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媽媽來看我（一個真實的故事 )

三十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我常常去台北监狱探访受刑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台北监狱在爱国西路，我们的办法是和受刑人打打篮球，同时也和一些人聊聊天。

当时，有一位黝黑瘦高的受刑人，似乎和我谈得来，他很喜欢看书，因此我就设法送了很多的书给他看，我发现在眾受刑人中间，他所受的教育比较高，他是台北市一所有名中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受刑人每星期大概可以有三次见客，我去看别的都会吃闭门羹。可是这位受刑人，永远可以见我，至少我从未吃过闭门羹。

他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妈妈，说他妈妈是位非常慈祥的女性，他说他妈妈常常来看他，都会吃闭门羹，可是我始终不太相信这一点。

这位受刑人当时所住的地方其实是看守所，没有定罪的受刑人都关在这裡，审判终结的人才再换到其他的监狱去。我的这位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要搬家了，因為也已被定罪，要正式服刑了。我这才发现他有军人身分，大概是在服兵役时犯的罪，所以要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

当他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时，我也成了预备军官，我在台北服役，週末有时会去看他，我记得要去新店的军人监狱，要经过空军公墓。再经过一条大树成荫的路，军人监狱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被禁止接见，我和警卫打打交道，发现大概一个月以后才可以看到我的朋友。一个月以后，我终於看到他了，这次他告诉我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他说他在服刑期间做工，也赚了一些钱，我记得那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可是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因此他一直偷偷地把这几十块钱放在一个很祕密的地方，没有想到他的某位长官把他的钱偷了，我的朋友一气之下和他的这位长官大打出手。

各位当然可以想像我的朋友的悲惨遭遇，他这种犯上的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他被人在晚上拖到广场去痛打一顿，事后他被关在一间小的牢房裡，而且二十四小时地带上手銬。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些事情时留下了眼泪，我们谈话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兵在旁听，说到这些事，我记得那个兵面无表情地看著远处，假装没有听到。

忽然我的朋友又提到他妈妈了，他说你如果看到我的妈妈，一定会比较看得起我，他说他常常感到百念俱灰，可是一想到妈妈，他心情又会比较好一点。

既然他一再提起他妈妈，我就问了他家地址，然后我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骑了我的老爷脚踏车，到他家去看他的妈妈。

他的家在现在的忠孝东路，在当时，那条路叫做中正路，我发现他的家好远，快到松山了。房子是典型的日式房子，附近每一栋都一样，显然是中低层公务员宿舍。我穿了全套的空军少尉制服，很有礼貌的介绍自己，也报上我朋友的名字。

这家人好像有几位比我还年轻的小孩，我被安顿在他们大约两三坪大的客厅裡坐下，我记得这个客厅布置得极為简陋，只有几把破旧的椅子，我坐下以后，发现气氛有点不自然，而我很快地明瞭这怎麼一回事了。

我朋友的爸爸进来了，他们父子很相像，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早已不承认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因為他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家会有这种丢脸的儿子，所以不仅他早已不和他儿子来往，而且也一直禁止他家人和他来往。自从他进入了监狱，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和他来往过。

我立刻想起，怪不得我一直可以见到我的朋友，原来他的妈妈事实上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说「我的妈妈来看我」，只是他的一种幻想而已。

也看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个典型的中国女性，瘦瘦的，个子相当矮，衣著非常朴素，她始终没有讲一句话。

我却不管他爸爸怎麼讲，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全家人，我的朋友是非常想念他的妈妈。可是这位严厉的爸爸却暗示我该滚蛋了，我想亏得我穿了空军制服，而且自我介绍过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否则我早就被赶出去了。

我以非常失望的心情离开他的家，他的爸爸在门口还提醒我，以后不必再来了。

可是我的脚踏车才到一转弯，我就听到后面的脚步声，他的一个妹妹匆匆赶来，叫住了我，他的妈妈跟在后面，她要知道如何能找到她儿子，因為她要去看他。我赶快告诉他们，如何到新店军人监狱，她们以最快的速度谢了我，马上赶回家去。

当时天色已黑，我所在地方是个很冷静，而且几乎有点荒凉的地方，四週都是一些木造的日式房子，每栋房子都有一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现在每家人都点上了灯，我可以感到家家亲人团聚的温暖，我知道我的朋友和他母亲，即将真的见面。我真的感到在冥冥之中，一定有一个上苍在安排一切，而我正是祂所选的一个工具。

果真，我不能看我的朋友了，他从监狱中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他和他母亲见面。而我开始办理退伍手续，準备去美国念书，临走以前，我又和他见了最后一面。这次他胖了，也有了笑容，他说他妈妈常送菜给他，所以他胖了一点，他也告诉我他家裡弟弟妹妹考各级学校的情形。

最后他问我退伍以后要做什麼，我说我要去美国念书，忽然之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他说：「你相不相信？我真的感谢你这些日子来看我，也使我和我家人团圆，遗憾的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从此会完了，因為你将来可以在社会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而我却是一个犯人，我们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我们不可能再继续做朋友的。」

他又接著说：「你有没有考虑过？索性专门留下来，终身為我们这种人服务？」

我默然无语，我的虚荣心使我不肯放弃追逐名利的机会，三十年过去了，我始终為我未能终身為受刑人服务惭愧不已，每次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反而使我更感到良心不安。

我在此谢谢我的这位朋友，他使我感到我这一生没有白过，我现在至少可以骄傲地告诉我的女儿，「你的爸爸曾经做过好事」。我已五十多岁，我的朋友恐怕已是六十岁，希望他能知道，他对我讲的话，对我影响之大。我之所以决定离开美国，回台湾来服务，也多多少少因為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留下来？」这句话。

世界上有很多职业，要做得非常好，才对社会上有影响，我常想，一个平庸的舞蹈家就搞不出所以然来，可是做母亲，就不同了，即使做一个平凡的母亲，一样可以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我希望有一根魔棒，一挥之下，天下的母亲都是平凡而慈祥的好母亲，我相信我们的监狱会因此空了一半，我再挥一下这支魔棒，我国有几万个义工肯替监狱裡的受刑人服务，我相信我们的监狱会更加再空了一半。

文 / 李家同，曾任台湾暨南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