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高华论富田事变 （5）

3 月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 月5 日出发，王稼祥3 月7 日启程。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 年春，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 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 年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1930 年12 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透露：1931 年3 月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月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传》透露：在1930 年2 月20 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 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 月23 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 团「一般是正确的」这句话。但是到了3 月27 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① 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3 月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工作，从1931 年1 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 月20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②1931 年2 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209。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1931 年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之前的3 月18 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 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①

①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6 期。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 月17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车变不是AB 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 年5 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 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0 月11 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①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 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②

①〈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 年10 月11 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②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21－23。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 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 团」风暴的袭来。1931 年7 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AB 团取消派」受到r 处置」（即枪决）。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 团分子」，「有的被错误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①继毛泽东在1930 年发动「打AB 团」运动后，江西苏区的「肃AB 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 年4 月后如火如荼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 月17 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 团」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有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②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 团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 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 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 团」。③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 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④

①〈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②〈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③〈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④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 年4 月29 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 期.

 

然而，在「肃AB 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 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 年11 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3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者。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 年3 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 年7 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 年8 月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 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 团」。①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②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13 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 年12 月5 日苏区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 年12 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 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 年初，到了3 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 人。③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党，拥兵自守的事件，

①《周恩来年谱》，页212。

②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258－59。

③〈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6 年第5 期。

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 年5 月27 日的「坑口事变」。经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①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闽西地方领导人张鼎丞、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各有其不同的责任。

受到共产国际「反右倾」路线影响，中共中央对待闽西「肃社民党」的态度和对「肃AB 团」完全一样：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 年8 月后，在继续肯定「肃社民党」的同时，重点转向防止肃反的「过火化」、「简单化」。

1931 年4 月4 日，经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目前工作决议》发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据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全部的彻底的转变」。②中共中央同日根据闽西给中央的报告，发出致闽粤赣特委信，对肃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 团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应对他们采取「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③

①〈中共苏区中央局致闽粤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1932 年2 月19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 年），页196。

②《周恩来年谱》，页209。

③〈中央给闽粤赣特委的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 年4 月4 日），转引自蒋伯英：《闽西革命根据地史》，页193。

中共中央的4 月4 日来信，对闽西的肃反起到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这封信究竟是谁起草的，大陆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据有关线索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管苏区和军事工作，凡涉及苏区及军事方面问题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来草拟，就在发出给闽粤赣特委信的当天，周恩来修改的中央对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发出。同日，周恩来还出席了讨论湘鄂赣边苏区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作为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对闽西肃反的「过火化」、「扩大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