全部维持1931 年的结论。直到1985 年，在毛泽东去世九年后，这个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阐西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闽西「肃社党」运动不是什么「扩大化」问题，而纯属历史冤案。1985 年，原被定为闽西「社党首领」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①〈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5 期。

 

赣西南的「肃AB 团」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隐去了毛泽东历史责任后，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来对于苏区肃反造成严重后果方面，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肃反问题上，周与毛的态度有着显着的差别。

种种迹象表明，周恩来是从推行共产国际「反右倾」的理念出发而支持苏区肃反，而无任何个人的动机；毛的行为则很难摆脱利用肃反剪灭异己的嫌疑。

周恩来正是因为从理念出发，当发生了赣西南「肃AB 团」和富田事变后，在未深入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出中央指示信，客观上助长了苏区内已经蔓延的左祸。然而，毛则是极端的肃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发动在前，周支持在后。

周恩来在1931 年8 月就已把重点转到纠正肃反扩大化方面，在进入中央苏区后，用了几乎三个月的时间，才使疯狂运转的肃反机器停了下来，毛则鲜有类似的表现。正是因为苏区肃反问题牵涉面广。涉及到领导人的过失责任等敏感问题，周恩来小心翼翼，既要显出纠偏的决心，又随时作出妥协，尽最大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

1931 年12 月18 日，周恩来在目睹了闽西肃反惨祸、从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决议，制止闽西的恶性肃反。周在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恶果非常严重」，「目前问题已很严重，转变非常困难」。周表示，自己决心「与此严重问题斗争」。①

1932 年1 月7 日，周主持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的第一次中央局会议，会读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问题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总前委领导时期」在「肃AB 团」问题上滥用刑法、「以杀人为儿戏」的严重错误，强调纠正「肃反工作中的路线错误」 ②

在收到周恩来的信后，上海中央于1932 年1 月21 日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一封与周意见一致的指示信，责令邓发领导的省委必须深刻检查「过去在肃反的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苏区中央局还在1932年2 月29 日致信闽粤赣省委和即将召开的省党代表大会，再次批评闽西「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并派任弼时代表中央局前往长汀指导在3 月初召开的闽粤赣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又派李克农具体负责纠正赣西南、闽西及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冤案。在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下，中央苏区的大规模肃反在1932 年3 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来虽在肃反紧急刹车方面措施有力，但在处理有关责任人时，态度却极为谨慎。1932 年春，对闽西肃反惨祸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发被调至瑞金，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③任弼时则在周赴任后，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周恩来。邓发与任弼时的过失，也许被视为是「好心办坏事」，因为对于这两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肃反剪除异己的不良动机，因此与共产党的党道德和党伦理并无冲突。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不宜开展过份的党内斗争，这或许是周恩来对任命邓发、任弼时新职的考虑。

①伍豪自中区来信〉（1931 年12 月 18 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页76-77。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 一1933）第8 册，页18。

③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邓发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但正式组建机关是在周恩来抵达江西瑞金之后，时间约在1932 年1 至2 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制度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