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共
却道天凉好个秋
简无思：历史文献的“重获”（recovery）——— 西方历史的幻灭（6）
【摘要】古罗马，古希腊都是消失了的过去，本来就没有系统的官方历史记录。有关古罗马的各种民间文献散落各地，不为人知。也许古希腊文献在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有过比较好的保存。重新找回古罗马文献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热忱，也为几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准备了书写古罗马历史的资料基础，但这一寻找过程充满漏洞，因而为大量的伪造文献提供了丰富的空间。重获（recovery，重新找回）古希腊文献是一个不恰当的表述，为西方历史学家冒称希腊文明的主人提供了伏笔。
重获古罗马和古希腊文献（The recovery of Rome and Greek literature），Recovery，在这里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失而复得，重新找回，重新获得，重新找回古罗马、古希腊文献和文物的意思。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古董失而复得（recovery），姑且翻译成“重获”。
与Recovery同义的另一个词是rediscovery，重新发现。但以前者更常见。
本文只讨论与历史资料相关的文献重获。
意思是，在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罗马帝国的所有文献，古董，散落民间，不为人知。这其中包括古希腊文献。按照古希腊-罗马（Greco- Rome）文明为一体的这一说法，古希腊文明也是罗马帝国文明的一部分。那么，西欧地区即西罗马帝国原有疆界原来也曾经拥有过古希腊文献，只不过后来散失了。
但是这一说法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分辨之处，以便使得读者对这一历史概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西方历史叙述中的古罗马主要指的是西罗马。如果指的是东罗马，那一定会清晰地说明那是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
所谓重获古罗马文献（recovery of Rome literature），主要指的是西罗马帝国遗落的古拉丁文文献（old Latin and classical Latin）。西欧地区原本是西罗马帝国的疆土，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疆土重新找到故国的文献，这么说是不错的。
所谓重获古希腊文献（recovery of greek literature），指的是跟西罗马没有关系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境内的古代希腊语写作。绝大多数西欧地区基本上没有听说过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些人。即便在核心的罗马拉丁语地区有过一些古希腊著作流传，也只是来自边远地区刚被征服的殖民地作品，不属于帝国自身的文化遗产。所以，说西欧重获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文献，是很牵强的。有冒认祖宗之嫌。
除非玩一个文字游戏，正如一个群友抬杠的那样，故意混淆概念：东罗马，西罗马都是罗马：东罗马的东西就是罗马的；所以，东罗马的古典希腊文献就是西罗马的，所以就是西欧的。
得，算您善长（诡）辩论（”理性思辨”能力发达）！希腊人善辩，您确实学到了。
一、古罗马文献的重获
西方历史中对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构建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西方世界开始获取有关古罗马，古希腊历史知识主要是相关文献（recovery）的时期。
按照现在西方历史学界的意见，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罗马，古希腊文献和文物的兴趣从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 于14世纪发现西罗马帝国时代西塞罗的书信集开始。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是西罗马帝国的政治家，律师，辩论家，演说家，散文家。曾在公元前63年担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同时，因为其演说和文学作品，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古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最具影响力的散文作家之一。死后因其出色的政治演说而享誉甚隆。罗马帝国衰亡后，他的演讲集据说流传民间，备受尊崇。其中冒牌伪造者混杂其中，难辨真伪。
彼特拉克（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意大利语：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和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因其主张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也被视为西方人文主义之父。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文学家，诗人，与同时代的薄伽丘和稍早一点的但丁齐名。因为他首先发现了西塞罗以及其它拉丁和希腊语作家的文献，打开了中世纪意大利和西方认识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大门，人们通常将他视为点燃文艺复兴运动的火炬手
彼特拉克的父亲与但丁是朋友。但丁在拉丁文学和人文主义思想方面对他的影响很大直到彼特拉克17岁的那年去世。彼特拉克热爱拉丁文，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表拉丁文诗作。这导致他对古典拉丁文和罗马世界心向往之，并且进而对希腊文献产生浓厚兴趣，虽然他并不懂希腊文。成年后，他曾出任大使职务，周游欧洲。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机会在各国寻找古罗马和古希腊遗留在民间的文献和文物。1345年，他在意大利北部Verona的Verona Cathedral大教堂里的Chapter Library (Biblioteca Capitolare) 发现了西塞罗以前不为人知的书信集 Epistulae ad Atticum。遗憾的是，这一书信集的原件以及西塞罗的拷贝副本现在都找不到了。我们也无法得知彼特拉克当时如何判断这些作为西塞罗作品的全过程。西塞罗距彼特拉克的时代大约1400年。其间拉丁文作为表音文字从Old Latin到classical， 再到medieval，再到Renaissance Latin，已经经历了4次主要变迁。按照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经验，这样的古老文献应该需要很长时间，假如不是数年的话，去进行文字方面的训诂工作，包括识别文字，翻译，以及鉴别作者。但彼特拉克似乎毫不费力就找到，并且复原-修复（recovery含有复原-修复的意思）了这份甚至以前不为人知的西塞罗作品。这一过程是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的。
除西塞罗等古罗马作者的文献以外，彼特拉克似乎还重获了很多古希腊作者的文献。可惜，他不懂希腊文，只好请一些希腊文专家来翻译也许还包括鉴定作者等。但他常常对这些专家的工作感到不满，不清楚为了什么。总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发现的什么是很令人沮丧的。于是，他只好鼓励比他小十岁左右的好朋友薄伽丘学习希腊文，以便更方便地发表他的新发现。
不管怎样，彼特拉克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影响了同在佛罗伦萨地区的萨卢塔蒂 （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 尼科利 （Niccolò de' Niccoli ，1364–1437) ，和波焦（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促使这个老乡小圈子四代人接力传递，在全欧洲搜寻古罗马时代的拉丁文文献，古罗马和古希腊艺术品，包括 更多的西塞罗作品，以及卢克莱修Lucretius, 李维Livy and 塞内卡Seneca，塔西陀Tacitus等人的书籍。
古罗马能留下的文献和文物不多，据说大约到了波焦这一代，世间存留的古罗马文献和文物能找到的大致都找到了。其中 包括明确的伪造，可能的伪造，和大家判断并愿意接受的真品。
波焦（波焦?布拉乔利尼（Gian Francesco Poggio Bracciolini 或 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意大利知名的学者、文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政治家，曾经于1453年至1458年间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官。，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人文学者，文学家，哲学家，收藏家。现在人们又给了他一个伟大的伪造家头衔，因为他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文献与文物的重获和伪造（forgery）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1414年到1418短短4年间，他在今天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的一些修道院里发现了很多古代作者的作品。在克吕尼和圣加仑，他发现了诸如昆体良、斯塔提乌斯、卢克莱修、科卢梅拉、西塞罗、普劳图斯（12部喜剧）、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及塔西佗等人的作品。
短短4年间，凭借一人之力，就能找到如此众多的古代文献，认定作者，并翻译成当下的拉丁文。这样的学术能力放到现在，恐怕几个大学加起来也做不到。这其中留下可质疑的空间无疑更多。事实上，正因为比较如此多产，并且据此从教皇和王公贵族那里获得了很丰厚的回报，才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并且经过几百年来不断有学者从文字学，历史学等诸多角度的深扒，终于越来越确认他的许多发现其实是伪造，包括一直列在重获文献名单内的塔西陀《编年史》、《历史》、《日耳曼尼亚志》都是波焦主持下的伪造（forgery）。
据说，波焦最大的贡献是于1414年在Abbazia Di Montecassino找到了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这本书对于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建筑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波焦还于1417年在德国一个修道院找到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创作于前1世纪的哲理长诗《物性论》。该书随后由佛罗伦萨人文学家尼科利整理成手抄本，现存于洛伦佐图书馆
重获（recovery or rediscovery of ancient literature）是描述古罗马古希腊文献在失落千年之后在西方世界重获新生的学术词汇。
这一重获过程有下列几个步骤：
- 1. 教皇、王公贵族、美第奇家族等作为对古典文献和艺术品，包括金币感兴趣的终极玩家，提供资助，作为patron（赞助人），或者说，作为主顾，买家。
2. 民间学者（包括离开教廷进入民间的学者）们如上述诸人，当然还有其他人，在重金犒赏的诱惑下，出发来到全欧洲的满世界寻找有可能丢失在各种地方，如修道院的陈旧图书馆书架，干涸的深井，房屋的角落的“古典文献”和文物
【本文作者按：这些古典文献大多应该是以羊皮“纸”作为载体。但是我们能够读到的寻找过程里很多没有描述这些古典文献写在何种载体上。没有多少提到莎草纸的文献。至少莎草纸不是欧洲地区的植物。没有证据表明欧洲地区有过进口莎草纸作为文具用品。莎草纸脆弱易碎，运输不便。并且，欧洲地区潮湿，莎草纸容易发霉变质分解，存活期一般不到一百年。超过一百年的基本上都是伪造。
未来中国学界会有更多人参与进行对西方历史的质疑，就会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各种角度，比如材料学，植物学等分析理解莎草纸是否能够在干燥条件下存活2000年。作为植物，硬度韧性都不高的莎草纸是否可以仅仅因为时间因素而自行分解。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羊皮“纸”，以及相关年代的墨水在其上的存活时间。在欧洲气候条件下，在无人认识到这些羊皮“纸”上写了什么东西，只是随便扔在角落里自生自灭，得不到保护的羊皮以及上面的字会发生什么。都是材料学方面的问题。
另外，中世纪的羊皮“纸”是很贵重的。修道院中难得有几张羊皮“纸”往往是擦掉旧文字再写上新文字。很难想象那么多羊皮“纸”可以承载那些异教的古罗马帝国的“历史”竟然能得到教会的“保护”，收藏千年。这些都是问题。】
3. 有时会有学者出于自身兴趣和目的，自己资助自己，“重获”了很多古代文献。如安尼乌斯。安尼乌斯的故事我们以后会提及。
4. 面对“重获”的古文献，搜寻人需要确定它是什么。这个时候完全是该搜索人的主观判定，即，拍脑袋判断。未来的历史读者只能把所有的信任无条件地交给这个人在这一瞬间的自由决定。他愿意将这篇文章的作者权交给西塞罗，还是凯撒，或者安东尼？
5. 在这一阶段，搜寻人有权也有机会，干脆自己创作古典文献，按照他自己对古代世界的理解，伪造（forger）文献。事实上，这类伪造文献很多，乃至在后世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17世纪，人们不得不发展出严格的历史学研究标准，识别伪造文献。【很多先前被认为真实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怀疑之后最终被确定为伪造。】
6. 奖励阶段，即搜寻人与他们的买主达成交易。一般都是重金奖赏。比如波焦仅仅靠重获塔西陀《编年史》一书的手稿，就从教皇那里获得了500金币。将李维《历史》一书卖给同时拥有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的阿方索五世，获得足够的钱财回到家乡购置一幢别墅。
文艺复兴以来，以这样的方式”重获”（包括伪造）而来的古罗马、古希腊大量”历史文献”，构成了随后几个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们构建古罗马和古希腊历史的资料基础。而这样的“重获”显而易见有很多漏洞，发现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认定或者干脆自己编写古典文献，而彼时却没有任何学术审查机构对发现者所声称的古典文献进行鉴别。这就为后来的比较正规、严谨的历史学的诞生提供了学术需求。历史学家需要发展出严格的方法，识别伪造，建立历史资料甄别标准等。
二、古希腊文献的重获。
从考察古希腊历史写作所依赖的历史资料来源的角度，古希腊文献的重获主要有三个方面，
1. 来自12世纪以来，主要在西班牙、意大利的西西里地区，阿拉伯世界的转译。
据主流历史学者的叙述，中世纪西方首次听说亚里士多德，是12世纪伊斯兰学者阿韦罗伊向西班牙拉丁语世界的介绍。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是这一方向上重获古希腊文献的主要内容。
中世纪的拉丁世界（西欧）只有两本波爱修斯（Boethiu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拉丁版《类别》（Categories）和《论解释》（De Interpretatione）。
大约从12世纪中叶开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著作先后翻译成拉丁语。其中，有些著作被不同时期的的人翻译过多次。比如，在十二世纪中叶之前，《论灵魂》（On the soul) 这样的文本在基督教欧洲没有拉丁文版本。第一个拉丁语翻译是威尼斯的詹姆斯（12世纪）。第二个拉丁语翻译（translatio nova，新翻译）是Michael Scot在1230年左右从阿拉伯文本翻译而来，并附有伊斯兰哲学家阿韦罗伊（Averroes）的评论。《论灵魂》由于来自异教的古希腊，与天主教的教义很不一样并且自成体系，所以，大多数中世纪大学都将其纳入哲学研究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从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拉丁世界共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42本书，主要来自阿拉伯文本。亚里士多德译介到西欧，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时期，导致了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出现。由于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新翻译的观点低估了个人、上帝、不朽的灵魂或创造的概念，天主教会一直试图压制他的著作。例如巴黎大学1210-1277年将他的书列入违禁书清单。不过，与此同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年）他《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1265-1274）中调和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的观点，使其在西方学术主流有了立足之处。
柏拉图的大部分著作直到14-15世纪才翻译成拉丁文。
在中世纪，柏拉图唯一为人所知的书是Calcidius翻译的《蒂迈欧篇》（Timaeus）第一部分，并附有评论。这本书讨论了柏拉图的宇宙论。12世纪，卡塔尼亚的亨利·阿里斯蒂普斯翻译了《美诺篇》（the Meno ）和《菲多篇》（the Phaedo）但这些书的发行量有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Marsilio Ficino（1433-99）才翻译了柏拉图的完整著作集。
2. 前述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等人对古希腊文献的搜寻。
这段时期收集而来的希腊文献翻译情况如下：
Manuel Chrysoloras（约1355-1415年）翻译了荷马和柏拉图的部分内容。
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翻译了Strabo和Plutarch。
波焦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翻译了Xenophon、Diodorus和Lucian。
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翻译了Plutarch、Xenophon和Lysias的部分内容。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翻译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
Marsilio Ficino（1433-1499）和他的柏拉图学院翻译了柏拉图。
Poliziano（1454-1494）翻译了Herodian以及Epictetus和Plutarch的部分内容。
Trebizond的Regiomontanus和George翻译了托勒密的《Almagest》。
这些活动主要由巴西利奥斯·贝萨里翁（1403-1472）和教皇尼古拉斯五世（1397-1455）赞助。
3. 直接来自拜占庭帝国，经由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拜占庭帝国的崩溃。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的君士坦丁堡浩劫（1204）给西欧拉丁世界带来了许多希腊文本的科学和哲学文献，包括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亚历山大英雄和普罗克勒斯，莫尔贝克的威廉（ William of Moerbeke）等学者得以有机会并将其直接翻译成拉丁语。
拜占庭帝国在十五世纪的崩溃使得大量拜占庭学者来到西方，为西方学者带来了大量希腊经典，并翻译成拉丁语，包括历史学家、诗人、剧作家和非亚里士多德哲学家。
三、历史叙述中暗藏的逻辑玄机
其实，古希腊文献的重获这种说法有一个历史逻辑方面的问题。
重新发现古希腊文献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而事实上，所谓重获希腊文献（recove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虽然跟西欧地区有一点关系，但关系不大。西欧地区在文艺复兴时期流传的古希腊文献主要来自11-14世纪从阿拉伯文献转译，以及15世纪末东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希腊文献输入。十字军东征时期从东罗马帝国掳掠而来的希腊文献基本上处于遗弃状态，因为无人认识希腊文，也没有足够的文化水平理解希腊文献。
假如果然有一个古罗马分裂然后东西分治的历史事实，那么，西罗马主要是以意大利罗马为中心，采用拉丁语为官方语言，希腊语，作为被征服地区的地方语言，无法成为那里的官方语言。本来不属于拉丁世界的东西，不为人所知，谈不上丢失，以后也就谈不上recovery，找回或者重获。
而东罗马地区，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今土耳其（Anatolia半岛）和希腊地区为主要疆土，属于希腊语地区，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拉丁语其次。希腊文献是东罗马地区的常态，崩溃之前从来没有丢失，也谈不上recovery，重获。
笼统来说古罗马既然包括东西两部分，拥有拉丁，希腊两种语言，那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对于西罗马地区即西欧地区，希腊语文献跟它没有什么拥有，丢失，找回/重获的关系
作为一个历史学术语，古罗马古希腊的文献重获，定义为这些文献在西欧的拉丁语地区失而复得，是值得商榷的。古罗马文献如此表述无可非议；本来就不属于拉丁语的希腊文献，在一千年后重新出现，谈不上重获，只能是再临，revisit。
古希腊文献的再临（revisit，本文作者就这一历史话题创造的词汇）西方地区，比较符合这一历史实际，说的是本来是属于希腊民族，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古典文献，再次光临西方世界，被西方世界读到。
但是，把这一再临（revisit）表述为恢复意义上的重获（recovery），尤其把它与古罗马（西罗马）文献的重获（recovery）放在一起，意义就非常不一样了。
本来是隔壁邻居的东西，跟自家的东西放在一起，都说成重新找回（recovery），重获，就达成了冒称主人的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