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34)
2017 (48)
2018 (45)
2019 (37)
2020 (62)
2021 (74)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大约55万人被打成右派。说一下我的看法，感觉，和猜测。我的水平有限，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发表高见。
反右运动的真实意图不明
到1957年，中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陆的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局极为稳固。57年初，党中央号召党外群众向党提意见，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主席邀请党外人士谈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说整风中的目的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改进党的作风。我相信主席当时的目的之一确实是如他所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但另一方面，毛主席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自己就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整风运动的背后，恐怕还有别的目的。毛是政治斗争的天才，经常指东打西，顺手牵羊。就如1941年开始，延续数年的延安整风，除了公开反复宣传的整顿作风，同时要敲打不喜欢的人，象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并作出相应的人事更替，如刘少奇上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彭真等人的崛起，等等。绝对不是整顿作风这么简单。其中是非曲折，众说纷纭。《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公认的很有参考价值的书，不妨一看。
之前于1954年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同盟事件。多年来网上众多文章的共识是，高岗的发难对象主要是刘少奇，其次是周恩来。高岗城府不深，嘴巴大，调子高，到处找人谈话。八字没个一撇，就已经在高级干部中搞得满城风雨，结果失败。高岗反刘、周的背后是否有主席的支持？没有定论，但我相信是主席的意图。早就有人认为是毛主席49年进城之后就对刘，周不满，暗中指使怂恿高岗出头。我认为陈云，邓小平找毛主席谈高岗的事情，反映了众多高级干部不赞同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一政治运作没有多少人支持。主席从高岗的好朋友转向反对高岗，同时莫名其妙地捎上了饶漱石。高岗不服气，愤而自杀。毛主席的变幻莫测，灵活多变的政治手段可见一斑。
刘少奇在1957年时是政府副主席，周是总理。共产党是执政党，整顿党的作风，就是整顿各级领导的作风。群众大鸣大放，揭出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各种弊病，当然不是发起整风运动的领导者毛主席的问题，而是其他领导人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整风的主题是反对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样发展下去会落实到反对具体的官僚，反对具体的人。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很可能就会遭遇变动，未必会被完全打倒，可能会象粟裕那样，让位，但有个虚衔。但有一些党外人士，尤其是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些言论触动了党对一切事物都有绝对领导大权的底线。别的事情不说了，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篇回忆，说是有个单位的党外人士，是名义上的什么院长（医院或学院，记不清了），抱怨没有实际权力，尤其是没有人事任免权和财务权，是做做样子的摆设。毛主席听到有人反映这件事后，对旁边的人说，我们共产党奋斗了几十年，死了这么多人，不就是要这两个权吗？大概是政治家的缘故，毛主席对领导权的问题特别敏感，领导权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头号问题。在5月中，从公开号召整风仅仅过了一个月，毛主席就不再提反对三个主义了，而是转为提出有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要反击右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就此转为反右运动。什么反对三个主义，很快就变成了幌子。党中央领导人也支持反右，比如彭德怀，邓小平。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富有党内斗争经验，刚刚经历过高岗事件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知内心作何感想。其实绝大多数的党外人士是相信共产党的，提的意见和建议没有恶意，根本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想法。主席对反右极为重视，五月中亲自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划比例打右派的问题，他怎么会不知道。对打击对象定出一个比例，是他的老传统，比如土改，镇反。毛主席后来自称反右是引蛇出洞，是阳谋，自比秦始皇。看来一是不认错，二是掩盖自己的误判，在众人面前说自己手段高，让别人害怕。
戚本禹说毛主席实事求是，发现错了就纠正。实在是自打嘴巴。正是毛主席对忠心热爱他的戚本禹用过就扔，在1968年初把戚送进了秦城监狱。而且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罪名。戚本禹直到76年主席逝世还在监狱里蹲着。难道毛主席真不知道戚本禹是忠实于他的？用过之后，就象扔掉一块破抹布。倒是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治下，戚本禹得以出狱，过正常人的生活，后来还可以写回忆录，发表文章。这在毛泽东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其实毛泽东知道戚本禹的原委，还是留有情义的。戚在秦城并没有受什么罪，不象一些其他犯人，受很多折磨，想必与毛主席的关照有关。
反右运动打击了约55万右派，连带家属子女有几百万人，受了不少苦。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不能全怪毛主席和少数领导人。众多的共产党干部，上上下下，有的如邓小平，坚决执行毛的意图；有的趁机铲除异己，报私仇；有的明知不对，为保官位而顺从上级的指示；有的心里反对，在不损害自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保护了一些人。就是没有听到公开反对的。广大人民群众，明知冤假错案就发生在自己周围，绝大部分明哲保身，漠然处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能向上级反映自己的疑问，提出不同意见，甚或消极怠工，虚与应付；普通群众能当着干部的面公开议论，质疑反右的正当性，形成一定的压力，那么反右运动多半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结果。反右的后果是阻塞言路，拍马献媚的得好处。但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全民大饥饿，数千万人饿死，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受磨难。我们国人应该好好反省历史，反省自己，多一些公义，多一些爱心，我们国家的灾难会少一些，人民的幸福会多一些。我自己不能算是个好人，与各位网友共勉。
行文至此，花了不少时间，不务正业，后悔，不回贴了。
后记，2017-02-19
下面是发帖后一个网友的评论，言简意骇，说得比我清楚多了。我是第一次听到赵紫阳有这样的看法，谢谢他。
×××××××××××××××××××××××××××××××××××××××××××
LZ对“引蛇出洞”的看法与赵紫阳的看法一致，即在众人面前说自己手段高，让别人害怕。宁可让人骂我坏，不可让人看我蠢。
来源: 党戴飚 于 2017-02-18
本老汉以前也还认为毛当初是诚心希望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发现运动失控而变脸。LZ的分析有道理， 整风，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目标之一，是明的目标，是旗号，而改变（而非改善）党的领导则是另一个不能言说的目标。让刘周彭陈云邓子恢等人挪挪位置，让更合胃口，更会攒摸附和自己心意，贯彻自己意志，资历又较浅更难和自己对抗的柯庆施、邓小平、林彪等人取而代之，
1.邓 拓 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 2.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姜永宁 乒乓球国手 1968.5.16 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8.傅其芳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 1968.4.16. 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9.熊十力 国学大师 1968.5.24 绝食身亡。 10.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11.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12.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13.储安平 前光明日报总编，大右派 1966.6.7 传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14.李翠贞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1966 开煤气自杀。 15.沈知白 音乐理论家 1968 自杀。 16.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7.金仲华 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 1968.4.3 在书房上吊自杀。 18.陈梦家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 1966.9.3 自杀。 19.叶以群 文艺理论家，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 1966.8.2 跳楼身亡。 20.李立三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21.萧光琰 化学家 1968.12.10 被拷打后服安眠药身亡，其妻女随即同日服药自杀。 22.杨嘉仁 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 1966.9.6 与妻子程卓如开煤气自杀。 23.刘盼遂 北师大教授 时间不明 被打死后，尸体浸水缸诬为自杀。 24.闻 捷 著名诗人 1971.1.13 用煤气自杀。 25.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 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26.田保生 国际法学家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27.高仰云 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1966 被红卫兵毒打后跳河自杀。 28.俞大因 北大生物系教授，丈夫曾昭伦 时间不明 不堪凌辱自杀而死。 29.周瘦鹃 鸳鸯蝴蝶派作家 1968.8.12 在苏州周家花园跳进身亡。 30.张宗燧 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东荪二子 1969 清队时因对毛的物质无限可分有异议被迫害，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31.顾而已 著名电影导演 1970.6.18 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上海天马电影厂工具棚上吊死。 32.刘绶松 武汉大学教授 1969.3.16 批斗后与妻子杨嘉仁自杀身亡。 33.罗广斌 小说《红岩》作者 1967.2 跳楼自杀，另一说是他杀。 34.冯大海 作家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35.许政扬 文史学者，南开大学教师 1966 不堪凌辱自沉住处旁小溪。 36.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37.饶毓泰 南开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1968 上吊身亡。 38.李广田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 1968 跳河身亡。 39.李 达 哲学家，中共一大代表 1966.8.24 自杀。 40.谢家荣 地质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 时间不明 自杀而死。 41.赵宗复 太原工业大学教师 时间不明 跳楼身亡。 42.姚 溱 中宣部笔杆子 1966.8 康生秘书李鑫恐吓后上吊死。 43.陈笑雨 文艺评论家，笔名马铁丁 1966.8.24 游街后跳北京龙潭湖自杀，另一说为投永定河。 44.王重民 史学家，胡适弟子，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 1975.4.16 自杀。 45.海 默 电影剧作家 1967 在地下室陈尸7天被指自杀。 46.周予同 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 时间不明 自杀。 47.陈又新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 1968 跳楼自杀。 48.小白玉霜 著名平剧演员 时间不明 毒打后吞食安眠药自杀。 49.李平心 历史学家 1966.6.15 自杀。 50.周小舟 前湖南省委书记 1966.12.25 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51.雷春国 云南德宏州副州长 1967.1.12 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戕。 52.杨 朔 著名散文作家 1968.8.3 服安眠药而死。 53.郭世英 郭沫若之子，北农大学生 1968.4.22 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等。一个直接的导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关押在学校里，遭批斗后从关押处跳楼身亡。 54.郭民英 郭沫若之子，音乐学院学生 1968 郭世英死后不久自杀。 55.远千里 诗人，河北省宣传部副部长 1968.6.22 关押时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 56.刘克林 《大公报》名记者 1966.8.6 在中宣部堕楼死另说是他杀。 57.孟秋江 作家，前《大公报》记者 1966 在上海跳楼自杀。 58.姚启钧 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 跳楼身亡。 59.舒绣文 女影星 1968 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60.黄绍闳 著名民主人士 1966.8 自杀。61.徐 冰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 1968 自杀。 62.张琴秋 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1968.4.22 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63.郭兴福 南京军区步校教员，“郭兴福教学法”创立者 1969.1.30 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获救后被判死刑。 64.阎红彦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9.1.7 服安眠药自杀。 65.赵九章 物理学家 1967 批斗反动权威后自杀。 66.孔 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 1966 劳改回京跳陶然亭湖自杀。 67.赵慧深 著名表演艺术家，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 1967.12.4 含恨自杀。 68.马连良 京剧表演大师 1966.12.16 在天津全副剧装服毒死。 69.应云卫 电影艺术家 1967.1.26 自杀（另一说是猝死于游斗的车上）。 70.陈 琏 陈布雷女，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委， 1967.11.19 从十—层楼上跳楼自杀。 71.黄国璋 陕师大地理系主任，教授 1966.8 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72.陈昌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1967．7．30 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73.张绍昌 著名药理学家，曾执教哈佛，演员陈冲的外祖父 时间不明 自杀。 74.张宗颖 天津社会学家，张东荪的三儿子 1966 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自杀。 75.陈同度 北京大学生物学家 1968.8.28 “清队”中被折磨，服毒自杀了。
毛泽时代教授的地位比现在高几十倍，包括右派教授。那时教授的工资最低的相当于市委书记的工资，在200元左右，最高的月薪350元左右高于各大军区司令或省委书记的工资，带学部委员等头衔的教授加上100元的职务津贴超过毛泽东404元的月薪。
上大学时，学校有一排二层小红楼，称“教授楼”，一楼两户。每户上下两层，使用面积接近200平米，如果按现在的计算方式是300平米，全部免费分给教授住。
现在教授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年的收入只能买一平米的房。
文革中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作者：王丹红
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
转发者按：
民族和个人的悲剧不是用来写诗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之内，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三位功勋科学家，相继非正常死亡，带给家人无尽的灾难和伤痛！
这是十年“文革”悲剧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辈，都不应该忘记！
以此文纪念“文革”50周年。
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
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 弗朗茨·卡夫卡
------------------------
1 前言
最近我在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不少公开的报道中对郭永怀先生的介绍有一个事实错误。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力学大师郭永怀》，有一句解说词：
“（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另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也说：
“两弹一星功勋、空气动力学大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怀（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准备，试验准备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飞机返回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但是，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独家解密 | 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作了尽可能的考察。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郭永怀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称号来之不易。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有七位科学家是追授，其中两位烈士，除了郭永怀，还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事业的专家、创建者和领导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在证书旁一栏详细写道：“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两弹一星”勋章。
在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是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究竟物理学家，中国动力学气象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三位功勋科学家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2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书》
2003年3月20日，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演讲厅，我聆听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演讲：“航天情——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故事从那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时刻开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彭洁清从北京西郊外国语学院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翘首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已经下午5点过了，丈夫应该回家了吧、女儿们正围着爸爸叽叽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
当她兴冲冲上登上三楼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6月8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样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无产阶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将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
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黄土塘镇，童年时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学，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校长说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学，1933年，他成为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1941年，他考入当时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5年8月，他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毕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政府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1947年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纪念文章《两弹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写道：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个山城旅店写给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对家里情况的挂牵：“母亲的赡养，涌弟的休养，珠妹的升学，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亲及帮助弟妹而梦魂不安…… 在国外，也正需要适当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决定接受此项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同我的本行稍为脱离，但只要我对祖国一样有贡献，或甚至能完成更为迫促的任务，我想我的心里是会永远感到快乐的。”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吊销他的护照，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英国。1953年，在我国驻外使馆的指示下，他转移到西德亚亨工业大学，在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同时继续为党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洁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赴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在信托投资银行和“美国之音”工作。两人相识于一次留学生欢庆春节晚会。“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到曲终人散……人生的结合真是奇幻！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互吐衷肠，很快结为连理。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却没想到他正值成年却被撒旦夺走了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彭洁清已无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妇两人回国。1958年春节，聂荣臻元帅指名要姚桐斌到刚成立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他们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们家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茶几、电话…..卫生间还有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彭洁清回忆道。
1958年秋天，彭洁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们的大女儿在协和医院出生，因产后身体不好，她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1963年，她调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学院分院工作，两个小女儿相继出生。
1968年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她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并教她们英文；同时，百折不挠地为丈夫调查申诉！
周恩来总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时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经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会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的日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彭洁清立刻复印了几份，给每个孩子一张，她说要“立此存照！”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从1983年春开始，在美国大学时代同学的帮助下，彭洁清先后将三位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如今，三个女儿均在海外成家立业，她却一直定居北京，朋友问：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3 赵九章：不知遗体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源小区为高级科学家们新建了三幢特级住宅楼，郭永怀家住13楼，赵九章家住15楼，两家毗邻而居。
1968年10月26日深夜，赵九章在中关村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蔡恒胜在《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一文中写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关村）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立志学科学救国。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因家境日下，远赴杭州投奔姑妈家继续学业，1925年考进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他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姨夫戴季陶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曾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文革”中的罪证。
1929年，22岁的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女友吴岫霞也离开了上海青年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女中读书。
“爸妈结婚前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清华，爸爸同学们的聚会郊游、妈妈是当然的来宾，胸前别着一个小条：‘赵来宾’，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咯咯地笑……妈妈年轻时性格活泼调皮，又爱玩，她说爸爸常管她念书，有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复习功课，妈说，有一次爸爸帮她在两个钟头里复习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赵九章大学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吴岫霞也高中毕业，两人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妈说，那时爸爸一个月90块钱，养家足足有余，还能请一位保姆帮助家务。”
1935年，通过庚款考试后，赵九章将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蒋介石之养子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专业，这后来也成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九章回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春天，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带着家人从昆明来到重庆，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继竺可桢后承担起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工作，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此，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解放战争时，气象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旅行伴侣号”，这是人类迈向外层空间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之后不久就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1958年1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科学界深受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也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1964年，我国地对地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1965年初，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建议书。
1965年赵九章、吴岫霞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
1965年9月，赵九章出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制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但他永远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颗中国星！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造反派赶出了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
“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4 郭永怀女儿：“写写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岁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边东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她用一双诚恳的眼光望着我说：‘写写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
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当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电话，“（老郭）告诉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着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见他回来，我想他可能是临时改变计划了吧，来不及告诉我。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的飞机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气很好，怎么会出事故呢？”我曾经问她：“您怎么知道当天的天气很好？”她说：“因为老郭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电我第二天早晨飞机到北京，所以，我特别注意当天的天气。”
出事当天，郭芹还在内蒙古农村，她对此有不同的记忆。
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华裔作者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曾在美国采访郭芹，郭芹回忆父亲遇难的情形时说：“那是一个雨天，缺乏经验的驾驶员错误理解了导航员的指令，飞机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烧……”
郭芹的记忆与她妈妈的不同。所以这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1968年12月5日是农历十月十六，满月，天气记录显示北京为晴天。飞机失事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
去机场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是事发当日在现场辨认出郭永怀的人，也是他后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通知郭芹。但是当天李佩问他郭先生回来没有，他无法告知实情。在凤凰卫视2010年12月15日播放专题节目《我的中国心》中，邵春贵在接受采访时说：
“郭先生去世时她（李佩）还是挺激动的，挺难过的，一直是我拉着给跑（民航局询问失事原因），那时跑了好长时间，李佩当然也挺难过，哭过多少次，很难过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飞机失事的细节。2010年12月，92岁的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但是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现在谁也闹不清楚，因为我就问了这民航局的局长，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飞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飞机驾驶员的问题。可是这次事情之后，周总理就给了他们民航局一个指示，让他们一定要培训驾驶员。”
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按规定烈士家属可享受优待。当有关方面问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顾，与彭洁清不一样，李佩当时拒绝任何照顾。结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并在1970年，随科大南迁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队的农村。
多年后我问李佩为什么不将17岁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坚强和自尊的李佩几年后在合肥被审查期间还曾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抢救了过来。
1971年，郭芹从农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却远在合肥继续接受审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挚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并拜访了钱家。然而，这次拜访令她深受打击。张纯如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郭芹走进钱学森家时，穿着蓝色军队制服的蒋英，用一种藐视、甚至是愤愤不平的表情看着她，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牺牲的时候得到应有的照顾，她也许不会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帮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来告诉我：“1996年春，蒋英来到我家，想问郭芹为什么要在张纯如的书中那样描述那次会见，但因为看见郭芹已经病很重了，就没有问了。”
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尽快向国内外发布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认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报》当即在12月13日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怀追悼会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他为“革命烈士”。
尽管周总理考虑得如此周到，没人会料到的是，当时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接受审查的力学家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从同事那里知道报纸上郭永怀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没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林鸿荪漂浮在怀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仅43岁。
林鸿荪是化学流体力学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燃烧、传热、低温技术和地面试车技术，以及在组织领导研制低空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革”中，林鸿荪、杨友鸾夫妇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鸿荪逝世后，李佩还尽力安慰帮助住在家中的杨友鸾。
2002年，在清华大学办公室，86岁的林家翘先生回忆起他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怀去世消息的悲伤时刻：“当时我好震惊，好心痛啊！”林家翘、梁守瀛夫妇1972年回北京时首先要求见到李佩，这样一直在接受审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许从合肥回到北京。
5 结束语
1999年9月18日，彭洁清、李佩等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两弹一星”获得者佩带奖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获得“正名”，他们的名字从此被镌刻进这个国家的历史。
今天我写文章来纪念他们，不仅是为了让后人了解他们的功勋，而是为了让后人不遗忘他们的死因。纪念，不一定歌颂，没有比事实真相更能让人们铭记与反思。
弗朗茨·卡夫卡有一句话可以时时让人们警醒：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毫不了解邪恶（Evil knows of the good, but good does not know of evil）。
（参考文献略）
转自：知识分子
上大学时，学校有一排二层小红楼，称“教授楼”，一楼两户，上下层，每户使用面积接近200平米，如果按现在的计算方式是300平米，全部免费分给教授住。
现在教授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一年的收入只能买一平米的房。
—— 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三
作者：曾伯炎
当年反右，灾难祸及右派妻儿，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少幼失怙、亲情撕裂的亊，罄竹难书，60年了，积我心上的血泪，难被岁月磨灭。笔之于书，可成长卷。压缩此文，留存于世。
右派被开除，撵出体制了，或劳教、劳改，受劳役之苦，也就日图三餐、夜图一宿，成了死虎，冷藏穷山僻野，相对单纯。任阶级斗争如火如荼，也与死虎少关涉了。
但是，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苐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圧，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柔弱女子，能不身体与精神皆伤痕累累吗？
因此，打击一个右派，受此打击株连者，还有右派的妻儿，以及父母兄弟姊妹，被奴役的精神创伤，至少是大于右派4倍5倍的打击面了。能遗忘右派妻儿与亲属的苦难吗。
我在牢里21年所见，出牢这30多年所闻，心灵上，挂滿右派妻儿们的血滴，与亲属的泪痕，翻捡出故亊，应是反右运动灾难的一部份，届此反右运动60周年之际，倾述于此，留作识家作信史，简明概述如下：
1，糜文伟，他是重庆巿检察院打的右派，出身北平朝阳学院抗战时迁北碚的正阳学院，因学法，被巿公安局长刘明辉选作秘书。刘调任云南省长，他留检察院，在那众多由军队转业公检法来掌刀把子的，当然瞧不上眼糜文伟这臭知识分子，不仅他出身渠县士绅家庭，受歧视，还有大学文化，也遭妒忌，加上他背过民国的六法全书，讲依法办案，与别人按上级指示办事，自然矛盾，反右运动一来，那右派帽子，自然落在他头上。他被劳教，他妻子承受不住这晴天霹雳的压力，怀抱嬰儿，跳嘉陵江自杀了。她这种被政治运动浪潮卷去生命的悲剧，在反右之前的那土改、镇反与三反、五反运动，早就是常见现象了。几十年后的2007年，我到彭山去访退休的老糜，80岁了，孑然一身，唯在电脑上寄托日子。
2，张先痴，湖北黄岗人，少年从军，参加凉山勦匪，实是镇圧彝族土改称民主改革引起反抗。结朿后，他有文才，转业南充巿文联，与军队医院护士结婚，婚后不久。张先痴划右派劳教，其妻丧失工作。领着孩子依附成都婆母度日，艰困中，遇新疆农垦局招工，需文凭，她用张先痴之妹的文凭，工作去了新疆。当年，8000湘女赴新疆，即为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调的配偶，招张先痴年轻妻子到新疆，也是安排军人婚姻的设计，她被介绍给农垦军人，推辞再三，巳婚那难言之隐若说出，一定失去工作。无奈只得屈从。婚后，又为军垦的军人生了儿女。但是，文化革命中，终于暴露她曾是右派妻子，挨的斗受的罪，不言而喻。
20年后，张先痴改正右派平反反革命出獄，回到南充巿文联，与当地杨女结婚生子，前妻在疆已居孀，却成了创业成功人士，张先痴再婚生的儿子无法就业，仍到新疆在其前妻企业获得工作。这么曲折的右派悲喜剧，比鲁彦周写的《天云山传奇》更传奇了。张先痴写在他《格拉古轶亊》纪实的首章，读来催人泪下。
3，作家刘盛亚之妻魏德芳，作家杨禾之妻胡大姐，文学评论家游藜之妻曾参明，她们皆知识女性，丈夫打成右派，在峨边沙坪劳教营与长寿湖农场劳改，他们只身承担着稚嫩儿女们的生活与教养，还承受着单位里的白眼、冷眼与毒眼。那种水深火热的煎熬，王宝钏18年寒窰那点苦，哪能相比。
文革中，曾参明还要承受红卫兵揪丈夫绑去游街受辱的圧力，她既像母鸡护两个女崽，还效公鸡斗出卖自已丈夫的内贼。而胡大姐在那年月，还承受过作家杨禾3次自杀的惊恐。魏德芳孀居抚3个子女，在阶级斗争烈焰中是多么艰难。四川省作协这三家右派的妻子，曾参明是以刚烈、魏德芳以温婉，胡大姐以冷静等不同生活方式，抗衡着对他们反动分子亲属的圧力，熬煎到右派改正，儿女成人且成才。在恢复高考后，清一色地考入大学，在翻译、文学、记者、编辑等职场供职。我在峨边与西南联大出身的作家杨禾劳教受苦，改正归来，又与他儿子牛泊在报社同社。魏德芳的儿子在一省级机关做外文翻译。曾参明两个女都任了编辑。这些右派的妻子，在政治与生活重圧下，教养出儿女普遍优秀于那些左派家的子女，是多么大的艰辛与付出呵！尤其刚烈如火，疾恶如仇的曾参明，见我复出归来，待我如本家兄弟。她在《星星诗刋》任编辑，从来稿中发现廖亦武的诗才，关爱地荐入编辑部来做客串编辑，受到老编辑北航、流沙河、陈犀等的辅导。出入她家，爱如已子，小廖从诗歌到历史记实的写作，有曾参明这种母爱与师爱，能不在此一记吗？但我要注明：曾参明是民国的川大中文系毕业，师从的是林山腴、向楚这些传统文化学者，非校园阶级斗争风气培养。
4，右派张正修妻子韩淑德，是音乐学院民乐系助教，她背着琵琶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的勇气，应属古今鲜见的绝唱。
我被劳教后，发现右派们的婚姻，年轻右派，多数离了。正恋爱的，如流沙河与巿里女干，黄一龙与清华女生，当他们一入右网，即断了情缘。韩淑德才20岁，助教四川音乐学院，丈夫抓去劳教，她却不变婚约，不嫌丈夫右派，还不怕受同亊的冷眼白眼，等到张正修解除劳教，还留队就业，在灌县修路，她像中国四大名剧《琵琶记》中身背琵琶寻丈夫的赵五娘，去寻蔡伯喈，韩淑德也身背琵琶到劳教营去率要丈夫。
因我与韩的丈夫同劳教，韩与我弟曾经同校供职，相交超越半世记，熟悉她这一段可歌可泣身世，值得开今之青年眼界：
那是1961年，全民的大饥饿还在高峰期，韩淑德寻到415劳教支队的工地，见到管劳教的干警，便问：张正修解除劳教了吗？答：解除了！问：为何不放回去与家人团聚？她不绕圈子，单刀直入地与专制机器的爪牙争辨，毫无胆怯与畏葸，听得工棚外那些右派心中暗暗喝采！
与劳教干警争执，没有获得放丈夫回家，韩淑德便住下来，不离开这劳教工地，那些劳教干警，还未遇见过这么理直气壮有胆有识的家属，如此咄咄逼人地来要人，只见到来哀求的、讨好的，甚至与他们配合，帮助专政机器来做劳教劝降工作的，对韩淑德这异类，感到棘手。
韩淑德住下后。右派汪岗是右派中资最深年又轻颇孚众望的头儿，他是中共地下党，还随大别山二野打入重庆，做过西南局宣传部长张子意秘书，在西南工人日报负责中支持工人民主意愿被右派，他劳教是保留公职，也等待返单位。便来打探韩淑德索夫结果，并极力赞扬韩淑德的胆量。汪见韩带的琵琶，灵机一动说：我们这些右派，吃猪狗之食，更久不闻丝竹之音，你何不给我们开一个独奏会，难解肚腹之饿，也可解精神之饥呵！
韩淑德慨然答允。于是，在劳教支队破烂的工棚里，开起俄罗斯古拉格与纳粹集中营绝不可想像的音乐独奏会，这种在专制刀斧林立的囚者营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贱民弹奏琵琶，显出的人性之美，压倒专制之恶。我传播出这一古今鲜见的绝奏，传到南京作家吴非耳里，10多年后相见，他还在诉说此亊对他的感动。
终于，劳教干警松口，但放她丈夫，必须在乡村公社落户，韩淑德费尽心机，在音院农场所在的新都马家公社，找到办法，安置丈夫，脱离了苦海。丈夫是挂户口于公社，分不到公社口粮，她便节约家中口粮再买黑巿粮应付。1962年，我从劳教营借探亲出来，寻找这获自由的门路，在音院农场见到韩淑德夫妇，她还鼓励我挣扎出虎口：出来养一群鹅，也可度日。那时农民用两只鹅，便可换一部自行车或缝纫机。我发现她是既懂自由可贵，也识爱情价更高的女子。
我很惊异韩淑德的人性不被专制圧扁变质。我弟告我：她在音院的绰号叫韩莽子呀！
5，萧青本姓刘，是作家萧红的粉丝，改的此名。她与她丈夫苏定生在反右前，与我在同一幢楼上班，都很熟。她们结婚、生子从日报同调另一家晚报，丈夫在那里打成右派，在机关被监督劳动，我听晚报排字工讲苏定生在排字房攺造打杂，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再加妻子与他虽未离婚，却划清界线，这苏定生当年调查黄香芹亊件与眉山地委作过斗争的记者，未熬到右派改正，便夭亡了。
1979年，我改正后，骑车上班，被萧青在街上叫住，问及我回来情况，口里不停地说：好！好！好！每个好字，充满了感情，我想：这感叹声，未必不是在驱除她心中多年的苦！苦！苦！和丈夫去世的憾！憾！憾么？若苏定生没被专政致死，不也同我一样骑车上班了吗？
后来，发现她的女儿刘继红与儿子刘继安，改姓刘，逃避姓苏，是去衔接刘氏革命血缘，用她伯父刘愿庵为共党牺牲，且任过中共地下省委书记的历史，做保护伞来逃避右派狗崽之灾，用心良苦。但是，打不出这大红伞来庇护的右派子女，多少人在那阶级歧视与压廹中，不是体贱便成脑贱了。
右派苏定生早死，机智的妻子萧青支撑儿女挺过艰困年月，她退休没几年，也离世，她一腔心中苦水未吐在文字，我在此记下，只算一索引了。
列举以上几右派妻子们在右祸中的艰难生存，其稚嫩儿女的悲苦，则更令人疾首了：
1963年，我探亲从劳教营出来寻找能挂户口获自由的门路，常在已获自由的右派陈达维家咨讯磋商。这天，他领自已与友人孩子约我同去动物园，在车上，他指着名蓉蓉的小妞告我：她是你们山上居乃正的女，我说复旦出身的老居我很熟，便问蓉蓉：知道我认识你爸爸吗？她盯我一眼，还绉着眉头说：我们不兴爸爸！
没想到这阶级斗争的敌我界线，这么早，在一年级儿童就树起了。我被击了一闷棍一般，哑口无言。难接受这阶级感情取代人情人性的残酷，苐二天，我跑到商业场小学去看儿子，儿子眨巴着眼睛望着我，我说：是爸爸呀！他脸一红，逼出一句：垂子爸爸，哭着便飞快地跑了。
那时，我正与儿子的妈协议离婚，友人陈达维说，把我家糖票全给你，明日去谈离婚见到儿子，给他买一包点心，就可改变你这爸是洪水猛兽的印象。可是无效，儿子獃獃地望糖果一眼，便埋头不吭声，然后，又一溜烟跑了。
待我右派改正，儿子结婚，他又养了儿子，也做了父亲，才向我这老父亲说出这父子之间那险阻的来历。
那是他在幼儿园与同学争玩具，别人骂他反革命的狗崽，同学们一齐围过来，指指嘬嘬，他霏红着一张脸，感到揪心的委屈。父亲在他两岁离家，模样也记不清了。忍不住摒出一句：我爸有枪！才吓住囲攻他的作鸟兽散。
这是儿子恐惧爸爸的来源。还说他在中学早改了母姓，在班上成绩苐一，却不让升高中，也是受父亲之牽累。
现在，父子之间的隔阂已除，精神创伤未可尽愈。
这些人与人关系，包括亲属亲情的撕裂，影恂社会人性与人情扭曲变形变态，与那毛泽东的30年阶级斗争无关吗？他那阶级斗争再移置于巿场斗争，闹到今天社会无诚信，政治无伦理，也使巿场无伦理，挤入世界WTO已15年，恢复巿场已30多年，仍不被世界承认是巿场经济社会，人，仍不被统治者当成人，只认作工具，在这由制造转智造进入人工智能的转型中，这种人性与人伦的沉沦，能顺利地进入现代吗？
反右运动60年了，右派已将死尽，反右之灾祸，株连妻子儿女，仍造成右二代、三代精神奴役的创伤未愈合，造成整个民族畸形人性与精神世界，亟待思想解放来复苏。当局还想以强化专制来巩固非法的政治经济特权，任他们妄图建网上长城进行精神封锁，再用反右的以言治罪去封闭思想，恐己无60年那愚民条件，既是自闭也是自杀矣！
作者：蒋祖权
（一）反右之前的前苏联
1953年3月1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苏联大元帅，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因脑溢血躺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一整天，因按制度规定未经斯大林传唤，谁也不能进入房间，延误发现和治疗而死亡。斯大林的死亡时间为1953年3月5日21点50分，当时除斯大林家属之外，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的一次会议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罪恶，包括对体制内成员的大量抓捕和残杀，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几天后，这份报告逐级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会议上传达，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很快在前苏联家喻户晓。
首先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内部清洗。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播，东欧国家的民众开始要求其领导人对那些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给出一个交代；同时，东欧国家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前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这让那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不知所措。
当时在莫斯科率领波兰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说：“我们怀着悲伤心情获悉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贝鲁特显然受不了这种负能量的打击，1956年3月突然死在了莫斯科；随后，波兰出现了动荡，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1956年 6月，波玆南市民众与政府发生了发生了武装冲突，民众占领了武器库，双方交火死伤惨重。最后，调集军队才控制了局势。
波玆南事件之后，波兰政府采取了抚恤措施，贝鲁特的继任者奥哈布在1956年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上，在苏军压境的困局中坚持波兰独立解决内部矛盾，宣布政治局集体辞职，推举在大清洗中被开除的前总书记哥穆卡尔上台，哥穆卡尔认为“波玆南事件”中民众抗议的是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弊病……哥穆卡尔表示：“把波兹南的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1956年6月发生的兹南事件和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之后，匈牙利也发生了要求为本国大清洗中杀死的20多万人讨还公道，和反对苏联模式和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一次苏军直接参与了镇压。
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个人崇拜带来的灾害，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灾害的根源，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的体制具有自我纠错能力，可以解决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危害。赫鲁晓夫是个天真的农夫专政家，他天真地认为航空母舰是水上的靶子，他天真地认为苏联的发展不久也能超过美国；他的天真无法察觉苏联体制已经制造了千千万万跟斯大林基因相同的大小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却奈何不了成千上万的那些苏联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等于背叛了整个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他后来能活着下台，已经很幸运了。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和东欧，虽然还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岁月，但是历史的天窗已经打开，体制的变化注定随之而来。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就是一个接受过外来文明进步的国家，地理位置和文化结构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要向欧洲看齐，晚几步只是时间问题。
1956年的北京，获悉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内部清洗的揭露，以及东欧民众对社会主义体制带来灾祸的不满，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那些国家的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应该解决掉的反革命没有被干掉，才会出现反动势力煽动民众上街闹事，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政府；一方面也想借助国际局势，整顿一下他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内部官僚体系。同时，他对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深恶痛觉。
（二）反右之前的毛泽东
1956年的毛泽东还是非常自信的。中国刚刚经过土改杀掉了几百万地主，镇反运动中又杀掉了几百万人，包括众多抗日英雄（官方公布说镇反只杀了71万人），外加朝鲜战争也解决了很多内战中投降的国军。毛泽东显然觉得中国不可能会出现大批的反对者，此时，他正在筹划推行他在1951年和1953年时分别提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将其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之中，使“双百方针”成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
1957年4 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连续号召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但是当时大家对此反应冷淡，于是毛泽东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恳切希望他们提出批评意见。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代表中央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立场。1957年5月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继续号召大家“鸣放”，给政府提意见，帮助当政者改正。这些举措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各界人士（主要是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各大报纸新闻也同时刊出各种声音，这几天被称为“大鸣大放”。
当“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被大鸣大放出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毛泽东一面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各种批评意见和言论，并指示不要做任何反驳，一面在内部传达他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文中把这次应邀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
（三）几个大右派
1957年5月21日，中央统战部继续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章伯钧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上，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民盟。
5月22日，罗隆基发言。他提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作的好处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的发言原文刊登于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3日至5月29日休会七天，因为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布置反右派的任务。5月30日座谈会又继续举行，大家继续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在左动员右动员之下才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储安平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6年6月2日《光明日报》。
（四）为什么要反右
1956年的毛泽东还很自信，当时他觉得中国不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局面；1957年的鸣放，让他的这种自信受到了打击，保健医生说他那一段时间精神抑郁。1957年，突然面对这些他本人和大量官方宣传主动邀请下提出来的公开建议，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挫折，虽然这些言论远不及他当年在延安时的民主言论激进，但是得到天下之后再听见这样的民主言论就会感到十分可怕。他原打算发动各界人士为他所用，借助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力量打击一下他越来越失去控制，渐渐失去话语权的内部官僚系统，借助外力整治一下内部那些不听话的官僚，让外人来帮忙挠挠他的这个心头之痒，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帮他挠这个痒痒，直接建议政府截肢，直接建议政府换血了。
很显然，历史上的毛泽东无法判断眼前出现的状况，他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只好想办法解决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怎么解决人呢？发明运动解决人是毒门绝技，于是就发动了反右运动。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举国展开反右。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反右小组领导者，把几个人的公开提议扩大到了几千人，几万人的反动问题，扩大到了几百万人的问题，牵连了几千万人。
官方数据显示，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将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后在1959年到1964年又先后给大约3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彻底平反，最后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至今没有平反的有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区区5个人，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几十名右派分子，全国加起来一共也不到100人。为了几十个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更准确地说就是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这五个人，就搞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发神经一样举国折腾。
那么，最后落实只有几十个所谓右派的反右运动为什么当年能闹得那么大？为什么一下子牵连了那么多人？全国一下子哪来的那么多右派呢？
（五）反右为什么扩大化
从几个右派到举国到处是右派，这些一方面是当政者从自信跌落到心虚恐慌，开始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匈牙利或波兰，于是开始胡搞反右，胡搞扩大化，上级定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随意定性凑人数造成的；同时，大小官僚也乐得把原本反对官僚宗派的初衷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利用反右把水搅浑，因为不搞反右就要继续整风反官僚了，所以大小官僚积极反右，尽量把反右扩大化。对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的人，就去翻他们延安时的旧账。
另一方面也是各民主党派精英们自己造成的，反右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精英们跳出来互害。本来就没有什么右派，结果很多人为了表忠心保自己，划清界限求进步，纷纷跳出来相互揭发，积极批判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家属及亲属。
反右运动中，当鲁迅生前好友冯雪峰被周扬等人批判时，冯雪峰对诬陷他“反鲁迅”这项指控是不认帐的；这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站出来怒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 随后，许广平还在全国妇代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发言里，她指责鲁迅的亲密学生，也是她的好朋友丁玲“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还跟艾青等人商量着如何去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明显比他们问题小很多的右派呢；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对丁玲等右派分子痛打落水狗式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吴晗，梁思成等人也积极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队伍。
反右运动中，因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文稿（即“党天下”言论）而被打成五大右派的储安平，他的家人和另外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子女被迫与他划清界限，身边的同事也纷纷检举揭发他，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也与他离了婚，嫁给了特赦后的国军将领宋希濂（原华中副剿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然后还住在储家南屋；储安平不仅天天能看见南屋，还能听到‘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等等这样的传话。
反右运动中，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和主动交代同章伯钧与罗隆基的关系；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最后，储安平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反右运动中，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比当政者还要积极反右，比如沈钧儒，胡愈之，史良（七君之一），胡子婴等在反右中高举反右大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成为反右急先锋。
反右运动中，首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话表示要批判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论。后来，沈钧儒在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所谓章罗联盟的存在，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发表公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反右运动中，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批判右派分子，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胡愈之的批右发言稿。
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之后。章伯钧找到自己感冒时给他送过鸡汤喝的好友（司法部长史良）私聊，史良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伯钧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反右运动中，在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首先她强调要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另外表明要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大家明确表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最后，史良突然点名批判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史良这篇发言。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文章的黑体字摘要。虽然章伯钧在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最终也无法改变他被打成头号大右派的宿命。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的问题，同时也要求罗隆基一并交代。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浦熙修撰文《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甚至不惜将她与罗隆基的床笫之语当成政治言论来揭发。浦熙修在罗隆基相好之时，与其夫袁子英已有十多年婚姻，并育有3个子女，浦熙修的丈夫袁子英得知他们两人之事后，为了面子和孩子一直忍耐，直到他们3人在私会现场相互厮打，惊动警察，成为公开的桃色纠纷，袁子英才与浦熙修离异。当年曾经不顾一切与罗隆基死也要在一起的浦熙修，反右时又不顾一切地揭发罗隆基，令罗隆基无比伤感，罗隆基曾说：浦熙修为了她自己生，不惜要我死。给罗隆基当了八年秘书邵慈云也多次揭发罗隆基私下的言论，昔日相好是情人，运动来了是敌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胡子婴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章乃器》（此文刊登于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其与章乃器十年夫妻生活的经验，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胡子婴的这篇揭发，相当于在章乃器四面楚歌之时再投下一块巨石。1959年胡子婴升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而被打成右派后的章乃器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
反右运动中，翻译家傅雷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傅雷在这些文章中不仅明确表态支持中央反右，傅雷还回顾自己在几次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批判，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傅雷还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文中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论。但是在反右补课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运动中，被傅雷批判的葛佩琦，曾经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他将来自国军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传递到延安。1947年底他的上线联系人被捕后下落不明。1949之后，他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到1957年，葛佩琦不断地提出要求复查自己身份的申请，结果一直没有回音。1957年，号召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葛佩琦不参加，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外人士，第三次他去了，葛佩琦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同志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反右时，他的发言被演化为要“杀共产党人”。
反右运动中，曾经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仁炳被打成了五大右派之一。1957年陈仁炳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他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其中，这个“算旧账”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陈仁炳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毛泽东点名批判。陈仁炳于1978年4月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维持右派原案。陈仁炳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
反右运动中，作为五大右派之一的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不认错，不检讨的人。其实彭文应的言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等）是可以达到平反标准的，因为彭文应坚持自己的观点，抗拒到底，至今也没有平反。
有关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其它主要言论如下：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就凭这些言论，彭文应就被打成右派了，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几亿人都是右派吧。
关于反右，有一位后来被称为总设计师的人，他始终坚持认为反右是为了打击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反动分子，他声称当年那些反动分子杀气腾腾而来，必须打倒。历史上看实际的情况是，5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东欧国家那种觉悟和意识，那时很多中国人基本停留在只要能分到一点点儿地主家的东西就帮忙斗地主杀地主，谁打进城就欢迎谁的境界；那时的广大民众根本就意识不到什么是体制的问题，根本不知道这种体制注定给他们带来各种灾害，当然也不关心什么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那时的广播里面喊中国人站起来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从此站起来了，报纸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了；就像今天新闻联播里面讲中国崛起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激动万分，网络传播美国吓尿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扬眉吐气一样。意淫媒体反复发送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言论，也有很多人越听越自信一样。一个千年不变的历史，几十年注定走不了多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内涵以及原理还跟几十年前一样。
当时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样有很多民主人士，也一样只是空有民主的概念和口号。中国的民主概念，近百年来一直处于被反复利用的状态，军阀混战时，民主被孙中山用来当作武力夺天下的幌子；国共内战时，民主被枪杆子用来当作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民主口号附加上了各种名利，引天下诸多所谓民主人士愿者上钩，纷纷来投。当年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内战的时候就擅长两边周旋，内战结束后，贪慕名利地位毫不犹豫地选择千里迢迢投靠胜利的一方。从内战到反右到文革，立场跳来跳去，在受到不公正对待和侥幸活着平反之后都念念不忘表忠心和感恩戴德。近百年来，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几个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保持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形成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社会阶层；民主概念在中国成了当局愚弄民众的幌子，民主概念也成了很多民主人士实现海内外个人目标的常用小工具。
今天，很多人也根本不能了解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虽然只是隔了短短几十年，关于那些真相就连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很多像我一样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没出生的人。很多中国人都在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原因的状态下，继续失去着一段接一段的历史，那里面有很多人的青春，有很多人的梦想，有很多人的冤情，有很多人的罪恶。但是就算把历史的真相全都忘记了也不等于不曾存在，就算所有人都不去想也不等于历史中的噩梦不会重来。
后来，有人提倡放下过去，一切向前看，那是因为不堪回首，无法面对过去的历史，无法面对历史中的自己。很多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不仅发现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解决人，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只好赞同放下过去，这样与其说是放下过去，不如说是放过自己，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宁可牺牲过去那段历史，也不能有碍走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中国人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也让很多中国人不断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断习惯遗忘；不断掩盖历史中的问题，不断习惯掩盖。
类似反右这样的历史存在还有很多，近百年来，这些历史在不断触动一个接一个没有痛感的时代，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回应的时代。但是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无论还要再经过多少年，总会触到那个对历史产生痛感与悔悟的时代，总会走向未来理性与文明的清醒。中间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灾祸与痛苦就是人们偶然选择的必然代价，时间过去越久，就越会感受到那些代价的惨痛。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一连几场灾祸之后，才能稍微略有改进。现实恨天高，历史嫌灾小，无灾无大祸，基本变不了。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陀螺，经济发展转得越快，越是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原点上。所以，五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文革，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六十年前指定的那几个右派，今天还是右派。
当年那一场反右下来，官方公布55万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数据指出全国右派分子达300多万，100多万人化为中右，党员右派20多万，教师和学生右派6万多。）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 11132人，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其中死亡2000多人。全国的右派，最后活到平反的只剩下10万多人。一场反右下来，准备提倡的双百方针失败了，计划整治内部官僚的整风运动也失败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反右运动的成果，右派们也失败了，毛也失败了；唯一胜利的还是内部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大小官僚们。这些官僚们越来越听刘少奇的，这是毛不能忍受的，毛也不能容忍他身边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反对伟大领袖的官僚，他想练成一言九鼎的领袖兼神，掌控所有官僚的命运，他要解决身边那些可疑的赫鲁晓夫，无奈反右运动影响了他的计划，大跃进和庐山会议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好再想别的办法，那是什么样的办法呢？答案在文革之中。
1966年，毛泽东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机会。这一次，他不再指望那些不靠谱的民主人士了，这一次他有几千万红卫兵，这一次他志在必得，这一次他一举解决掉了一个人；至于为了解决掉一个人会赔上多少无辜人命，反右时他不在乎，文革时就更不在乎了。从1956到1966，毛泽东十年磨一剑，文革之中舞十年，一直挥舞到1976年9月9日。在那之后，中国才松了一口气，而历史的脚步却已经踏上了断崖。这些历史和事实，都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要翻天覆地改变。
—— 原载: 華夏文摘
“数千万人饿死”，更是拿不出一张照片证据。
------------
你以为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手机，相机啊？典型的无脑儿！--------------------------------
最近从印度回来的老兵王琪，老家河南农村的，1963年被抓到印度，有人说，是饿跑的逃兵，这次王琪返家，他的4个哥哥弟弟妹妹都七八十岁都活的好好的，全家族上百口人也没一人饿死，反倒是他在印度生的大儿子，由于没钱治病，20多岁就死了。事实胜于雄辩。
------------
你以为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手机，相机啊？典型的无脑儿！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中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否定之后，共产主义下的东欧各国纷纷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
匈牙利事件震动了中共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