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却道天凉好个秋
简无思：虚假和伪造的历史文献（上）———西方历史的幻灭（7）
【摘要】大约产生于5-6世纪的日耳曼西方文明从古罗马，古希腊那里继承了书写文化，因而也继承了它们的文献伪造文化。作为后生文明，无论古希腊、古罗马（次生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三级文明），它们都缺乏原生文明如古典中国对文字的敬畏精神；加上缺乏古典中国所发明的历史记录意识，西方文献伪造层出不穷。对于西方文明而言，文献伪造的始作俑者是天主教廷，从而决定了文献伪造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结构性地，系统性地，普遍地存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主流方面，包括主流历史文化，文学艺术，人文学术，法律新闻，战争方式，得到广泛应用，甚至在历史哲学层面也获得了合理性的论证。限于篇幅，本文仅简略讨论中世纪天主教会发生的几个主要文献伪造案例。后续公号文将继续讨论文艺复兴以来的其他案例。
【声明：本系列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均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于18-19世纪以来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认可这一知识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
西方文献的虚假（Fake）和伪造（Forgery）是一个巨大，也很复杂的话题，要写好这个话题需要几本书才行。这里我只能给出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
西方历史的一开始，就有文献真假参半的问题。
如果我们采纳笔者本人以及西方历史学者汤因比，奎格利的观点，将西方历史的起始点定于公元5-6世纪。那么，充分的资料表明，西方历史从源头开始就充满了历史文献伪造。
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本系列前文所述，西方文明是一个三级文明，派生于周边其他文明， 包括西方历史学家宣称直接继承的次级文明如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表现于历史常识但不为历史教科书明确表述的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以及遥远的原生文明如中国和印度。
5-6世纪，人类的其他早期文明已经走过文字创生的阶段，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在这一时期的欧洲，可能流传着两种表音文字，拉丁和希腊。拉丁文字主要流行在西罗马帝国，希腊文字主要流行在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说，西方民族刚刚降生于人类历史，眼前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世界。借助来自拉丁和希腊文明的成熟文字，西方文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高起点上，直接跨过了其他文明经过的数千年乃至更久的文明积累期。其意义十分重大， 包括不必拥有艰苦岁月的记忆，直接吸收、拥有现有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有点类似今天的10后，20后婴幼儿，一出生就来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比他们的先辈起点高得多。详细讨论，以后有机会可以展开。
作为次级文明和三级文明，它们建立在引进其他文明的基础之上。学习和模仿其他文明的社会政治操作，文化价值，农工商业，科学技术，艺术建筑，是其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模仿以及建立在模仿之上的创造就成为很自然的事。
据主流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遗产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文字和文献的证据价值是西方民族刚进入文明世界就深刻领会到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表现在古罗马的法律和契约，古希腊的理性思考和辩论。这两方面的文化特征成为西方文明学习古代地中海文明遗产过程中的主要关注。
在文献层面对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本身就有着文献伪造的丰富经验。比如，古希腊著名的神谕编篡家Onomacritus（约c. 530 – 480 BCE)，同时也是神谕伪造家。他自己编造预言，写成神谕诗《诸预言（prophesies）》，托名为著名诗人Musaeus的作品。另一说是他在在编篡Musaeus神谕诗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后来被发现而被他的老板Pisistratus的儿子逐出雅典。
又比如，公元3世纪，一个叫做Septimius的罗马人，伪造了一本翻译成拉丁语的克里特岛的狄克提斯（Dictys of Crete）对特洛伊战争的目击描述。据说，狄克提斯是克里特岛国王伊多墨纽斯（Idomeneus）的朋友（或者副官），他目睹了整个特洛伊战争的全过程，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当然后来这本书被认定伪造，只不过与此同时也在西方世界被当作解读荷马史诗的相关真实历史资料。
是不是很奇葩？
次生文明对文字缺乏敬畏感，有可能是它与原生文明的重大差异之一。在那里，文字仅仅是工具，服务于人类需要。原生文明如古典中国，文字来自远古，总是与远古对神明的敬畏紧密联系在一起。直到近代的清朝甚至民国政府，在中国尚未被西方文明侵蚀的年代，敬惜字纸总是与敬畏文曲星一类的崇高精神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古典中国几千年来几乎未曾听说过文献伪造形成潮流的事情。讲究诚敬的古典中国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一个有社会地位，体面的读书识字之人会做出以欺骗为目的和动机的文献伪造。落魄文人沦落到社会底层那是另外一回事。
读遍世界史，显然只有古典中国从远古开始，就已经独特地具备流传至今，并传播到现代世界每一个文明角落的历史意识，形成清晰的行政意志主导下敬畏天意，因而具有宗教般的虔敬和诚信的文书习惯，以及历史记录的程序和规范，用来 保证及时、准确地记录当下发生的政治、社会，乃至家庭、个人层面的重大事件。历史记录，是古典中国的一项伟大人文发明。这样的虔诚和严谨，与神圣庄严同等的文德精神指导下的古典中国，无法想象会出现重大文献伪造事件如斯，更无法想象文献伪造会成为社会主流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西方世界发生的事情。
在这两个擅长文献伪造的老师带领下，西方民族刚进入文明世界，就具备了相当成熟的语言文字工具和技巧（文献伪造），很自然地会像老师一样，“出于方便目的的应用”，包括制造文献证据用来“填补事件缺失的空间”（Filling the space from missing events”)。
另外，缺乏类似中国历史记录那样的历史意识，中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字应用停留在日常需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所以，这些文字应用如果真能作为文献遗留下来的话，只能是零星碎乱，不成体系，真假混杂，乃至于留有巨大空间留给百千年以后的伪造。
以日耳曼人为主体民族的西方历史开端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疆域里展开。对于蛮族日耳曼人而言，拉丁文明对他们的影响在于来自高维的提升，只有仰望的份。可惜，这一提升，或者说文明的教化，同样也不是成体系的，因为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也不可能留下系统、可靠的历史文献。
但是拉丁文字还在，以文字形式的文献交流方式和习惯还在，文献证据的价值还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教会系统。世俗世界完全蛮夷化，即日耳曼化，早期从民众到国王，没有人识字，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历史）文献一说。
早期西方可能存在历史文献的只能是在教会世界。而早期的教会世界并不关注世俗事务，再加上书写材料稀少，所以，早期西方的历史相关文献基本上比较局限于福音书以及传教相关事务。后期，尤其10-12世纪以后，世俗上层开始有人识字，于是世俗阶层也开始出现真假参半的文字交流，能够产生一些可供后世构建历史的文献资料。
而即便在教会这样一个早期西方唯一有组织，成系统的文明机构，也没有形成类似中国州府记录的那样的严谨行政文化，哪怕用于与传教相关的世俗事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到的教会历史，尤其早期部分，作为中世纪西方世界最好的历史读物，也是后世通过不成系统的零碎文书拼凑/组合而成，混杂于虚假和伪造的文献。以至于几百年来不断有新的伪造文书得以揭露，从而修正历史，至今都无法确认现在的教会历史教科书中真实程度有多高。
总之，由于缺乏像古典中国那样的清晰历史意识和清晰行政意志主导下的文书习惯，西方教会世界从一开始，哪怕还处于西罗马帝国时期，就缺乏可以与古典中国相比的严谨文书档案系统，这就为中世纪泛滥的伪造文书提供了丰腴的土壤。
而西方历史中的文献伪造恰恰是从教会文书的伪造开始的。教会伪造又恰恰先从基督教神学文献尤其圣经文本包括福音书开始。中世纪最高端，最权威的精神指导机构如此当仁不让地率领西欧世界肆意伪造文献，用于宣传神的福音，难怪会使得中世纪欧洲的文献伪造成为在后世眼中最猖獗的（rife）的年代。
当然，这里的猖獗只是强调其缺乏制约，肆无忌惮的意思。17-18世纪以后，人们意识到伪造行为的不恰当。因而开始从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方面开始给予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世西方世界的伪造文化不但没有被限制，反而在压力下愈加蓬勃发展，遍及各个主流领域，就程度和范围以及技巧而言，更为触目惊心，也更为技巧高明。中国读者可以从前些年惊醒中文世界的CNN等美国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扭曲报道，以及特朗普当政时期的假新闻诸多事件中管窥一斑。
可以不夸张地说，欧洲（至少是西欧世界）的文献伪造，始作俑者，就是基督教会。
通常，西方学界长期以来认为，基督教教会的伪造文献，动机良好，主要是为了劝人向善。除了福音书外，很多以彼得和保罗名目出现的文献都是在宣教过程中，为了辩论的方便，宣教的一方编造出来用以强化自身观点的正统和正确，是出于信仰，而不是为了求得钱财等邪恶目的。
不过，这一辩解与其说是辩解，不如说是在证实西方历史赖以构建的历史资料的虚假不实，而这种历史资料的虚实交替不断出现，本身就是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西方历史有别于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
正是因为伪造文献建立在一个神圣目的的前提之下，它才使得西方世界长期以来这一行当取得登峰造极的，独步天下的武功。
公平而论，伪造文献、伪造证据、伪造文物等，是人类文明世界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在其他文明和地区，包括中国，这类伪造永远是边缘性的，作为主体文化的某种异类和意外，不入流的作为。但唯有在西方地区，伪造却是一个主流社会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实践内容，深刻参与并促进了其文明发展的主流进程。
首先，这一伪造行为滥觞于产生于宗教界的最高层级，因而属于西方文明核心层面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乃至文化性的（文艺复兴时期登峰造极，之后长盛不衰），表现在政治，社会，法治，18-19世纪以来的历史构建，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行为，乃至21世纪繁荣昌盛的Fake News【假新闻】现象），甚至学术性的（比如考古现场的作假），更有甚者竟然是历史哲学性的（比如，汤因比等历史学家认可历史的虚构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历史的合理性【见汤因比《历史研究》，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hU5vHs1Qc0AjbNRy6UXoJg 】）。
伪造和虚构，在西方世界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出于历史哲学的需要，出于学术的需要，其次才是出于其他动机，比如社会和经济，个人名利等。及至18-19世纪德国学者参照中国历史的构架，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说中寻找灵感和资源，开始构建西方文明史，更多是出于教化西方民族，构筑并强化西方民族的精神力量，提升自我精神形象，用于在精神层面征服世界，对世界进行精神殖民，打击西方文明在崛起过程中的终极，也是唯一真正对手，——— 世界上唯一具有悠久真实历史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的心理战和舆论造假，早就成为西方世界的拿手武器，用于文化和精神的征服；以至于最近几年流行于美国的热门词汇，假新闻（fake news），都不过是中世纪西方历史开始进入现代人类视野以来，伪造文化（culture of forgery)传统的具体应用延续至今而已。
一句话，西方历史文献的伪造和虚构，从中世纪开始，一直以来就有着崇高信仰的加持和世俗动机的推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伪造和虚构是西方文明的一大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是西方民族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西方民族用来征服世界的一项强有力的精神武器。即，用伪造的事实，外加基于事实但却扭曲现实的手段，构建一套虚假不实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教科书，虚假地描述源流自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史，达到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碾压。
如果有人将来写一本系统性的教科书，详细讨论西方历史文献的伪造和虚假，本人建议可以按照如下结构安排：
A. 总论：“伪造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地位
伪造文献作为宗教实践的需要；
历史文献伪造和虚构的哲学基础；
考古学中历史文献和文物伪造的学术规范；
B. 文献伪造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实践
中世纪教会神学和传教事务的文献伪造；
中世纪教会神学相关世俗事务的文献伪造；
中世纪世俗事务的文献伪造；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献伪造；
17世纪以后的历史文献伪造；
C. 伪造文献的类型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察：
伪造：彻头彻尾的伪造，以获利为动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波焦；没有获利的动机，纯粹个人爱好，如维泰伯的安尼乌斯；
伪托：有意识的的伪托，其中没有利益考量，来自古代无名作者具有价值的写作，纯学者精神的产物，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文集中的大量作品；
扩充：真品掺假/后世增添，如卢克来修的《物性论》
模仿：学习模仿古人写作，而后有意识地/无意识地冒称古人作品：比如18世纪的英国天才少年Thomas Chatterton，17岁夭亡
误判：文献作者和时间的误判，如色诺芬的《雅典政制》
其中有数种形态可归类为虚假文献但并非伪造。
D. 识别西方历史文献的虚假和伪造
从识别的角度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学界取得共识的伪造：如君士坦丁献土；维泰伯的安尼乌斯；
学界有争议的伪造：如波焦发现的塔西陀和李维的著作；彼特拉克发现的卢克来修《物性论》。
学界争议不明显，但本身疑点无法否认的虚假：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规模宏大的著作。
（二）
北卡大学宗教学教授Bart D. Ehrman说，“早期基督教会历史文献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其中的文献伪造究竟达到何种程度。”
在最近的一本书《伪造和对伪造（forgery and counter forgery）》中，Ehrman展现了诸多触目惊心的伪造案例。比如，保罗往返塞内卡的信件；彼得福音，托马斯福音，和菲利普福音等；耶稣与阿巴加的通信，彼得和保罗在新约中的信件——— 都是伪造。
在Ehrman之前，甚至早就有人质疑包括四福音书在内的作者和创作时间的真实性。
除了因直接的宣教目的伪造文献之外，有时候教理辩论对立的双方会在明知对方伪造文献和文字证据的情况下，以对方的伪造证据为基础，再行伪造另一份文书用来对抗对方的伪造（对伪造，Counter Forgery，counterfeit)。
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伪造风气是怎样的疯狂。
出于纯粹信仰动机而来的伪造如此，教会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伪造文献的实际需要也催生了众多虚假文书。只不过早期中世纪西方由于经济落后，物质材料极端贫乏，生活水平大致与石器时期相差不远，世俗生活极端乏味，没有什么需要文字交流，也缺乏文字书写的载体。一个教会难得有几张用于日常书写的羊皮纸，往往也是擦了旧的又写上新的，写了新的不久又擦了写上更新的。所以，早期教会能够留下来的真实和虚假的文献都不多。
中后期的情况不同了。物质和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因而文字层面的生活就开始活跃起来。大概在8-9世纪开始，相对于早期历史资料近乎空白式的贫乏，现代学者有机会发现一些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虽然其中如前所说，不出预料之外地真假共存。
最富于震撼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莫过于一份被称为《康斯坦丁赠土》的文件，与史称“丕平献土”的历史事件相应。
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丕平（Pepin）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位，创建加洛林王朝。
丕平即位后， 为了酬谢教会相助， 两次出兵意大利。 公元756年，丕平把他夺到的意大利中部一部分土地，包括罗马周围地区，送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
“丕平献土”，加强了国王和教会的联系，使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
为使“丕平献土”合法化，教皇伪造了“康斯坦丁赠土”的文件，诡称早在4世纪，康士坦丁大帝早已把罗马城赠送给教皇，丕平只是把属于教皇的领土还给教皇而已 。自此从拉文纳到罗马的大片意大利领土便被划为教皇辖区，教皇国（Papal State）因此形成。
伪文献“康斯坦丁赠土”自形成一开始，就毫无悬念地形成了强大精神影响力，在此后的700多年中，有效维护了教皇国在世俗层面的巨大物质利益。虽然200年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曾经提出过怀疑，但也不了了之，没有人有充分的胆略和学识揭露其中的作假漏洞。直到15世纪作为天主教天主教牧师的洛伦佐·瓦拉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无可辩驳地揭露了这一基于8世纪的语言伪造/构建而来的文件不可能是4世纪的产物。
瓦拉认为伪造是如此明显，教会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该文件不真实。教皇用这样的恶劣手段干预世俗权力，腐蚀教会，为后来层出不穷的意大利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这样的肆意伪造并加强了专横、野蛮、专制的教会统治。
出于欺诈目的的教皇级别的教会伪造文件不仅仅限于直接的土地财产一类有形的世俗利益，事实上，教皇国这种拥有世俗土地的不良垂范促成了地方教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其教区范围内获得属于自身的土地财产；还包括用同样伪造文献的方式给自己提供法律特权。比如旨在增强教皇和教会免受世俗权力约束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The pseudo-IsidoreanDecretals）”中的其他内容。
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伪托于一位广受尊重的西班牙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此人生年不详，人们只知道他于公元636年逝世。他曾经雄辩地论述并阐明早期教职人员的许多原则，从而成为一位富有声望和权威的主教和学者。9世纪，教皇身边有人假藉他的崇高名义，撰写了90多条教会法令，包括律法、教宗书信和会议教令等。其中，有些属于真实，但多数（包括该教令集中包含的前述《康士坦丁赠土书》）纯属伪造。
这部伪法令集借助伊西多尔的崇高名望而伪造，被称为”历史上最大胆，最堂皇的伪造物”，大约发表于844年年至857年。
它有三方面的目的:
(1)强调教皇的最高权力。(2)压制大主教的权势而增加一般主教和低级教牧的威望，藉以使教皇与后者合作获得更大的权力。(3)改良教会的道德生活和属灵的生活。
主要内容包括：
(1)教皇所有属灵的权力远远高于国王和王侯的属世的权力；(2)主教对教皇性质上等同于其他使徒与彼得之间的关系。(3)各省的教区大会须经教皇召集方能举行，而且大会的谕令必须经教皇批准以后才有效力。(4)神职人员属于“属灵的人”，高于普通信徒作为“属肉的人”。(5)神职人员不可以接受世俗政权的审判；普通信徒不可控告神父。至少得有72个证人才可证实一个主教的罪行。
教令集发表后，不顾被剥夺权利的大主教们的反对，教皇尼哥拉一世(Nicholas I)在公元864年正式采纳。此后直到中世纪末期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15 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人文主义的拉丁学者，库萨的尼古拉枢机主教注意到了法教令集中的一些与时代相关的技术性错误。 16 世纪，新教教会历史学家，如 Centuriators 的马格德堡系统地批评了教令集的伪造性质，但尚并未认识到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复杂性。17世纪，改教派神学家布伦得尔(Blondel)才有机会证明它是伪造的。19世纪之后，教会方面再也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
但是，它在长达8到10年的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的教会实践中早已形成一种传统，在人们的精神层面打下了教会和教皇神圣不可动摇的信条。教会高于一切的文化传统得以形成，为中世纪的教会黑暗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也为后来教会可以肆意干涉民间事务如后来的科学研究活动，实行宗教裁判准备了充分的宗教，社会和宗教法律的基础。
最高宗教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伪造文献，自然中层和基层教区也就有样学样了。10世纪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发生过一个著名的主角伪造文书的案例，The forgeries of Lorch (“洛奇伪造文书”案）就是其中一例。
“洛奇伪造文书案”涉及10世纪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帕索主教皮利格里姆（Piligrim）伪造教皇诏书以及一系列其他信件，试图证明帕索教区作为过去Lorch（洛奇）大主教教区的延续，因而有资格提升自己的地位到大主教级别。
皮利格里姆主教生年不详，死于991年。他早年在他的叔叔索尔兹伯格（Salzburg）大主教那里接受神学教育，后来于971年获得任命为帕索教区主教。不久，因故与叔叔发生教区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很生气。于是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地位，以便将来击败叔叔， 报一箭之仇。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教区里转悠，想方设法找到一点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教区拥有更大管辖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的帕索教区曾经属于洛奇教区，而索尔滋伯格洛奇教区可能也从属于洛奇教区。于是，他大胆地伪造了5份不同时期教皇的诏书以及相关信件，通知他叔叔，意思是，有历史文献为证，我这个教区的级别其实是大主教，比你高！
叔叔索尔滋伯格大主教也不是好惹的，他心知肚明这里发生了什么，明明是伪造嘛！但他不动声色，也同样伪造了另外几份文件（counter forgery，counterfeit）回应了侄儿。文件里，他煞有介事认可这些伪造文书的部分可靠性，但却同时驳斥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最后的结论是，你这些东西都无效。
侄儿接到回信，自己也心知肚明，索尔滋伯格大叔跟他将计就计，把他摁在地上抹茶了，而他毫无办法，于是此时不了了之。
而后来的历史表明，他的这一系列伪造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依然待在他的位置上，直到老死也没能提升自己的地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