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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大流行,中国科学家缺乏良知

(2025-11-30 18:27:04) 下一个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民间流传着三句话:民众怕死、官员腐败、科学家没有良知。如果要在科学家中找没有良知的代表,高福和饶伯伯大概是典型人物。

 

高福竟然声称美国做不出灭活疫苗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什么P3 实验室,这简直荒唐至极。美国不仅拥有十几个 P4 实验室,P3 实验室更是以“成千”为计算,怎么可能没有?美国之所以不做灭活疫苗,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走这条旧路径,而是敢于拥抱高科技。

 

至于饶伯伯,我们就更不必多说了。作为一个做神经药理出身的人,他跨界提出新冠病毒可能越变越毒,还与亲弟弟一道传播这种完全不符合免疫学和达尔文进化选择常识的荒唐谬论。他们使劲鼓吹核酸检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否与自己办的公司存在利益冲突,这是有待核实的问题。

 

中国做不出 mRNA 疫苗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基础研究实力薄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完成 mRNA 的核心设计,更不可能研发出稳定包裹mRNA的脂质纳米颗粒。有人试图趁机海归圈钱去国内开发mRNA疫苗,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这些都说明,在突发危机之下,最能暴露一个国家的科学实力,而事实证明中国在前沿科技几乎是全面滞后。

 

因此,凡是吹嘘中国军力与中国科技如何强大的人,都应该先看看中国在疫苗研发中的表现,这些才是硬碰硬的真本事。至于“中国修了多少高铁、建了多少公路、架了多少桥”,这些都是可重复的大规模工程,本身就不算什么稀罕的东西。而且如今桥梁不断坍塌,香港大火一烧就造成上百人死亡,更暴露出这些工程质量的问题。

 

中国用水泥堆积出的“成就”,实际上在未来很长时间都难以消化,那些大量废弃的城市简直成了水泥的坟墓。这是一种令人震惊和让人无法理解的治国方式,完全沒有必要大肆炫耀,因为它对地球是种犯罪行为。

 

《高福关于灭活疫苗的高见》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乔治高的这个视频,需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能不发火去评价它。George Gao是他的西方学名,乔治高实在是高。

 

乔治高看来分不清BSL-3和BSL-4实验室的区别,作为最大技术官十分遗憾。美国有大量P3实验室,达1356之多,圣路易斯华大就有,可以看后面的维基说的。

 

世界上最多的P4国家实验室也在美国,高达9个,天朝仅有2个P4实验室,建造过程还有外国专家的帮助。美国现在当然有大把的新冠病毒,很容易做灭活疫苗,美国人不愿意做而己。

 

美国和德国的mRNA疫苗做了七万多例的严格临床试验,大量资料透明公开。现在接种了几百万人次,证明是安全的,天朝沒本事做而己。

 

在临床二期试验时,科兴疫苗刺激的抗体水平只有恢复期病人抗体的14-40%,而注射Moderna疫苗的119天后的抗体还比恢复期病人的抗体高。原因实质上很简单,灭活疫苗不能保证注射的中和抗原足够。

 

灭活疫苗要养大量的病毒,操作危害,批与批之间的效价差别大,还有可能ADE(抗体依赖的病毒增强效应)。

 

美国能够跳过灭活疫苗直接做mRNA疫苗,正好体现美国之豪情,而这些决策是以美国强大基础科学为后盾的。美国什么事情不为世界先?半个多世纪前去月球,现在往火星上跑?

美国人的信心不是盲目的,mRNA疫苗的原理就是在美国UPenn实验室发明的,当时只有几个人做实验,并不需要上亿的基金去追着做结构发Cell。没有这些基础科学,注射再多的mRNA进去也沒有用,机体都会把它们当异物排斥掉。

 

在这方面贡献巨大的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在离开UPenn去BioNTech做SVP时,还只是个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现在誉满全球几乎可以得诺贝尔奖的她,也只是Penn的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知道我以前说过话吧?华大优秀的助理教授强过中国院士的平均水平。

 

现在刚公布的国药中兴疫苗的保护力为79.34%,仍然是天朝特色,只给一个百分比,没有详细的资料。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数据,就像当年我们在WH的天气预报,永远在39.34摄氏度,因为40度应该公休。

 

在这些事实面前,乔治高还说美国不做灭活疫苗是因为没有P3设备,他怎么能如此误导国民?乔治高使用三个排比句让别人相信他,他这样说会适得其反。

 

来自维基:“According to a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report published on 4 October 2007, a total of 1,356 CDC/USDA registered BSL-3 facilities were identifie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26] Approximately 36% of these laboratories are located in academia. 15 BSL-4 faciliti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U.S. in 2007, including nine at federal labs.[26]”

 

大家应该响应老胡的号召,打国产疫苗,坚拒辉瑞疫苗。美帝抗疫做得一塌糊涂,你能相信他们做得好疫苗?给我以前的武汉生物所做个广告,打他们的疫苗。他们的疫苗现在公布的有效率为79.34%,也不错。灭活疫苗被我称为水煮疫苗,什么东西放水里一煮,就消毒了,非常安全,所以灭活疫苗的副作用几乎为零。苦中药都可以喝,清洁的灭活疫苗溶剂当然可以打。打了之后你如果学着美国护士那样装着晕倒,扣你三个月的奖金[偷笑][呲牙]。

 

同济在美行医校友:“政客的话,是说给目标群体听的,反映的是目标群体的整体认知水平。但他们的身体是很诚实的(如果没有额外政治压力的环境下),看到时候打什么疫苗。GOP那几个议员们也在downplay疫情,但有机会优先打疫苗,也绝对当仁不让。(Sino-American)政客在hypocrisy 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写于2020年12月30日。

 

千呼万唤,终于等到了——在 2020 年的最后一天,我在华大的精心安排下接种了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相信科学,也尊重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人,所以对我而言,伸出手臂接种疫苗根本算不上什么“勇敢”。

 

知识本身就是最坚实的基石。人类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外源性抗原,而这类经过精密设计与严格验证的疫苗抗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病毒,又有什么不好呢?

 

相比之下,那些在没有疫苗可用的情况下生活的人,才是真正承受着对病毒的恐惧。当然还有那些选择不打疫苗的人,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抗拒这样的科学成果。

 

前段时间的文章也写出了我对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由衷欣慰,在那个生与死交织的时刻里,我自然也回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也想到了那位早早离世的生母,不免心中涌起许多感慨。

《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注射辉瑞疫苗》

 

昨天洗了一个澡,为准备今天的疫苗注射,还换了一件红色的衬衫,以表示喜庆。笑着告别这充满灾难的2020年,以崇尚现代科学的方式走向未来。

 

我想到了我的科学传承,留德数载的谢毓晋教授将现代免疫学带到中国,作为中国一级教授的他是我的导师的导师。谢教授晩年患癌症时求生欲望极强,问自己的留德同学裘法祖还可不可以再做次化疗?裘法祖救不了他,更可怜的是他做了一辈子的免疫学,在晚年敏锐地转向对癌症治疗至关重要的单抗研究,但是他自己也救不了他的命。

 

我也做了一辈子的免疫学,靠史老师教的单抗技术来美国谋生。随后涉及补体及其调节蛋白的研究,没有补体人体不能产生抗体,所以我的某些科学贡献也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的辉瑞疫苗怎么诱导产生抗体的。保护性中和抗体会让我在21天后获得更多的自由空间,阿肯森在华大这个T细胞重镇属于少数派,我们都认为抗体和中性粒细胞重要,没有粒细胞你活不了。

 

我当然想到我那苦命的生母,三十七岁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被发现患晚期癌症时,诺大的武汉没人能治她,甚至没有医院愿意接纳她。弄去公安县找中医偏方,三个月人就沒了。

华大做事有多么过细,不断地提醒我,直到今天最后一刻还不忘送短信通知。朋友已经发觉“过细”是湖北话,因为我习惯性地使用它。

 

通过一条再熟悉不过的通道,前面就是现代科学带来的曙光。沿自动步道下去,通过筛查一些症状,我都没有,然后额头测体温,我全合格。因为来早了10分钟,管理员让我们在楼上去等。

 

轮到我们的10:50 AM注射的时间段时,我们都被叫了下去。然后保持社交距离地通过北侧的门进入到Newman报告厅,门口有位女士让你报姓名。进入报告厅后,大家分头填写知情同意书。这是医学院最大的报告厅之一,你如果混到被邀请在这世界顶级学府做学术报告,那肯定是你学术人生的亮点之一。

 

我们拿着同意书从Newman主报告厅的南侧门,进入活动室或会议间改成的注射室。我看见成叠的注射器或消毒物品,但是使劲找冰箱或干冰等保温设备,也没有看见任何这些。看来辉瑞疫苗在室温几小时应该沒有任何问题,我在所有空间都沒有看见冷藏装置。

 

资深的老医生,贡献自己的时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我注射辉瑞疫苗。男的老医生的手极巧,再次反驳裘法祖说的中国人的手比他们巧的吹牛,多少手术的术式不都是欧美人发明的?

 

给我填CDC统一的疫苗接种卡的是位华裔医生,这卡将会始终伴随我,似乎是我疫苗接种的记录单。华裔医生也负责收我的同意书,她询问我是否需要拍照,我说你随便拍照。她又告诉我拍照是使用我的手机,我也同意。她抢点及时,针头还在肌肉里时连拍两张。她还让我将那张含宣传华大医学系统的纸放在胸口前,让她拍照,这可会随我的博文传遍世界了。

 

这华裔女医生和资深白人男医生是轮换随机注射的,他们问我想打左臂还是右臂,我说右臂就让这位后来有人辨别出的心脏科医生来注射。他注射轻快的原因是他用左手将肌肉挤起,然后才扎入的针头。

 

注射完后必须登记下次的注射时间,在凳子上休息15分钟后自动离开。我趋这段时间记下些点滴,我是用右手指头写字的,没有任何不适之感。比流感疫苗接种时反应还轻,或许是医生注射太熟悉了。

 

关于冷藏链的问题,我沒弄清楚,实在不愿放弃,临走时便经允许再次去问。科里的医生教授Debbie也在那里当志愿者给人接种,她与我打招呼我还忘了回,一直想问我的问题去了。

 

我得到的答案是在房间里有冰箱,就在有张照片的那位正在配疫苗的男士后面,有个小冰箱和旁边的冷藏箱。程序是这样的,从辉瑞来的疫苗被BJH的药房严格管理,那里有负70摄氏度的冰箱,可以保存6个月。他们决定是否解冻转移到这种负20度的普通冰箱,在那里可以保存五天的时间。从负20度冰箱出来后需要加水将抽干水份的疫苗重新溶液化,一旦疫苗成为溶液状态,可以在室温下保存6个小时。

 

太太打电话来问我感觉如何,我当时打了疫苗约一个小时。反应之轻,我己经忘了是打的右臂还是左臂,所以别攻击托尼弄错了手臂。

 

随后距离打了疫苗四个半小时后,我准备收工回家。太太送短信问我感觉如何,我抬两臂能够明显感觉是右臂酸胀,但是没有痛感,其他方面无任何异常。

 

我总的感觉是美国人的办事效率相当高,福特发明流水线作业极大地推进了英国人发明的蒸汽机工业革命。就华大打疫苗的流程而言,也是管理得井井有条。美国工业界的朋友告诉我,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效率是天朝的好多倍。沒见几个人在工地干活,但是高楼每天在向上攀升,美国能引领世界不是吹出来的。

 

注射辉瑞疫苗后的反应:尊重自然过程。进一步说明我的机体对疫苗的反应。现在晚上九点,打了疫苗后11个小时,右臂已经不是酸胀,变成有些痛了。肯定不能在打了的那侧睡觉,不然会有压迫痛。有点头痛,比以前更容易疲倦了,属于临床三期文献中的乏力。也有可能是睡眠不足,反正比对流感疫苗的反应要强。

 

清晨2:30 AM, 离打疫苗16小时。我被痛弄醒,再也睡不着了,记录一下。没有发烧,呼吸正常,无皮肤反应。右手臂痛感随时在,任何涉及肌肉收缩的动作,如外展,抬臂甚至用手指头写字都有痛感。最明显的是这个意外,我从床上起身去上厕所,平常都是从平躺到收腹然后后撑离床,但是因为后撑时手臂太痛,放弃了几次,人在床上连摔几次,把Teddy妈妈弄醒了,以后可能只有爬着下床了。

 

睡到自然醒,现在离疫苗注射后23小时。右臂的痛明显好转,抬臂和外展只有轻微的痛,右侧睡仍有压痛但是比昨天好很多,应该会逐渐消失的。晚上8点在疫苗注射33小时后,侧睡痛感都不明显了。

 

Teddy妈妈给我拍照,新年卖肉,打针部位没有红肿,出血很少,打的水平很高。今天最痛的一次是Teddy造成的,它喜欢向我身上扑,这次正好用嘴直击我打针处。

 

我们还是选择自己扛,不用泰勒诺或Motrin,虽然泰勒诺仅镇痛不抗炎,但是我觉得还是让疫苗不受干扰的好,除非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痛是疫苗刺激的一部分,还是让自然过程发生比较好。

 

这是2021年的最好礼物,刺激了我的包裹疫苗的纳米颗粒,应该已经裂解,护运的mRNA早已经抵达Draining Lymph Nodes, 开始合成S蛋白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是同济美国医生的留言和转帖,我不懂, 转帖希望有帮助。我只是痛,没有局部红肿热等炎症表现:“@有个经常给人接种疫苗的专业人士看到你疫苗接种的照片,认为你手臂打针的位置偏高,也许是你感到疼痛的原因。不知道有无道理”。写于2021年01月02日。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写的一篇颇受欢迎的文章。当时有位在华大担任过助理教授和后来去做了美国医生的朋友通过微信或在文章后留言,对文章表达了肯定,值得指出的是他本身就是做免疫学研究的。此外,我母亲在美国的同学读到后也非常喜欢,并专门向我表示祝贺。可以说,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那时我的公众号仍在运营,这篇文章的阅读量也突破了十万。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一位在美国从医的同济校友主动来向我询问相关问题,说明大家对这些话题既关注又不够了解。事实上哪怕是接受过医学或公共卫生正规训练的朋友,对于疫苗和免疫学的细节其实也未必清楚。因此,我就借助当时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尝试对相关机制做一个比较系统而详细的解释。

 

文章从最早的减毒疫苗(如巴斯德 Louis Pasteur 提出的理念)讲起,到灭活疫苗,再到现代的 mRNA 疫苗,系统说明了为什么即使是传统的灭活疫苗,也无法像 mRNA 疫苗那样,仅凭编码“高度纯化的抗原”,就能同时强烈地诱导抗体应答与T细胞反应。

 

从疫苗的发展历史到免疫学的基本机制,尤其是关于 MHC 限制性(MHC restriction)的部分,我都尽力用通俗而不失严谨的语言,尽可能清晰地解释这些复杂的问题。希望这样的讲述,能让更多没有医学背景的读者也能理解,为何 mRNA 疫苗会展现出如此突出的免疫优势。

 

《mRNA疫苗优于灭活疫苗的免疫学基础》

1995年授予免疫学领域的拉斯卡奖,50%后来得了诺贝尔奖。左边五位是授予免疫学领域,右边Barry Marshall是因幽门螺杆菌获奖。Unanue为右二,Rolf Zinkernagel和Peter Doherty分别为左二和左三。Unanue为了竞争随后的诺贝尔奖,在90年代初以为哈佛病理系主任和诺贝尔奖得主Benacerraf祝寿为由,将这些人全部邀请来St. Louis,但是还是沒有如愿得到诺贝尔奖。

 

正文

 

我经常被问及关于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优劣的问题。旅欧的遗传学家同学拒绝打辉瑞疫苗,称只等着打灭活疫苗,我对他说你真是有种。不讲科学,只要信念坚定,其实mRNA疫苗是远优于灭活疫苗的。

 

现在分享一位在美国行医的同济校友问我的问题:“mRNA 疫苗的确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建立更好的安全性。但由于对新冠病毒在感染后是否也会整合到人体也不是太清楚。打灭活疫苗不也是将病毒的 DNA 或 mRNA 打到人体了吗? 为什么说灭活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就安全一些呢? 不是太明白“

这是我的回答,有点展开。

 

灭活疫苗中的蛋白质和核酸都具有免疫原性,理论上都能刺激机体产生抗体,但是机体对它们的反应有个免疫支配性的机制,也就是只产生1-2种主要的抗体,对于新冠来说就是产生抗中和抗原的抗体,这是比较幸运的事情。灭活疫苗也会刺激产生非中和性抗原的抗体,这些抗体容易让人担心产生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ADE),使再次感染病毒时病情加重,现在还没有在新冠中看到ADE。任何蛋白、核酸和脂质类抗原要有能力刺激产生抗体,都必须被APC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通过内吞功能进入细胞体内,APCs包括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或B细胞或其他非免疫细胞。

 

抗原进入之后会发挥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与MHC I结合,然后呈递给CTL (CD8+ T 细胞)使杀伤性T细胞激化去对付入侵或变异的肿瘤细胞,另外一些抗原与MHC II分子结合后呈递给CD4+ T细胞,这类辅助T细胞则能刺激B细胞分化成浆细胞产生抗体,或其他长久记忆性细胞。

 

这些抗原进去必须与MHC结合才能呈递出去,就是免疫学上著名的MHC限制性机理,发现这个机制的瑞士 (Rolf Zinkernagel )和澳大利亚(Peter Doherty) 科学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那个实验做得漂亮极了,堪称科学之经典,非常聪明。两个没有固定教授职位的人在澳洲堪培拉相遇,黄金合作期产生海量高质量论文,然后分别回欧洲和来美国发展,Peter Doherty早已经从美国田纳西重返澳洲了。他们当时是做病毒(LCM) 感染的杀伤实验,同一种脑病毒只有感染了与杀伤性T细胞同源的细胞,杀伤性T细胞才发动攻击。如果不同源,杀伤性T细胞就见死不救。这只是个实验现象,后来才发现这里是必须识别那里与病毒抗原结合了MHC分子,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免疫系统的知己知彼是通过MHC来完成的。这里存在深刻的哲学内涵,我们首先应该认识清楚我们自己,才能在纷乱的世界中求生存。所以诺贝尔奖必须授Rolf 和Peter Doherty, 是否加入第三位那就看诺贝尔委员会的取舍了。

 

这里需要提及一点科学的传承,做出mRNA疫苗的德国公司BioNtech总裁Ugur Sahin是Rolf Zinkernagel 的博士后。

 

但是蛋白质进去后整段是不能与MHC结合的,必须被蛋白酶切成小多肽片段后才能与MHC结合,这是圣路易斯华大教授Emil Unanue的贡献。他们和哈佛的另二位解出MHC结构的人,共五位获得拉斯卡奖,然而诺贝尔奖只给了瑞士和澳洲裔美国科学家。Unanue还是发现抗原提呈功能的人,尤其是开创了巨噬细胞提呈抗原的领域,这些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mRNA疫苗遵循同样的功能,mRNA进入细胞后利用细胞内的蛋白合成核糖体装置合成S蛋白,S蛋白迅速被切成片段,然后与MHC I和MHC II结合,分别刺激细胞杀伤和抗体产生的两个免疫臂膀。

 

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灭活疫苗里面的蛋白质或核酸没有生物活性,但是保留了抗原性。mRNA疫苗则是利用细胞的合成功能指导合成S蛋白,这不像灭活疫苗里是变性的蛋白,而是有血有肉的折叠得很好的蛋白质,越是接近自然状态的蛋白抗原越能有效刺激免疫系统。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mRNA疫苗能同时有效刺激杀伤T细胞产生和抗体反应的原因,而灭活疫苗可以刺激低效价的抗体,刺激T杀伤的能力则有限。从理论上讲,免疫系统习惯的就是面对鲜活的蛋白质,因为进去的病原体和变异的自身抗原都是拥有生物活性的东西。免疫系统识别和对它们拥有强烈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反应理应强过变性了的蛋白或其他抗原。

 

在人类疫苗的发展史上,巴斯德开始也是应用的减毒株作为疫苗去免疫动物和人的,它们刺激的免疫反应很强。后来他的法国竞争者使用灭活疫苗也有效,他在法国科学院里还放下身段推介对手的成就。这里只能说灭活疫苗也行,肯定没有减毒疫苗有效,但是应用减毒株做疫苗拥有病毒复燃的风险,谁敢接种减毒的新冠病毒?现在美国发明的mRNA疫苗正好同时拥有这么两点:能够像减毒株那样让机体接触到新合成的蛋白,又沒有注射进任何病毒的其他成份,此乃精准医疗也。

 

mRNA疫苗注射入肌肉后,不是直接去的血液,除非注射时偶然碰到了血管,它们是通过引流的淋巴管道到淋巴结与免疫系统接触的。进去的mRNA小片段,在完成了蛋白质合成后就降解了,半衰期从几小时到24小时不等。现在只发现了新冠病毒的RNA能够逆转录成DNA, 然后整合到人体基因组中,只是一家之说,利用活化了的机体中内存的逆转座子或HIV的逆转录酶。

 

mRNA疫苗只有一小段核酸片段,我们正常人内即使存在拥有逆转录功能的逆转座子也没有活化,所以mRNA疫苗的mRNA被逆转录的可能性比较低,至于整合入基因组的可能性更低,因为整合酶来自病毒,而mRNA疫苗没有病毒。

 

我们知道俗称的基因也就是DNA是位于细胞核内的,为了保护这些遗传物质。细胞核与细胞质是有一层细胞核膜隔开的,mRNA在细胞核内被DNA转录合成后,会穿过细胞核去细胞质,借助那里的核小体去翻译成蛋白质。mRNA从细胞核到细胞质是单向的,它一般不能再回到细胞核去,这使整合的难度加大。

 

现在谈谈疫苗面对的病毒突变,先讨论伦敦新冠突变株的变异比重有多大?伦敦突变株的8个突变点发生在病毒与膜受体结合的S蛋白,考虑到S蛋白为180-200 KDa的巨大蛋白,拥有1273个氨基酸的蛋白发生8个突变,8/1273=0.6%,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受体结合区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 319–541)只有222个氨基酸,8/222=3.6%的突变率当然不容忽视了。D614G比较幸运,突变后没有加重病情,也不会影响疫苗的效果,因为不在受体结合区域。

 

令人欣慰的是辉瑞疫苗是编码整段S蛋白的,因为RBD不是绝对的。它只是负责与ACE2受体结合后就被一种特异的蛋白酶消化掉了,然后让S蛋白的融合结构曝露,融合功能区域才是负责攻膜的,膜打开后病毒核酸才进去依靠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合成系统组装自己。虽然现在新冠可能变异多了些,但是还远没有达到流感和HIV的程度,他们都是RNA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的polymerase拥有proofreading activity。BioNtech在疫苗文章发表时,做过十几个点突变,证明疫苗都是有效的。

 

现在就怕在选择压力增大时,新冠免疫逃逸能力的增强。mRNA疫苗可以根据变异调整序列制成新的疫苗,对于灭活疫苗需要使用新的突变株制备疫苗,不然也不行,他们需要养新病毒。 Ugur Sahin前几天说他们在6周内可以调整序列出新疫苗,但是也需要经过FDA流程,据说流感每年的疫苗也需要半年的时间。

 

辉瑞/BioNTech疫苗拥有这些让人放心的东西:mRNA治疗的开创人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在那里督阵;总裁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徒弟;德国素有的超高质量的工匠精神。文章经过Nature而不是政治色彩甚浓的Lancet杂志的严格审稿后发表。就像死要死在同济无怨,打辉瑞/BioNtech疫苗也感染那就只有认命了。写于2021年01月06日。

 

鲁迅当时弃医从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中国人的萎靡不振——居然在被外国人杀戮的时候,旁观者依旧是一副麻木不仁的表情。所以鲁迅在日本仙台实在无法继续读医,只能拿起那支相当辛辣的笔来唤醒民众。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基础薄弱,鲁迅在浙江乡下的私塾学到了多少科学令人存疑。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成绩如何,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或许也是他放弃学医的原因之一。再加上家里的资助是否足以支持他继续深造,以及未来行医能否让他安身立命,这些也都是值得史学家们去探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政治需要将鲁迅推到了极高的位置,由此带来的影响,使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多少带着一些鲁迅式的偏执性人格。他们对事物非黑即白,语言中常充满谩骂和极端的判断。在网络上,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学医确实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这一点与为计算机做芯片的清华校友完全不同。医学生更容易理解人性,从进入医学院和走进解剖室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机体。我们从受精卵开始学起直到老年医学,各种学科都必须亲自实践与亲自动手。婴儿出生时的分娩细节、大出血的惊险、癌症的无力感以及感染性疾病带来的恐惧——这一切都真实地呈现在学医人的面前。因此学医的人往往更能体会生命的脆弱,也更能理解人的生理与心理。

 

从这个角度解释,同济能够孕育出那么多在文学、音乐、政治和哲学等方面拥有造诣的人才,也就不奇怪了。

 

在疫情最灾难深重的时候,同济海外校友曾经制作过一部音乐纪念片,用来悼念那些在疫情中不幸去世的同学、校友和教授——毕竟疫情首发于武汉。我也为室友江学庆的去世写了一段文字,被收录在纪念视频中。

 

同时我还整理了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同济医学院能够产生如此多的杰出人才。譬如广为传唱的歌曲《太阳门花园》,就是同济校友冯翔的作品。当时我们从冯翔的歌曲中关心着远在武汉的亲人,自己也以来自武汉的身份获得了力量,共同抗拒百年难遇的大流行。

 

《新冠灾年悼多位校友的亡灵》

 

在刚刚结束的同济云晚年会上,通过同济英伦校友灯叔的艺术主导,制作出这个悼念今年失去生命的同济校友的视频,十分感人。在我看来,灯叔就是中文《悲惨世界》的最大贡献者,他是同济在英国行医的艺术家。

 

视频像每年的奥斯卡奖那样,让去世的校友的名字和照片在屏幕上滑动,然后使用文字悼念他们。视频的原始版本来自老五校友,他在三年前为了向一位病重的同学表示关爱,组织全球20多位同济校友演唱《让世界充满爱》,然后他以画家的才华汇集成视频。该同学在大家的爱心鼓励下康复,但是老五却在几月前离开了我们。在老五走前,很少人知道他己经是癌症晚期。老五仍然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情必须交待,他在群里将他的视频和各位演唱校友的姓名交待清楚后,才肯隐密地离去。

 

今年很特别,又是岁末,让很多人刻骨铭心,而我们又恰好在疫情爆发的城市读完医学院。我们在欢歌的时候,纪念那些在母校和世界其他地方因为新冠失去生命的校友,他们包括我的同班同学以及同济的器官移植教授。

 

东西方的文化很不同,中国人很忌讳说死亡,西方文化则将亲人的去世,当成回顾他们的美好人生的时刻。我曾经惊奇耶鲁中心校园有块大墓地,从纽约华尔街到布拉格市心的黄金地带,也是到处都是墓地。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怀念所有在这难忘的2020年离开了我们的校友,他们有些是战斗在抗新冠病毒一线的医生,他们的努力才使我们能够迎接新年的曙光。

 

冯翔那位前女友是否会现身我们同济的晚会?同济海外校友会精心打造的岁末云端晚会,在美国中部时间周日的六点登场,面向全球同济校友。

 

我在同济海外校友群发问,冯翔在《六渡桥》里唱的那个恋爱过但是出了国的女同学,是否会在今天的海外校友晚会中现身?告诉一声就行,不必透露姓名,也可以让晚会更有吸引力。如果前女友在海外,应该请冯翔现身晚会,还可以激发艺术家以后的创作灵感。我得到的答案是邀请过,但是冯翔不赏脸,《六渡桥》中的女友成谜。从歌词中看,也有可能是他在高中时的梦幻女友。那个年代高中就恋爱?我们真不知道,冯翔这精神病科医生的脑子所驱动的行动多么超前。

 

冯翔的作品开始走出武汉,在北京和美国都有翻唱的。

 

同济同级校友冯翔的代表作《六渡桥》,撒贝宁旁白。

 

各地演唱的《汉阳门花园》

2020年3月17日,正是为武汉打气的日子,在美国加州的武汉老乡录制的《汉阳门花园》。当时加州还能这般聚会,病毒其实已经登录了。

 

为什么在同济学过医的校友人才辈出?雅美之途,2020年10月1日。

 

我的朋友华大MD和斯坦福老爸转来这个视频:《武汉火车站众人齐唱我的祖国》并且留言道:“吾土吾民吾情。虽是宣传片,但看完也是老泪纵横”, 他也这样招呼了我:“有你同学,抗疫英雄”。

 

考虑到华大MD老爸也是武大校友,当年那所不要我们同济的牛校,我这样留言:“含泪看完视频,武汉活过来了。不仅张定宇是同济的同级校友,片头的首唱冯翔也是我们的同级校友,一个在汉口的医学院人才辈出。关键是学过医的人无论做什么,最懂得人性,因为从未出生的胎儿到老人的临终关怀,学医的人都需要懂。还是要顺带说一下:想到天朝早期因为限制言论自由的严重失误,让新冠漫延,传到了全球。前天在汉街唱类似的歌曲或赞歌时,我实在听不下去,我当时说谁想听就听吧,希望武汉好。不过我也写过题为“如果新冠原发在美国或英国,传得更快”的文章””。写于2020年12月28日

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新冠袭击之后,更重要的挑战来自英国和欧洲出现的变异株。这篇文章讨论的正是当时美国为了防范来自欧洲航班与变异株输入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现在回头看,我们又能如何真正防范呢?基本上无法阻止新冠病毒为了自身生存而不断产生的突变。当然,从纵向比较来看,尤其与 HIV 相比,新冠病毒的突变率其实仍然属于偏低的。

 

《美国防范英国航班是否来得及?》

 

美国CDC在周四宣布,要求从英国赴美的所有旅客必须提供核酸或者抗原阴性的结果,川普总统今天周五也发布相应的行政命令。他对欧洲总是迟疑很多,纽约州长和托尼很早就给出了这个建议。我在几天前是这样说的:“传到纽约是迟早的事,这次纽约州长可是提前警告了白宫当局,川普这家伙还迟迟沒有停飞来自伦敦的航班,尽为他自己打官司忙去了”。

 

美国要求在下周一,也就是12月28日,要求从英国赴美航班的所有旅客,必须提供72小时内的新冠阴性结果,核酸或抗原检测都可以。这已经比今年三月初从欧洲涌进美国的人流好些,当时滚滚洪流无任何检测就进入了美国的各机场。家里人就是这样在最后一天从欧洲返美国的,美国从来沒有什么入关后14天的隔离之说。当时川普禁飞欧洲太晚了,现在也沒有禁飞英国航班,我觉得伦敦株早己登陆美国了。

 

伦敦新冠突变株的变异比重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伦敦突变株的17个突变点中的8个,发生在病毒与膜受体结合的S蛋白里。考虑到S蛋白为180-200 KDa的巨大蛋白,在拥有1273个氨基酸的蛋白发生8个突变,8/1273=0.6%,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受体结合区域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 319–541)只有222个氨基酸,8/222=3.6%的突变率当然就不容忽视了。D614G比较幸运,突变后没有加重病情,也不会影响疫苗的效果,因为不在受体结合区域。

 

令人欣慰的是辉瑞疫苗的mRNA是编码整段S蛋白的,我们也必须看到受体结合区域(RBD)也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整个蛋白的一部分。RBD在负责与ACE2受体结合后就被一种特异的蛋白酶消化掉了,然后让S蛋白的融合结构曝露出来,融合功能区域才是负责攻膜的结构。细胞膜被打开后病毒核酸才进去,依靠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合成系统组装自己。大家可以去听伯克利教授Britt Glaunsinger在MIT的演讲,十分精彩,她也是HHMI研究员。别误会了,她长得像好莱坞影星。

 

虽然现在新冠病毒的变异可能多了些,但是还远没有达到流感和HIV的程度。它们都是RNA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的polymerase(聚合酶)拥有proofreading activity,也就是纠错功能。新冠病毒的外切酶拥有的保险功能使加入的核苷酸是正确的,发现错误就切除。新冠病毒借助宿主合成蛋白质,但是它们自己将耗去大量基因组的聚合酶带入细胞。新冠聚合酶为多聚体蛋白,非常复杂,拥有相当精细的修错功能,堪比DNA聚合酶。看到这个我们心里会舒服不少,这是新冠远没有像流感与HIV那么容易突变的分子基础。可以看文中的附图,只有中间红色是RDRP (RNA依赖性RNA聚合酶), 其他很多酶用于修错。

 

现在就怕Skip预测的在选择压力增大时,新冠免疫逃逸能力的增强。BioNtech总裁Ugur Sahin前几天说,他们只需要6周就可以调整序列造出新疫苗,但是也需要经过FDA流程,据说每年的流感疫苗也需要半年的时间制备与批准。

 

美国有位护士在注射疫苗后晕倒。美国护士在注射新冠疫苗后接受记者采访,在访谈过程中她晕倒,不良媒体传她在17分钟后死亡。其实她沒有死,随后采访时她称自己经常出现这种可能是迷走反射的晕倒,我高度怀疑她说了真话。

 

低血糖或迷走反射可能造成这种情况,但是从这个护士的前后视频,她很有可能是个假装病者。我前段时间与阿肯森教授讨论一个很奇怪的病案,补体缺陷,很多研究资料无法解释,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阿肯森突然来了一句:“鬼知道有些人把什么东西往血管里放!”。

 

这是一种精神状态 (Factitious disorder), 让自己生病以换取同情,有人也享受被别人诊治她们的疾病过程。记者在访谈时问她姓名等详细情况,就有怀疑她的可能。写于202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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