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当时正值疫情的高峰期，在我经营了一年多和颇受欢迎的微信公众号里，因为发表了这篇附上的文章，他们就受不了了，引来公众号整体被封号。这篇文章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央视自己的报道，而我只是基于公共信息做了一些相对客观的评论。
以前是单篇文章被封，一下子文章就飞了。申诉根本无人理，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能说，这种情况伴随着我经营公众号的所有时间。但这一次更绝，直接是永久封号，什么都没了。经营公众号最痛苦的是文章发不出去，需要长时间等待审查，或反复修改敏感词，耗去很多心理成本。
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多了，我偶尔还会拿着手机扫一扫公众号的二维码，仍然显示此号已被完全封闭。里面有大量文章，它们应该依旧在那里。后来有一些热心人，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从里面把文章弄了出来，又在外面让大家可以阅读。
我在文学城的文章有保底，但公众号的许多文章并没有完全备份，所以那些内容基本上就随风而去了。我的那篇预警文章发表在2020年1月18日，当时说已有一千多人感染，随后我才转向谈疫情的。我的公众号原本只是谈美国的情况，以留学咨询及介绍美国教育为目的创办的。疫情爆发使它被许多人关注，成为非常热读的平台，我写过大量拥有影响力的谈病毒与免疫学的文章。
我还可以讲一些故事，以说明影响力达到了什么程度？上海复星医药后来有高管联系我说，他们公司的R&D 部门在有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浏览我的公众号文章。
我完全单人经营的成果是几万粉丝，整个过程还是颇有收获的，也让我与中国社会有些近距离的接触，几乎天天都在交流。那完全是我一个人写文章，负责营销内容，公众号有点像一个小生意主。什么打赏与流量，接恰广告合作，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内的竞争，当时还没有“内卷”这个流行语，而我在美国生活几十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中国现实的状态。很多年轻人找我做广告，可以给公众号一些收入，大约24小时500-600人民币。如果价码压低点，代理年轻人就可以提成些，为了这一点收入，那些年轻人非常刻苦并且日夜经营。他们都很有职业精神，也非常客气。当时我从他们身上确实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勤奋的年轻人在为生活奔波着。
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黑暗，即对言论的控制和对信息的封锁。后来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利用现代通讯手段，把你去了哪里、跟谁吃饭、吃饭时说了什么，都能监视到，已经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生活在自由世界真好，自由是极其宝贵和难以交换的权利。
如果父母或祖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能把孩子或孙子送到美国这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虽然这和我做咨询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一直劝人不要轻易来美国，但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我对美国一直非常推崇。
如果公众号能全面放开，允许没有限制的自由言论，它可以展现出非常可观的前景。在真正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像样的公众号完全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我当时只有几万粉丝，如果长期办下去，几十万粉丝完全是可以预期的，但是那也是独裁者不允许的。
《导致雅美之途公众号被封闭的文章》
今夜对我来说是黑暗的，原因很简单，只因为这篇文章，我经营几年和广受欢迎的公众号被永久封号。这样的文字都会遭遇灭顶之灾，我实在找不出错在哪里。还好我在自由世界-美国文学城拥有同名博客，可以在此留作纪念。这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确实需要呐喊，才能迎接明天的曙光。
“支持央视开始质疑灭活疫苗的有效性
央视最近发文，以婉转的方式质疑打了灭活疫苗的国家防疫效果差。央视只提供了阿联酋和智利的新冠病例曲线，我现在给出更多的打了灭活疫苗的巴林、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资料，效果都不好。他们的结果与打了优质疫苗的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疫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做科学的首选必须面对同行的质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同行评议的原因。现在中国的所有灭活疫苗都沒有经过同行评议，因为他们的文章都沒有发表，他们只给一个数据，然后是董事长吹嘘的100%有效率。这完全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疫苗效果不仅会兑现，弄不好还会造成对社会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央视这种权威媒体参与质疑，我们表示欢迎。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跟着吹嘘灭活疫苗是100%的有效率，应该凭良心告诉他们严重不足，奋起直追制备优质疫苗。不然国门打开后可能造成国内的灾难，误以为打了过关疫苗的灾难。因为现在的研究表明，即使优质的美国mRNA疫苗也不能消灭肺上皮的新冠病毒，也就是说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而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进入国内后导致病毒的扩散，即使他们打过疫苗”。
国药集团与秘鲁Universidad Peruana Cayetano Heredia大学合作在该国进行了国药新冠灭活疫苗的临床试验，最近有些临床三期试验的结果出来。他们自己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而媒体却透露了不好的消息。
秘鲁记者Beto Ortiz向Willax电视台报道，国药武汉所疫苗的有效率为33.3%，国药北京所疫苗有效率为11.5%。但是负责临床试验的Coralith Garcia医生在秘鲁国会作证时说，国药北京所疫苗对保护重症和减少死亡相当有效。记者要求进一步采访她，她沒有回复。
国药集团在这个消息出来后发表声明，他们没有否认秘鲁数据的真实性，但是认为秘鲁的临床试验不严谨和不科学。国药集团认为自己疫苗的有效率为79.34%，抗体转阳率为99.52%。我以前建议过，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抗体转阳率，任何疫苗都会刺激产生抗体，关键要看抗体的质量。
但是秘鲁NIH前院长和现在竞选国会议员的Ernesto Bustamante对此反应强烈：“It’s horrible, it indicates that neither of the two vaccines meets the minimum. We do not know which of the two vaccines is the one we have bought”。大意就是：“这很可怕，因为均低于最低标准，但是不知道我们国家买的是哪种疫苗”。
透露出来的消息是，秘鲁有效率低的原因恐怕是在临床试验时包括了无症状感染者，这些消息有待被证实。辉瑞在临床试验中没有对无症状者测核酸，只有自愿者出现症状才去测核酸，所以辉瑞临床试验没有包括无症状感染，但是Moderna测了，他们两家公司独立公布出来的有效率都是95%左右。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正方和反方都没有提供详细的数据，让人很难判断真假。
疫苗问题已经在秘鲁这个天主教国家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秘鲁总统仍然为国药疫苗背书，他们太需要疫苗以抗击新冠了。
什么原因造成国药集团的疫苗不理想？根据正规媒体在两会期间的报道，国药董事长于清明在2020年3月就接种了他们的新冠灭活疫苗；并且在打了疫苗后，持续跟踪测定自己的抗体，结果显示在一年后的今天，他自己身上的抗体仍然很高。
他们公司的技艺创造了世界医学的奇迹，但是我们在庆祝之前，拥有几个问题需要董事长先生向全国和世界人民解释：
首先，他们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是复旦张永振教授在2020年元月初率先向世界公布的，灭活疫苗不能仅靠序列，首先需要鉴定病毒，然后找到表达新冠病毒受体的细胞系去培养病毒，在科学上这些是石正丽团队取得的，大约在2020年2月才完成。
其次，国药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发出来的灭活疫苗？先看这些我以前描述的灭活疫苗的制备程序：
“科学家利用来自新冠病人的病毒，在猴肾细胞系Vero培养和繁殖，随后通过超速离心等方法将释放在培养液和细胞内的病毒与Vero细胞残留物分离。Vero细胞来自非洲绿猴但是日本科学家制备的，Vero是常用的病毒培养细胞株，不仅仅是用于新冠病毒。主要原因恐怕是该细胞株自然缺乏干扰素，致使病毒容易存活。
科学家得到纯的病毒后，会将病毒与化学试剂β-丙内酯浸泡起来，我俗称的水煮疫苗。β-丙内酯与病毒核酸结合使它们失活，但是中和抗原S蛋白仍然保留完好并且拥有免疫原性。再经过相应的纯化过程，灭活疫苗就产生了。必须强调，任何纯化过程都不可能是百分之分的，无论是病毒还是蛋白质的纯化“。
从这些程序看，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任何人无法在2020年3月份生产出灭活疫苗，更不谈耗时冗长的临床试验了。让我做个大胆的推测，董事长先生特别富有献身精神，他为了民众和自己公司的利益，可能是将不少病人的组织提取物，水煮一番，然后注射到自己的身体中“以身试药”探索疫苗？反正他必须创造医学的奇迹才能在去年3月份接种到疫苗。
最后涉及董事长先生的惊人的抗体持续期。他说打了一年疫苗后他的抗体滴度还很高，保护到他现在能够活蹦乱跳，精神抖擞地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豪言壮语。
现在我们知道的科学证据是，人体对新冠自然感染产生抗体的最长持续时间是八个月。这是在Science 上报道的，但是记忆B细胞可以持续很久并且不断更新。美国mRNA疫苗的实施时间太短，但是都能产生几倍于恢复期病人的抗体量, 科兴的灭活疫苗只能刺激产生14-40%恢复期病人的抗体量。考虑到向世界各国出口的需要，数据的可靠性十分重要，国药董事长先生能否把自己的血清样本提供给世界第三方的实验室去核实一番？
我在写这方面文章时查到于清明的背景，他的人生非常励志。我们发现武汉市长沒读过正规大学，你可以说那是当官的，可是这位科技公司负责人也沒有读什么书，完全是在社会上打拼出来的。我们这里不是讲什么牌子，而是说的最基本的本科教育。
掌控国药集团的董事长于清明在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在一个专科学校学的器械。写了这些，看见这位董事长的学历，我彻底放弃了对他的要求。鉴于中国专业化的教育系统，于清明应该不怎么懂对疫苗制备至关重要的细胞、基因和蛋白质。
他应该是1984年入学的大专生，学制三年。他虽然出生在山东，但是长期工作在上海，不肯定他考大学时是哪里的户口。他读书时已经不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年代，专科学校全国招生的可能性也不高。如果他是上海人，在资源那么丰富的环境里，他考不上大学，现在照样负责生产供上亿人注射的灭活疫苗。
我是看醉了，从下面对他的背景的介绍，于董事长这辈子恐怕都难懂什么是mRNA疫苗。
“于清明1987年毕业于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现上海健康医学院），拥有逾34年医药行业工作经验，尤其是药品、医疗器械及保健品等行业的管理经验，为正高级工程师。
在国药股份之前，于清明先后任职于中国医药公司北京医药站、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国家医药管理局、珠海联制药股份有公司等，2010年8月至今一直担任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职务，目前为中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等”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Moderna的法国籍CEO也只是MBA学历，Merck的总裁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但是西方通识教育什么都可以学到。
现在是MBA掌控技术专家们的时代，他们还管大量的美国医生。美国医生们这样抱怨，以前美国医院停车场的豪华车都是专科医生开的，现在是医疗集团的拥有MBA学位的管理层人员所有。
中国也变相地往这方面在走，形式不同而已。我们以前的研究所现在属于国药集团，我如果没有出国，于董事长就是我的总老板。当时我们研究所的所级领导几乎全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生，留德博士和同济前院长谢毓晋教授在那里主持免疫学研究。
灭活疫苗永远不能使任何地方达到群体免疫
雅美之途；2021-01-31 20:55:56
现在全球疫苗接种的百分比。相对于以色列的近50%的接种率，天朝只有1%，还是接种的有效率最低的灭活疫苗。
谈及相对严格的科兴灭活疫苗的巴西临床试验，他们就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姑娘，在数次修改有效率的情况下，最后定在50%的有效率。他们只有这样定，因为低于50%就不能上市了。国药疫苗始终拒绝公布稍微详细点的数据，我们只有这样猜测，他们恐怕比科兴还不如。国药吹牛的公司老总现在不知是否还在位，他曾经拍胸脯吹牛说自己的疫苗100%的有效，无一例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这使我想起国内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进修的医生告诉我的话，他们在国内开处方药物时，药效的梯度是：进口药，印度仿制药和国产药。与天朝出现大量文章和专利造假不同，药物或疫苗可是实打实的，抗生素不灵或疫苗效力低，病菌就会在机体里繁殖和变异。
群体免疫是人类战胜流行病的必经途经，纵观人类医学史都是这样，依靠形成的免疫墙来阻止病菌在人群中的传播。以前是通过自然感染人群，淘汰弱基因群体或有基础疾病的不幸者。为了避免这种残酷的方式，人类发明了疫苗，所以我们更希望群体免疫是通过疫苗来实现的。
我们知道实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百分比是与流行病的传播指数成比例的，传播指数R0越高，通过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百分就越高。比方说让麻疹达到群体免疫的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种的百分比可能高达93%至95%，而新冠病毒达到群体免疫的百分比则是75%左右。只有R0为1或低于1时，也就是一个感染者只能传少于一个人，那么该流行病才会消停。
我们现在希望通过疫苗来实现群体免疫，虽然CDC预测15%的美国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这样预测，如果使用95%和70%有效率的疫苗，需要免疫至少61%或82%的人群才能达到群体免疫，而50%有效率的灭活疫苗永远达不到群体免疫。美国已经感染了15%的人群，打了近10%的高质量疫苗，如果是75%群体免疫，还有50%左右需要努力。
道理很简单，虽然还有其他参数需要考虑，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我们如何硬性以线性计算，需要免疫人群78%的95%有效率的疫苗才能达到75%的保护率，而50%有效率的灭活疫苗即使免疫100%的人群也只有50%。你不可能无限制地激惹免疫系统而重复免疫人群，所以灭活疫苗永远达不到群体免疫的目的。具体曲线可见我朋友那个从来就不是衣衫褴褛的植物学家的博文：https://mp.weixin.qq.com/s/m3r3lbN8XVBznUTIylEBcQ
天朝人民应该盼望，上海复星正在引进的德国BioNtechmRNA疫苗。也应该从疫苗有效率的巨大差距看出，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区别95%对50%是个数量化的比喻，早期称自己的疫苗属于第一梯队纯粹是吹牛。
现在是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没有选择。如果拥有选择，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辉瑞和Moderna的mRNA疫苗的全球有效率高达95%；强生的腺病毒疫苗66%；科兴灭活疫苗50%，当然应该首选mRNA疫苗。
我不相信拥有全病毒的腺病毒疫苗和灭活疫苗的副作用会低。虽然我们都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辉瑞或ModernamRNA疫苗的副作用，但是根据最近CDC公布的资料，辉瑞和Moderna 疫苗的超级过敏反应分别在百万分之5和2.8，完全在掌控范围内。
这是专业人士的总结：“根据 COVID-19 疫苗接种第一个月的早期安全数据分析，大规模注射疫苗后的安全性数据与临床研究期间所得到的结果一致。所有出现过敏反应的人都已经成功治疗，在首批2200万接种疫苗的人中，没有出现其他严重问题”。
但是话又要说回来，强生和灭活疫苗对于预防患者发展成新冠重症都有85%左右的效力，所以这些不太有效的疫苗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以救新冠病人的命。当然mRNA疫苗更加神奇，Moderna疫苗可以100%预防重症的发生，虽然在计算这个百分比时的病例数量有限。
在天朝部分专业人士妖魔化群体免疫的概念的第一时间，我就在去年三月十六日写文章，让大家正视英国人在思想上的先进性，那时候疫苗没有影子。不能完全否定群体免疫，它毕竟是我们战胜流行病的必经途经，可见我写的博文”。写于2021年04月05日。
英国的牛津疫苗在临床试验阶段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剂量计算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在当时我对几种疫苗的推荐顺序里，就把它放在最后的位置。随后又因为牛津疫苗被曝出存在血栓风险，欧洲暂停使用了一段时间。当时美国的辉瑞和 Moderna 产能跟不上，欧洲在疫苗供应上出现了真空，这对当时的欧洲疫情和防疫局势都十分不利。当时我就预测，欧洲应该会较快恢复牛津疫苗的接种。果然没过多久，欧洲议会就宣布恢复使用。
从整个过程来看，美国在应急能力、资金投入与科技水准，在这次抗疫中几乎以碾压般地领先欧洲，瑞士几家制药巨头在疫情中几乎毫无作为。
从疫情表现也能看出，南美一些国家虽然经济水平属于中等，但是一旦遭遇这样的大规模流行病，需要依赖本国科技与生物医药能力时，他们几乎完全无力抗衡。在无法指望美国供应的情况下，他们迅速把目光转向中国。然而中国的灭活疫苗的效果不佳，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尤其是巴西、秘鲁和智利等国。
《欧洲恢复牛津疫苗，美国质疑其临床试验》
我在上篇文章中这样预测：“我觉得欧盟国家最终会在证据面前抵头，恢复接种几乎是唯一的欧洲疫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周四欧洲药品管理局（EMA) 决定恢复牛津疫苗的注射，他们认为接种疫苗所获得的保护效应远超过可能的血栓风险，现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都会恢复疫苗接种。
牛津疫苗制备商阿斯利康的总医学执行官Ann Tayler说：“我们相信在监管机构严格审查后，疫苗接种将会重新在欧洲展开”。但是我觉得EMA暂停疫苗的决定，已经增加了民众对牛津疫苗的不信任。
欧陆国家的疫苗接种速度已经远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整个欧盟国家只有七百万人打了疫苗，英国和美国分別接种了一千一百万和八千多万人。EMA这次犯下了错误，其实他们更为有力的争辨点是，新冠感染会加重血凝障碍，现在疫苗能够显著降低新冠感染特别是重症感染，所以疫苗接种会减少新冠伴发的血栓形成，这个在我们的新论文中就有描述。
当我们比较人口数目相当的欧洲国家时，最近英国的新增病例只有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18%, 50%和25%，后面三个国家都是疫苗接种不力的国家。欧陆国家将会因他们的政策付出代价，法国总理已经宣布巴黎和其他法国地区将会再次封锁，德国的新病例近期也在显著增加。
欧陆国家必须在数据面前低头，尽快恢复欧洲仅有的牛津疫苗，德国BioNtech的产能太差劲了。再等几个月美国的外援就会来了，届时美国救欧洲就像当年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
根据《纽约时报》今晨的报道，阿斯利康的美国临床试验可能存在问题，英国人在宣传自己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时可能不老实。美国联邦健康部门今天声称，阿斯利康公司的美国疫苗临床试验可能是依赖的“过时的信息”和“没有完成的疫苗有效性数据”。
这个定性相当严重，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牛津疫苗制备商的详细回复，我认为这个消息会使他们近期申报FDA批准紧急使用蒙上阴影，我个人认为FDA几乎不可能以现有的结果批准牛津疫苗在美国的使用。
在西方世界做事是一板一眼的，尤其对疫苗和药品来不得半点的虚假，不是商家或串通好的国家机器发布一个惊人的有效率就行的。以前我们就知道，FDA是全球的金字标准，美国强大的媒体也使他们的作业更加安全。
托尼作为所长的NIH的NIAID（国家过敏和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以罕见的方式在周一的深夜发表了这个声明：
“NIAID Statement on AstraZeneca Vaccine
Late Monday, the 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DSMB) notified NIAID, BARDA, and AstraZeneca that it was concerned by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AstraZeneca on initial data from its COVID-19 vaccine clinical trial. The DSMB expressed concern that AstraZeneca may have included outdated information from that trial, which may have provided an incomplete view of the efficacy data. We urge the company to work with the DSMB to review the efficacy data and ensure the most accurate, up-to-date efficacy data be made public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uthoriz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use of the vac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fter thorough review of the data by independent advisory committees.”
（大意：周一的晚些时候，数据和安全监督委员会（DSMB）通知NIAID，BARDA和阿斯利康，阿斯利康发布了他们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的初步数据。DSMB对阿斯利康可能在该临床试验中提供的过时信息表示关注，他们可能呈现的是非完整的疫苗有効性的数据。我们敦促该公司与DSMB一起审查功效数据，并确保尽快将最准确，最新的功效数据公开。
疫苗在美国的授权和使用标准由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 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共同掌控，他们是通过独立咨询委员会对数据进行严格审查后才确定的)。
制药公司在经营临床试验时通常需要等到监督委员会完成分析并且通知他们结果后才能对外公布，监督委员会自己有统计小组去计算和审核那些数据。阿斯利康似乎没有走完流程就擅自公布了，并且是旧的未完成的数据。他们与监督委员会是怎么互动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希望美国媒体能够挖到底。
监督委员会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说：“DSMB对阿斯利康在他们的新闻报告中使用过期的数据和潜在性误导的资料表示关切。他们选择报道对他们有利的研究资料而避免公布最新和最全面的数据。他们这样做必然会降低公众对这个科学过程的信任”。
美国总统防疫小组组长托尼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认为他们完全不应该这样做。美国Scripps转化医学前所长和临床试验专家Eric Topol医生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认为是严重违规。美国是要对阿斯利康可能倾到在美国市场的几千万疫苗负责任的，美国联邦部门已经开始对阿斯利康反感了。有位官员说阿斯利康在此事的行为像是：“你回家告诉妈妈自己这门功课得了A，但是当时你仅在第一节课堂的提问中等到A，而你的功课的总成绩实际上是C”。
阿斯利康发表很短的声明说，他们昨天公布的数据是2月17日之前的。现在的数据正在更新中，也与以前的数据吻合，他们将在48小时内公布新数据。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向独立的监督委员会隐藏数据？这些数据不应该从公司来啊？整个过程应该是双盲的。经营临床试验的公司、医院和志愿者都不知道自己属于疫苗组或安慰组，只有DSMB监督委员会知道。
FDA在去年就因为阿斯利康没有汇报可能的神经症状而叫停过牛津疫苗的美国临床试验，我们这次看FDA怎么处理，不知听证是否会网上公开。我觉得美国现在不应该随便批准牛津疫苗，因为他们太不让人放心了。
至于打什么疫苗才好，这是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我也写过文章谈我对五种英美疫苗的建议，现在看来相当靠谱。对于灭活疫苗与美国辉瑞疫苗的比较，我也被问及更多，主要是涉及在国内马上要返美国的学生的疫苗接种。我是鼓励任何人打疫苗的，特别是患有癌症、高血压或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士。但是考虑到疫苗之不同，我通常建议国内学生忍一忍，在旅途中注意安全，到美国后再打优质的疫苗。
这是我曾给一位学生家长的建议：“现在无论灭活疫苗还是mRNA疫苗都是两针注射，美国医学咨询时连辉瑞和Moderna都不应该混用。如果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都注射，那么是四针，太多了。两种选择的可能：第一，回美国打两针；第二，在中国打一针，回美国再打两针”。现在看来应该选择第一项，我以前的猜测被证明了，免疫系统不能被messed up的，请看下面的硬数据。
我们还是应该让数据说话，只有优质的疫苗才能阻止现在疫情的第三波。根据WHO网站的数据和网上的其他图表，接种美国辉瑞和英国牛津疫苗的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新冠病例明显下降。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政治需要，但是三个国家同时这样做的可能性极低。
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曲线在断崖式下降后出现了平台，有些州甚至有反弹。美国因为感染基数太大，这个曲线中的平台也是每天五万人之多。新泽西最近新发病例从2月底的3000涨到现在的3800，同期密西根也从1000涨到2000，住院病人也有所增加。明尼苏达和我们密苏里也有小幅上升，现在真不太知道突变株的情况，因为测序的比例仍然很低。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那些打灭活疫苗的国家，巴西、巴林、塞尔维亚和智利的曲线都是在急骤上升的坡度上, 这些国家所使用的疫苗成效甚微。
数据是可以说话的，曲线是假不了的，美国生物医学称雄世界是实打实的。写于2021年03月23日。
在疫情最早期，当大家对每一个病例都高度关注的时候，华中科大有一位通过CUSBEA计划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授的学者，在感染新冠后出现了非常令人震惊的发展。他从武昌乘车前往汉口时病情还稳定，入住协和医院后，与太太通话或视频时也都十分清醒。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左右，他就突然去世了。
当时医学界认为，他可能是因新冠病毒引发急性血栓所导致的猝死。在 2021 年，某些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人中也出现了极其少见的血栓病例，其机制随后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不过这类病例的数量极少，不应该引发大范围的恐慌。
可以肯定的是，新冠感染本身会造成凝血功能障碍，这是医学界比较明确的共识，因此也有相应的针对性治疗。
《新冠腺病毒疫苗导致血栓形成的可能机理》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报道，挪威专家似乎找到了牛津疫苗导致血栓形成的原因，虽然人数很少，只在13万接种的人群中发现了5例。德国学者也在同一杂志发现使用牛津疫苗后的11例脑部、内脏静脉和肺部血栓的病例，其中导致6例死亡，5例出现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
有人在网上也发现了4例使用强生疫苗的相似副作用，都是发生在腺病毒疫苗中的现象，mRNA疫苗没有此副作用。我很早就指出腺病毒疫苗的副作用肯定会比mRNA疫苗高，现在有些科学证据了。
在挪威的这几例血栓形成的病人中，都产生了抗血小板因子4（PF4) 与阴离子物质复合物的抗体，PF4是一种在血小板滤泡中的Chemokine (炎性细胞因子)。这些病人的D-Dimer增加, 他们具体只说了一个很小的数据，可能用的是不同的单位，新冠病人的该指标可以高达几千或上万。
病人出现血小板迅速下降，是否直接为抗体形成的免疫复合物导致的血小板消失，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认为疾病的表现很像肝素诱导的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HIT)。好消息是，以血小板作为指标，静脉Ig输入治疗（IVIG) 能够迅速逆转血小板的下降，激素免疫抑制也有同样的效果。注射肝素5-7天后会导致血小板减少，与机体产生的抗体有关，如果机体以前接触过肝素已经刺激产生过预存抗体，再次使用肝素可以在一天内导致血小板减少。这里肝素的质量非常重要，好多年前美国曾经出现过某国进口的次品肝素事件。
IVIG治疗如此有效与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的原理有关，肝素-PF4-IgG免疫复合物与血小板表面的Fc受体结合，从而使血小板活化和消耗，IVIG进去后起到封闭Fc受体的作用，这样就救了血小板的命。虽然腺病毒疫苗拥有如此遭糕的副作用，临床处理这么有效还是令人欣慰的，必须强调早期诊断的重要性。我们还要考虑血栓案例毕竟很少，打疫苗的利仍然远大于它的风险。
关于腺病毒疫苗诱发血栓和血小板减少的原理还是不太清楚，病人没有肝素接触史，这与肝素相关的自身免疫血小板减少不同。可能是腺病毒疫苗成份里拥有与血小板因子4同源的成份，正常的人拥有封闭这些抗体的能力，血栓形成的人则没有。
为什么血小板减少应该导致出血但是却形成了血栓？可能的解释是一旦与血小板的Fc受体结合后，血小板在消耗与减少之前是先活化的，导致了血小板聚集，从而诱导了血栓形成。这也与时间相关，短时间血小板迅速活化，可能造成血栓与血小板减少并存。如果是持续与缓慢的机制，比方说抗血小板抗体，则血小板减少不会伴有血栓形成。这里需要看血小板的骨髓前体细胞，他们在临床上经常测的。
这个挑战涉及美国堪萨斯大学病理系主任和同济校友郑兴龙的本行，关于凝血问题，他和Evan Sadler在圣路易斯华大克隆了ADAMTS13。这是郑兴龙教授在我朋友圈的留言：“In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with low ADAMTS13, the rates of mortality and renal failure are high. COVID-19 associated thrombosis has a feature of TMA, HIT, and APS, as well as DIC, all together.”
同济美国医生这样问我：“我看过很多重症covid-19 病人的blood smears, 和DIC 病人的blood smears 完全一样，而且lab results也相同，但是临床医生的问题总是“DIC or something else?”。既然covid19 associated thrombosis has features of TMA,HIT,APS as well as DIC, 从基础研究出发，在处理和治疗方面有什么新进展？”。
我可不敢随便说怎么处理新冠病人的血栓问题。我想通过监测D-Dimer，然后适度抗凝治疗，加上控制炎症发展都很重要。炎症状态也会影响凝血，特别是补体活化时。抗C5的抗体也在做临床试验，内部透露还有些效果。我第一次怀疑血栓是新冠卒死原因是通过读华中科大的Cusbea海归教授的太太写的回忆文章。该教授感染新冠后进武汉协和医院时还可以，死前几小时还与太太微信联系，随后是突然的死亡，我当时就认为可能是心脏或血栓的问题。
下面是我与同济美国执业医生的讨论，这里HIT为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的简称。我改了他的一些笔误：
同济美国医生：“牛津疫苗，陈微疫苗，JJ疫苗和俄罗斯疫苗均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不同的是牛津疫苗是猩猩腺病毒载体，而其他的都是人腺病毒载体。血栓主要见于牛津疫苗（JJ疫苗好像有个例报道需要核实），说明问题有可能出在载体上。所有的腺病毒载体都是经过改造的，但仍保留某些结构蛋白的基因成份，会不会是这部分腺病毒蛋白产生的抗体导致血栓？
在HIT中，heparin相当于半抗原，产生的IgG抗体通过Fab与heparin-PF4形成复合物，Fc与血小板的FcrIIa receptor 结合，激活血小板产生血栓。所以，只要载体蛋白产生的抗体能与PF4形成可激活血小板的复合物即可，不需与PF4同源。当然，载体蛋白抗体复合物具有heparin-PF4-抗体复合物的功能也有可能。
牛津疫苗血栓的发生率仍然很低，个体差异或尚未发现的其它因子还需深入研究。虽然NEJM很有影响力，但毕竟是一家之言，是否还有其它机理仍需探讨，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方面的文章问世！”
我的回答：“谢谢解释，原来在HIT里面，heparin相当于hapten。一种学说而己，现在这半抗原说法用的不多，一个刺激B细胞，一个carrier刺激T细胞，让人糊涂。现在是结构生物学的时代，heparin与PF4结合，导致PF4构象变化使它成为了免疫原，刺激机体产生了抗体。heparin-PF4-IgG免疫复合物通过Fc受体激活了血小板，导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不能用半抗原-载体理论解释疫苗导致的血小板减少，因为沒有什么肝素半抗原存在，那五例无肝素接触史，所以腺病毒疫苗中存在与PF4同源成份还是一个可能的推测。HIT也有极少数部分无免疫源性。现在牛津疫苗和Johnson疫苗都发现了血栓与血小板减少的报告，Johnson的我还没有时间看。别在我面前提那将军了，说她会进ZG的监狱的，seriously[Chuckle][Grin]”
同济美国医生：“Heparin半抗原或Heparin-PF4结合引起PF4构象变化刺激免疫反应产生抗体属不同的假说。但heparin-PF4结合完全是charge dependent. 现在认为heparin-PF4复合物刺激B细胞产生抗体与补体C3活化和补体受体CD21有关。这是你的专长！????周末愉快！”
我的回答：“是的，你打了一个home run, 我20年前天天使用NP-KLH（半抗原-载体系统）免疫动物，有JI论文为证。Herman Eisen也是利用半抗原系统发现的抗体亲和成熟，为在华大完成的里程碑工作。如果Heparin-PF4真是Hapten-carrier系统，半抗原应该是PF4, 不是肝素，因为刺激产生的抗体是针对PF4的，Heparin在这里是载体。在半抗原-载体系统里，半抗原刺激的B细胞产生的抗体，载体刺激的T细胞。半抗原也能刺激抗体产生，但是远没有在T细胞帮助下产生的那么强烈，当然也有T细胞非依赖性的抗体反应。补体无处不在，从Johns Hopkins 跑到剑桥去的Douglas Fearon提出CD19/CD21/CD81的B细胞共刺激受体理论，能够使刺激所需抗原的阈值降低十几倍，原因是因为补体是上帝创造的自然佐剂，C3d与补体受体CR2/CD21结合使B细胞更有效地活化。阿肯森与Fearon当年是头对头的竞争者，在克隆CR1/CD35的竞赛中阿肯森克隆了N端的部分，Fearon克隆了C端，应该分些CD35的发现权。当然Fearon在CD35的贡献要原创些，因为蛋白质是他发现的。两人有些过节，但是以Fearon 彻底离开补体领域告终，他现在剑桥做T细胞也很不错，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21年04月10日。
印度政府长期允许本国制药企业生产大量的西方仿制药，他们的最大争辩点在于：西方原研药价格太高，而印度既缺乏研发能力，又肩负着十几亿人口的生命健康需求。因此在涉及重大公共健康问题时，印度坚持仿制药不应该完全受制于专利权。围绕这一点，印度与跨国药企打过多次官司，最终印度政府往往能够胜出，因为它在人道理由上拥有极强的说服力。
同样的道德压力在新冠疫情期间也落到了辉瑞头上。全球疫苗短缺，而辉瑞又掌握着极为有效的mRNA疫苗技术，所以自然有人提出：辉瑞是否应该开放专利，让更多国家能够生产疫苗？当时拜登政府因为偏向左派立场，态度一度有所松动。
拜登即使支持疫苗专利豁免的谈判，也并不是要求辉瑞放弃专利权本身，而是在全球疫情压力最高的时期，希望对某些国家在新冠疫苗相关专利上给予“有限和临时性的豁免”，使它们在特殊情况下有能力制造mRNA疫苗。也就是说，只是允许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严峻公共卫生需求下绕过部分专利壁垒，而不是夺走辉瑞的产权。
更关键的是，mRNA 疫苗的量产本身要求极高的工业精度，涉及复杂的脂质纳米颗粒、原料纯度、冷链和设备工艺。即便给了专利文本，许多国家也难以在短时间真正生产出合格的疫苗。因此所谓“让他们照着做”，并不是技术上随手就能实现的事。
总的来说，美国当时确实释放了一些善意的姿态，表示愿意在特殊时期支持发展中国家获得某些疫苗专利的有限豁免。但最终辉瑞的专利权从未被取消，我也再次查证了相关资料，确实是如此。
《美国要求辉瑞放弃疫苗产权的可能性》
最近传出消息，白宫已经开会研究美国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的可能性，以此可以让世界人民即时受益。这可是美国自己辛苦研发出来的高质量疫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傲视全球的生物科技和企业的协调能力。美国如果这样做，那怕是有此想法都将赢得人们的尊重。
南非和仿制药王国的印度曾经通过外交通经，正式要求美国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直到疫情终止为止，虽然一直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回应。大家看完这篇文章就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偿到过甜头的结果，印度因为不在WTO可以大量仿别人的专利药，南非就是通过法律手段让美国人在艾滋病药物上妥协的。现在似乎看到些希望，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斯致函白宫希望他们考虑这样做。鉴于灭活疫苗在巴西、智利和巴林的效果十分不理想，东方大国也应该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现在这急骤恶化的外交关系让人无法想象。
如果美国真能放弃疫苗的产权，那可是美国纳税人对全世界人民的无私奉献。因为美国制药公司研发和生产疫苗曾经得益于川普的Operation Warp Speed（OWR) 计划的支持，OWR为美国抗疫注入了180亿美元。美国政府是强有力的支持方，制药公司没有亏什么，美国人民为他们担保或买的单。欧洲现在疫苗出现如此的窘迫状况，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联邦政府作为担保人。
当然美国也不仅是什么高尚的情操，因为世界不太平，美国也安定不下来，各种各样的突变株也会源源不断地传来。美国南大门的巴西现在是地狱般的新冠疫情，平均每天死亡2,273人，总死亡人数超过30万，为美国之后最为严重的国家，几乎就是在战争状态。从病例曲线看，我们没有看到灭活疫苗对控制巴西疫情的实质性贡献。
我以前就在博文中这样表示过：“待美国喘过气来后，美国先进的疫苗就会去拯救世界。美国的可爱之处就是美国知识界会出现让辉瑞或Moderna放弃专利权的呼声，Moderna的前高管甚至说，他们的疫苗制备技术如果公布在网上，几个月的时间内，世界各地的制药公司就知道怎么制备。正如我去年呼吁“人民的希望”应该免费援助治疗中国患者那样，美国的制药公司也应该向全球低价甚至无偿提供疫苗”。
但是以赚钱为目的美国制药公司坚决反对释放疫苗的知识产权，美国经济界的人士也认为，这样做会释放出一个很不好的信息，可能会影响制药公司未来研发新药的热情。如果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必将是现在市面上的辉瑞、Moderna和强生公司，但是现在他们三家都拒绝表态。况且现在美国成年人只有19%的人接种了疫苗，白宫如果决定也会遭遇民众的阻力。美国同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私营公司可以反对甚至控告政府的权力滥用。
朋友分享各国疫苗接种图表后这样对我留言：“这个统计里面智利的群体接种率高。如果主要采用的是中国疫苗，值得观看其有效力”。对于智利的疫情曲线恐怕与质量不高的灭活疫苗有关，突变株当然也要考虑，他们主体应该是用的灭活疫苗，辉瑞疫苗在开始的比例不高。
我们不能跟着吹嘘灭活疫苗是100%的有效率，应该凭良心告诉他们的严重不足，奋起直追制备优质疫苗。不然国门打开后可能造成国内的灾难，误以为打了过关疫苗的灾难。因为现在的研究表明，即使优质的美国mRNA疫苗也不能消灭肺上皮的新冠病毒，也就是说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而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们仍然可以在进入国内后导致病毒的扩散，即使他们打过疫苗。
南美疫情难控制还是因为政府处于极其无能的混乱状况，巴西甚至在开始时拒绝了辉瑞疫苗，现在注射的百分比也不高。巴西这个天主教国家存在大量的反智主义者，他们的总统就是其中之一，他带头与健康部门对着干。巴西那么多德国后裔，似乎也堕落了，根本不能埋头做科学。我以前在国际会议还见到不少巴西科学家，真沒有想到现在面对疫情，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50%有效性的灭活疫苗也只有用，因为救命要紧。
巴西现在是新冠灾难，巴西人口众多，达二亿多人，为美国人口的65%左右，现在每天死2200多人，共有30万人丧生。在巴西的里约等大城市，存在成片的贫民窟。如果巴西不能控制疫情必将影响美国，恐怕只有美国和英国加大疫苗生产才能救巴西。
关于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问题，今晨辉瑞科学家这样告诉我：“即使美国放弃知识产权，也没有几个国家能生产出来。对大分子药物，process 是最重要的。记得辉瑞和德国公司开始合作初，不是也有其他公司花巨资买了本国生产的知识产权吗，生产出来产品了吗？”。
德国人以BioNtech为自豪，我开始也祝贺他们。辉瑞科学家教育我设计和制造是两码事后，我马上加写篇文章称辉瑞疫苗是Made in USA。现在证明辉瑞科学家是对的，BioNtech产能太差劲了，德国人借辉瑞和复星赚了大钱，现在传辉瑞要踢开BioNtech自己干了。拜登说过，美国历任总统也有类似言论，那就是赌美国输是会吃大亏的，天朝的粉红们还不醒醒？
如果白宫强迫美国公司放弃疫苗的产权，我觉得恐怕制药公司会打官司的，辉瑞称自己研发沒拿政府的一分钱，只是政府保证制备出疫苗后会购买。现在存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要求在涉及生命的议题时，药物产权应该让步，新冠疫情现在正是灾难时期。这里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在艾滋病鸡尾酒疗法获得成功后，美国药厂向非洲艾滋病重灾区的无偿援助。当然这里开始发难的是南非政府，他们不惜通过立法认为自己将不能遵守药物的知识产权。虽然美国开始是百般不愿意，但是最后美国让步，通过政府让制药公司放弃了艾滋病药物的知识产权。小布什总统曾经委托托尼·福奇负责美国向非洲大陆提供艾滋病药物的计划，几乎拯救了一个大洲的人民。
TRIPS是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一个协定，我不知道怎么恰当翻译这个compulsory license。它的意思是政府允许第三方在不顾原创方的专利权的情况下自己生产药物，可能翻成特许性执照或强制性执照。
从阅读材料看，美国政府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可以拥有三大疫苗制备商的compulsory license，天朝只有自己努力了。但是美国政府必须保护疫苗制备商的利益，这就需要美国政府可能买单，这些必然会有争执的。也就是说虽然你政府允许第三方的特许性执照，但是制造商的专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辉瑞等公司将会从各种途径寻求对他们的补偿。
关于compulsory license，我今专门听了一个澳洲教授的演讲。这个特许性执照的好处是很多人会受益，也可以降低药价，坏处是抑制了药厂赚钱的动力，也阻止了创新。但是实施特许性执照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在2001-2012年间的药物领域，也只有这17个国家弄到了24个这种执照，基本上都是在艾滋病领域。估计美国政府也不是那么容易让辉瑞、Moderna和强生向全球各国放弃疫苗产权，药企也会要求补偿的。整个过程争执下来需要几年的时间，到时疫情都差不多了，所以短期内只有做制药公司的工作，让他们以救命为目的低价向世界供应疫苗。
但是反对特许性执照的人们也是大量存在的，自己毕业于MIT的哈佛老爸代表了部分观点：
“我不是学法律的，因此对 “Compulsory License” 的仔细条文, 以及在 WTO, TRIPs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和 “Doha Declaration” 中，所涉及的法律协定，不敢在此班门弄斧。
不过，自己从一位学工而且拥有数个美国和国际专利的个人的观点，我觉得 “Compulsory License” 无异是在光天化日下，为窃取知识产权，而巧言令色铺下的一个似是而非，甚至是以讹传讹的强制行为。不管是自然人或是法人，他们都有自己的 “Stakeholders”, 如果用强制执行的手法，去剥夺了他们辛苦、合法争取到的权益，除了不公平、不正义外，也抑制了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当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难行难。就如版主所说的，“设计“ 和 “制造“ 是两码子事，这从版主的附图中，11年间，只有 24件Compulsory Licenses, 即可窥见一斑”。写于2021年03月29日。
这次在墨西哥度假时，我在海边那座从岸上延伸出去的木桥上，和一位加拿大人聊了很久，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已经退休，我也放假，两个人都比较放松。我们照惯例在这种场合都会先说几句川普不好的话，然而我说，川普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是在纠正美国过度的政治正确。话风一转，他立刻来了劲，开始滔滔不绝讲加拿大的政治正确问题。
他举例说，自己的儿子在魁北克政府工作时，因为不是法裔，所以晋升非常困难，只能去外面工作。在政府体系里几乎没有往上升的机会，因为制度上已经有限制了。我们也聊到美国的各种情况，因为是在海边这种非正式场合，那些在工作环境里不能说的话，在这里都可以随意交流。
他最直接的一句话是：“法国已经完蛋了”，这恰好是我们俩的共同观点。他还告诉我他的姓氏说：“你看，我这个姓就是英国后裔”，我说：“是啊，你们再不觉醒的话，加拿大也会有同样的结局”，他说：“没错，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聊天过程挺有意思的。到后面他问我哪里人，我就说我是武汉人，并开玩笑说：“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新冠爆发的城市”，他说：“当然，那是个很著名的城市”，我说：“虽然我并不是原籍在那里，但我在那里生活过许多年，对你们来说也相当于‘故乡’的概念”。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疫情高峰期很多人穿着那件汗衫，开玩笑说中国人跑到外面都假装自己是韩国人或日本人。但是实际上，我一直坦率地对别人说自己是武汉人，到现在为止从未因为这一点遭遇任何歧视。反倒是，我始终认为不把病毒称作武汉病毒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对美国人自豪地说：我们来自武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领导的研究组，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发现武汉新冠抗体的阳性率为6.9%。这是他们对9542名测试者做出的结果，没有看见他们怎么从武汉三镇取样的，因为汉口是重灾区。
我们知道去年官方发布的武汉感染人数为50333人，以王辰的6.9%抗体阳性率和武汉人口大概1500万计算，这位中国最具权威的医生科学家的资料推测出，武汉至少有6.9% X 1500万 = 103.5万人感染过新冠病毒。世界各地都存在新冠病毒的核酸诊断与抗体阳性率的巨大差异，武汉的结果也不例外。原代新冠病毒袭击武汉时的死亡率比现在高不少，大家可以凭科学估算一下，我算过后含泪感叹武汉人是多么地顽强！
最近美国出现对亚裔仇恨的案件急剧上升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长像类似中国人的亚裔开始声称自己不是华人。这也可以理解，有些美国人在欧洲也称自己来自加拿大。 大家可以看这衬衣，上海人也发表声明了。韩国人和泰国人说不是中国人可以原谅，上海人也与我们划清界限就太不应该了。
在疫情的极早期，当病毒还沒有命名的时候，我与Mike Diamond聊天时就是用的WH病毒，他知道我来自WH。他在近几年的惊人成就使他成为美国新生代最为杰出的病毒免疫学家之一，仅在新冠领域，他的实验室就发表了至少五篇Nature和Cell。他们实验室发明的新冠疫苗卖给了印度公司，这家伙和博后的银子赚得不会少。
自从疫情爆发后，我们从来不回避自己来自WH。在美国还没有病例古董社区开会年时，我就与邻座律师聊天WH家人如何应对，还安慰他在古董社区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低于遭雷劈。 现在阿肯森的六位孙子辈至少三分之一感染过新冠病毒，只见他谈笑他们怎么感染又迅速恢复的。他永远都会问及我在WH的亲人如何，还问得十分具体。我在早期与他的临床谈话内容，通过我的博客直接帮助到了WH人民的抗疫。 隔壁实验室的博士后也是在WH受的教育，他在周五的报告中宣布找到STING通路中的一个重要基因。我们都向他祝贺，他的导师对我们说：“我们都知道WH人厉害”。 我们应该自豪地说：“I am from Wuhan!”，别学上海人。我经常喜欢说的话是：“我们乡里人，以前沒见过什么世面”。
曾经被上海人歧视过的美国朋友向我吐槽了：“我被上海人歧视过无数次。以前在上海公共汽车上问路，全车人轰笑我的发音”；“我安徽长大的， 当时学校里有不少上海来的人， 他们的孩子在家都说上海话， 所以我跟着学了几句，但不用很快就忘了。 他们上海子弟都是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现在的上海应该更开放和包容了，他们的孩子有些上海话都说不好了。
最近著名耶鲁老爸唱戏剧的视频疯传，校友告诉我那是苏州评弹。我感叹我们确实与他们不同，差别应该远多于德国和荷兰，可以我以前的文字为证：
“对于我这湖北乡里人，当年出国时急需海外亲属，我妈说我们家是革命长征掉了队海外留洋掉了船。但是我说上海人像西方人，是通过观察我那江苏出生的上海交大岳父得来的，他永远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去麻烦别人，据说他很少向人借东西，除了自家人，他鲜少与邻居或其他人来往。他也尊重你而给你空间，绝不管别人家的事，这就是潜在的西方社会的隐私，虽然他是一辈子的共产党人。
我们于2006年在人生中第一次去上海，出国16年后，虽然我年轻时的梦想是去中科院上海分院。那次我们也去了杭州与苏州，我那在杭州的千万或亿万富豪的表弟还派车让我们去看了绍兴等周围城镇。当时太太这句话让我相当难堪，她说：“我很自豪拥有这一带人的血脉”，我心想她也太小瞧我们湖北佬了，岳母还是部分的我们湖北人。”：https://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61002&date=201802&postId=42809
可以看我在去年四月写的博文片段：
新冠病毒抗体意味着什么？雅美之途；2020-04-08 20:05:34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几乎可以应用抗体检测去普查人群是否获得了免疫力。这样可以减少恐谎，让大家安心重返工作岗位，数据出来恐怕告诉我们武汉很多人都拥有了抗体。按照我在前文中的推测，当时只能猜武汉可能群体免疫了，现在每天看新冠在美国和世界之自然而真实的呈现，我们才知道新冠是如何指数般增长的。我们只有现在才能从世界的数据推算武汉和天朝的情况，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大量健康人产生了抗体，这也会告诉我们新冠的真实死亡率可能远低于1%。从理论上推测，77天如果无防控，新冠可感染全欧洲7.4亿的人口，武汉45天以上无任何防控，而武汉只有一千五百万人口，这些时间可以足够使武汉群体免疫。”
“我一直只知道华南海鲜的大致方向，这次同济校友向我解释清楚了：“华南海鲜距离协和医院肿瘤门诊不到三百米（从肿瘤门诊到协和医院是四站路）与大武汉1911只隔着一条街。与汉口火车站是平行的，都在发展大道上。
走路大概10-15分钟”。多谢校友的解释，原来是步行距离，以后回武汉找机会去看看。整个武汉都有可能群体免疫了，汉口图中的这一带应该产生抗体的人特别多。这个地方会成为历史性区域，或许人类历史进程因它而不同。一定要去看看，The Ground Zero of the World’s Pandemic，小小病毒，能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类致死。”。写于2021年0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