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29)
2020 (38)
年初，香港女孩文媛在我家做了两周的临时房客，这也使我有缘走进了一个在加拿大出生，在维多利亚港湾长大的90后的生活。
文媛家境优渥，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那类孩子。此北美之行，大二的她是来我们公司做实习的。因为同讲国语，公司委我以房东这项特殊使命，对此，我起初倒是有些发怵。身在海外，来自深圳河两岸的人们本应情同手足，但政治的风云，历史的浪潮，人文的差异有时又会使我们的关系扑朔迷离。
一个暖冬的下午，文媛提着一只大箱子，迈入了我家门槛。她，皮肤白皙，面容清丽，言语温和，彬彬有礼。看到静静地躲在房间一隅的钢琴，她的脸上如沐春风。她喜盈盈地奔了过去，双手在键盘上跳跃，就如同花丛中飞舞的蝴蝶…从此，Clair de lune的优美旋律就经常在房间飘荡。
每天回家，文媛要干的第一档事是，以她特有的方式温习当日所学。她会在桌上不慌不忙地铺开一张大纸,变魔术似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彩笔，然后用图用表用箭头梳理各细胞间的信号通道。看着这些热闹的poster,我暗想，小姑娘很用功嘛。
文媛每日履行的另一项任务是，和老爸老妈煲电话。我虽然听不懂广东话，但从她那愉悦的语调里明显地感到她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每天和老人家聊几句，不费我多少时间，他们却能开心一天哪。”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外州读书的宝贝儿子，哎，小棉袄就是暖和。文媛很重感情，我看过一幅她和奶奶在一起的油画。那是祖孙俩人在行驶的车上疲惫酣睡的一瞬间，画面很温馨。她珍爱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去年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作品。
有一次，我们去吃印度自助餐，兴致一高，这盘子就冒尖了。我扒了几口，感觉这辣度可能是超过了习惯粤菜的文媛的上限，就劝她不必勉强。她并无多言，一面不停地喝凉水，一面努力地干掉盘中餐。一滴水可以折射阳光，显然，她不是一个spoiled的小公举。
数日的朝夕相处，也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些沉重的话题：港人和内地人的冲突。好在我们彼此都还客观，能够分析双方之长之短，希冀大家互谅互敬。令我惊讶的是，在香港国际学校读书的文媛对港史一无所知。关于鸦片战争，关于南京条约，关于香港割据…这一课是由老公在饭桌上补上的。文媛临走时给我的条子写道，“特别爱听叔叔讲故事。”
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我也从文媛那儿学到了不少香港的习俗。比如，吃脆皮烤猪时，以往我只捡瘦肉吃，现在知道了，重点是在脆皮上。相信文媛也在我这里过得充实愉快，我们一起聆听本地版的TED Talk，一起为中文学校的春节活动做志愿者，一起沉溺于Bottle & Bottega艺术俱乐部的涂鸦……
在这里， 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分手时，文媛在卡片上画上自己的画送给我和同事们，以示感谢。我也祝愿她在今后的学医道路上，做个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的好大夫。晒晒文媛的作品。她和五颜六色的彩笔形影不离，特别擅长用彩色的点点描绘出有神采的画面。
（外一篇）莎莎的花裙
我是在学校工作时结识来自香港的莎莎的。当时我们为各自的老板效力，除了在共用一些仪器时有互动外，主要的联系纽带便是“饭友”了。
莎莎个头娇小,娟秀的面庞上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遇到大陆同胞时，总是努力地搜索普通话来谈天。在我的记忆中，她的裙装特别丰富。典雅飘逸的长裙在白色工作服下，俏皮地探出一圈花边，给哪哪儿都是试管试瓶试纸的实验室带来了永不消逝的春天。让我不服不行的是，每一条裙子都是莎莎自己的作品。
作为我们一圈人中的大姐大，莎莎会念叨一些娃的事儿。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在母亲节时，孩子们是怎么旁敲侧击地试探她的最爱，而她又是怎么满怀幸福地迎接孩子精心准备的“Surprise”。莎莎对我们小声说，“我家的后院有一个树桩，挺碍事的。我对小孩说，你们兄弟俩有使不完的力气，哪天把它挪走，妈妈会超级开心的。一转眼，孩子们都窜了那么高了，那树桩子倒是没啥变化。” 莎莎边说边摇头，脸上却是一副笑模样。“要是他们在哪个母亲节把树桩挖出来，那他们就真正长大了。”
孩子上大学时，莎莎阖家驱车送行。那真是，去，哭一程；回，哭一程。听着莎莎有点难为情地讲着自己的经历，我当时的感觉是她是不是有点感情泛滥？十多年后，在我踏上送儿远行的路程时，我才恍然领悟到莎莎彼时的心境。
后来呢？后来我得到了莎莎车祸身亡的噩耗。不忍相信，昔日温婉如斯的丽人与我们已经隔世。莎莎是我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香港女子，然而她来自何方又有何妨？她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一位有魅力的女人，一只穿梭在离心机、孵育箱、超净台之间的辛勤蜜蜂，和我们没有两样。
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当如文媛画里的这句话，Ever so gentle & ever so friendly？
所谓“精明，计较”，若不是从负面理解，倒是优点。好过表面抢付账风光，私下另有想法来得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