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与新冠病毒共存

又到了圣诞时节，当年在疫情的高峰期，我总是这样对读者或民众鼓励，活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就是我们战胜新冠病毒的时候。如今距离新冠疫情最初的大规模暴发已经过去五年多了，我们可以相对从容地说，新冠病毒感染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可以与人类长期共存的病毒性疾病。

 

今天的现实是，社会中仍然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的零星病例，但已不再具备引发全球性大流行的条件。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群中已经建立起了相当程度的免疫屏障。无论来自疫苗接种与自然感染，或者二者叠加形成的群体免疫，使病毒的传播力、重症率和对社会的冲击都显著下降。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与病毒共存这一判断只在五年后的今天成立，而不是在疫情的早期。因为在当时，新冠的病死率约为 1%–2%，同时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在疫苗尚未成熟、全球大量人口仍没接种疫苗、尤其是中国当时的疫苗保护力有限的背景下，轻率地提出与病毒共存，在公共卫生层面是相当危险的，并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政策选项。

 

在当年的舆情漩涡中，也出现了一些极具争议的人物与事件。例如当时围绕张文宏的学位论文，曝光出存在大段抄袭的问题，而且是系统性和成段落的搬运。这一事实被揭露后，居然还有人为其辩护，声称抄袭的部分并非主体内容，这种说法在海外学术环境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对张文宏在中国防疫中的努力作全面的否定。张文宏在新冠防控中所发表的观点和给出的相关建议，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担当和勇气上，他是明显比乔治高做得好的人物。

 

《现阶段中国与新冠共存是危险的》

萨斯病毒神秘地消失了，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新冠病毒似乎会常驻。

新冠突破季节，遍布南北半球，对任何人种都易染，美国包括鹿在内的野生动物都有新冠病毒，几乎防不胜防。新冠病毒自然会长期伴随我们，但是在疫苗过关前，谈及是否应该与病毒共存是需要相当小心的。

张文宏在哈佛留过学，喜欢说实话，我们当然欣赏他。张文宏的很多做事风格受到了美国人的影响，他在中国现今的语境中能够说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十分不容易的。

张文宏最近关于与病毒共存的言论引起了巨大的讨论热潮，但是他在说话时也是有隐言的。张文宏知道中国疫苗的质量让人担心，但是他也只能将进口车来比成辉瑞的优质疫苗。

大家在选择与谁站台时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疫苗的质量。在使用低劣疫苗的国家谈与病毒共存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对一个死亡率仍然在2%左右的传染病。

虽然在疫苗的议题上，我失去一个公众号，自然损失不少，但是现阶段我是反对中国像美国这样开放的。我想看过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所刺激的不同抗体滴度的专家，都会得出与我类似的结论。

我十分不欣赏国内的全民核酸检测运动，也不认同清零的政策，但是我同样不赞成在疫苗不过关的时候全面开放，有限的隔离是现在中国所必须的。

关于是否应该打加强针的问题，现在三针确实比二针刺激的抗体水平高几倍，所以相应带来的保护效果也要高很多。现在的担心是随之而来的可能ADE，它们多发生在灭活疫苗所诱导的非特异性抗体，通过Fc受体和补体受体。虽然研究发现mRNA疫苗刺激的中和抗体也可能产生ADE，那是通过抗S蛋白的NTD。现在我们都没有在群体范围内看见ADE, 但是美国和西方是有大量感染为数据来源的，中国现在还没有，所以要小心些。

最近曝出张文宏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这或许是他的对手挖出来的。大概的情况是他的博士论文在综述部分抄袭了别人的论文，据说是整篇搬用别人的文字，达3000字之多，他是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完全据为己有。

这属于纯粹的抄袭，虽然不是实质论文的数据。或许是因为他毕业的2000年的国内学术仍然不规范，但是发生在上海医学院或复旦大学，在中国与西方最接轨的地方，实在说不过去。美国定义抄袭是6个英文字相同就算，并且抄自己的文字也不允许。专业机构可以使用计算机软件识别抄袭，有次搜索结果令华大的心脏科主任也难堪，因为发现他抄了自己文章的引言或结论部分，这因此使他上了Science的新闻报道，他辩称：“我真是喜欢我以前的描述”。

在文章或任何场合，引用任何人的原始文字都必须打引号，如果用自己的话复述例外，这是我长期的做法。我以前引用自己以前的文字也长期打引言，现在不这样了，一则太麻烦，更重要的是影响文章的流畅性，所以应该可以拿来用，当然这只是我的博文标准。

美国如果发生张文宏的这种情况会导致博士论文的取消，波士顿大学对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的大幅抄袭事实的处理是这样的：因为名气太大不能使金博士变成金牧师，所以波士顿大学将金的博士论文放图书馆，但是将抄袭部分标出，让学生从中引取教训。

张文宏的走红是从说出“让共产党员先上”开始的，他的表达能力超强，我至今没有看到他在新冠科研里做了些什么。当然另一位英雄钟南山最火的是在央视说出“新冠可以人传人”，这句很简单的事实还是武汉的医生希望从他的口中说出的，以此可见中国的世道已经低落到什么地步。

现在引用两位上海医学院校友对此问题的观点：

“這個若是真的，不可原諒。华山醫院傳染病学科的创始人戴自英教授（英國牛津博士）在，絕對通不過的“

“人怕出名豬怕壯啊！沒有讀過他的博士論文，無法評價。他是華山醫院傳染科自己培養出來的專家，滬上本來就相當有名。雖然此前並沒有專門針對SARS的研究，新冠疫情後領導上海防疫，成績卻是可圈可點。更由於口才了得，聞名全國。我們是同級不同班的校友，本科期間有不多的幾次接觸，他非常聰明，同時待人熱情，謙虛。依據個人印象，我對他的人品方面絕對是肯定讚賞的”。写于2021年08月14日。

 

在新冠疫情的宣传战中，中国方面几乎是不择手段的。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手段，只要有利于舆论导向，都可以被他们动用。但是对国内民众而言，他们是封号的封号、禁言的禁言，形成了一整套高度熟练的舆论控制机制。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是，中国大陆社会长期普遍存在崇洋心理。正是基于这个心理预期，中国官方媒体竟然编造出一位所谓的瑞士科学家为中国疫情背书与辩护，而他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假学者。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失当，而是公然制造学术虚假与滥用西方权威符号，其做法之粗糙与动机之功利，达到了令人羞耻的程度。

 

《瑞士最近有位生物学家很关心中国》

最近一位瑞士的生物学家火了，这位科学家对世界卫生组织要求重新调查新冠源头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评论被中国的《人民日报》等重要官媒广泛引用。

 

这位瑞士科学家在推特上只发了一条短信就风糜神州，他只有三位推特朋友。科学家都以自己的贡献能够造福人类而高兴，但是这位瑞士生物学家连高兴的功能都沒有。因为他是一位没有情感的假人，连机械人都不是，可谓山寨大地的又一项传奇，

这真是欺负老实的瑞士人，以为瑞士是中立国所以天朝派人编了一个瑞士生物学家Wilson Edwards，然后出口转内销。以洋人来为自己撑腰，这种事件经常发生，他们曾经伪造耶鲁校长的发言，弄得耶鲁校方必须澄清。

 

这次也迫使瑞士大使馆发表声明，称整个瑞士国都没有一个名字为Wilson Edwards的人。考虑到也有外国科学家在瑞士成就生涯，瑞士大使馆进一步陈述瑞士境内没有这位生物学家, 他确实使用的牛津图书馆为推特图像。这次天朝的脸丢大了，瑞士大使馆公开要求中国删除那些假帖子。

 

我早就建议大陆在招聘外宣人士时，应该至少要求他们是美国顶尖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既然要编出瑞士生物学家也应该找那些德裔、法裔、意大利裔或瑞士土族裔的姓氏，那才是瑞士的民族组成。

 

这Edwards纯粹是英国裔姓氏，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多见，在瑞士没有，况且Wilson多是姓氏，名则不多见。Edward为名，变成姓需要在后面加s。记住了没有？雇骗子都应该至少是Swarthmore，Pomona，Reed或Smith学院毕业。写于2021年08月11日。

 

当时新冠感染率和住院率都已经出现显著下降，美国疫苗接种正在发挥非常明显的保护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众是否应当接种辉瑞疫苗的第三针？结论应当是肯定的。

 

所谓完整的疫苗免疫，并不仅仅是完成前两针，而是三针接种构成的基础免疫程序。只有完成这一免疫程序，才能获得相对稳定且较高水平的免疫保护率。

 

尽管如此，美国的大学校园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由于学生高度集中和社交频繁，病毒传播的风险始终存在。当时在杜克大学就出现了多起学生群体性感染的案例，说明即便在疫苗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疫情防控仍然需要面对严酷的现实。

 

《围绕新冠mRNA疫苗第三针的争论》

美国现在仍然处于新冠Delta突变株的高峰期，但是美国Scripps转化研究所的专家Eric Topol认为，美国在新病例和住院病人都在好转。我查了一下，今天新病例是21万，从28万的高峰已经降了不少，希望这个趋势能持续。

 

美国现在是在与新冠共存了，我很不喜欢使用“新冠流感化”来形容现在的疫情，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病毒。流感病毒的突变率要高得多，新冠的RNA依赖性RNA聚合酶的纠错能力强很多，整个酶的大部分单位是起修饰或监视作用的，所以相对于流感和艾滋病毒，新冠病毒的突变率要低得多。

 

我经常来隔壁的药学院餐厅吃饭，现代建筑也继承了哥特式追求与上帝交流的空间。学药学的亚裔学生不少啊，这是很好的职业，我有学生在这药学院从本科一直读到PharmD药学博士项目。这里人来人往，谈笑自若，与以前对新冠的恐惧大不相同了，我不会觉得美国会对疫情进行任何的重大限制，虽然鼓励大家戴口罩。

 

在开学的头一周，著名的杜克大学就爆发感染：304位本科生，45名研究生和15位职工感染新冠，在他们中间只有8人没有打过疫苗。应该以前就有疫苗令，美国大学都有。杜克每年本科生乘上四年的总数是：1740 X 4 = 6960, 304/6960=4.3%突破感染率，有点高，但是也是临床试验95%保护力的范畴。还要考虑杜克是名校里的Party school, 球类运动厉害，杜克比耶鲁和华大的感染都严重，反向的争辨点则是华大取消了上学期还实施的每周测试的规定。

 

从杜克这么多爆发感染看，疫苗的作用仍然强大，因为绝大多数无症状，只有少数人有感冒症状，没有任何人需要住院治疗。前段时间朋友告诉我，UNC在一个大班里也出现三十多人感染，也是轻症。

 

杜克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全校口罩令，室内外都必须；教授可在未来两周上网课；学生室内集体学习将被限制；全校疫苗令。这些趋严的措施也引起了反弹，认为限制了他们自由的人们发起签名抗议。

 

保护学生还是十分要紧的，中国家长可能会彻夜难眠，美国的国际学生家长向我说，别人说他们把孩子们往危险的地方送。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抵达美国后再加打二针辉瑞疫苗应该能行。

 

关于是否应该打第三针的问题，我经常遇到，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现在己经政治化了，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是一个跟着证据走的人，永远对新实验或试验感兴趣，也面对新证据而修正或优化自己的认知。

 

我们来说说关于打第三针的正反两方面的证据与发展：

 

可以看德国人的论文影印本，可以被看做是呼换打第三针疫苗的最强数据，抗体与特异性T细胞在疫苗第二针注射六个月后都是急骤的下降。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这仅是测定的人对疫苗的反应，不是疫苗接种人群对新冠活病毒感染的反应，所以这些测定不能检测面对病毒再次攻击时，我们的记忆B细胞和T细胞的反应，我的预测是，被疫苗刺激后的机体是会有很长时间的免疫力的，不然无法解释突破感染的反应都那么轻。

 

以色列已经对所有年龄段开放打第三针了，他们开始是对60岁老人打加强针，现在全面放开了。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副作用的报道，当然长期的副作用还有待观察。以色列对自己民族的生存特别在意，所以在很早看见苗头不对后就实施从老龄人到年轻人的疫苗注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大规模人体试验的现场，我们都期望看到更多的数据。

 

以色列现在新病例确实在创新高，但是重症住院人数已经首次出现下降，从751 降到675。我们可以说，疫苗对常规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保护力，但是对Delta的保护力明显下降。疫苗刺激抗体的保护力大概是六个月左右，对他们来说突破感染率的病例多是因为打了疫苗的人多，因为沒有对等比较接种组和非接种组，所以从数学上不能说明疫苗作用低。这是只看疫苗防止感染，如果看防止住院和死亡，疫苗作用更大。

 

对疫苗第三针的反对声音出现在美国的政府层面。拜登和CDC主任Walensky是主张打第三针的，但是近期FDA主管疫苗的主任Marion Gruber和副主任Philip Krause双双辞职，他们在这个敏感时刻的离去让人们充满猜测。我对Gruber博士有印象，因为在FDA公开审核辉瑞疫苗紧急使用申请时她就在现场，她是在FDA工作了30多年的资深疫苗审核专家。他们没有直说离开FDA的原因，但是外界推测是不同意白宫推行在九月份打疫苗加强针的计划。

 

关于mRNA疫苗的副作用，我想谈谈我所知道的科学。疫苗制备的S蛋白刺激产生抗体后是会被降解的，不排除会与ACE2结合，造成某些副作用，但是很少造成组织损伤，有些人使用新冠病毒的组织图片来说明疫苗的危害，那是完全错误的混淆视听。

 

mRNA疫苗经肌肉注射后，很快就被当地组织摄取，这是纳米材料的传递特性与功能，然后在那里合成S蛋白。

从华大Eli Ellebedy的实验看，他们只看到局部腋窝下的淋巴结肿大，没有全身淋巴结肿大的发现，所以合成的S蛋白的绝大部份是通过淋巴循环去免疫器官淋巴结的，应该很少去了血液。至于打了疫苗后mRNA及其合成的S蛋白在全身的分布，现在沒见详细研究报道，这需要做标记实验，不是那么容易做。S蛋白与ACE2结合后是需要其他蛋白酶辅助才能进入细胞的，新冠病毒有这些酶系统，但是mRNA疫苗制备的S蛋白没有。所以疫苗会有一些轻微的副作用，但是不能像完整病毒那样致病。

 

最后回答朋友的这个问题：

 

“既然这些变异病毒均是逃避抗体的产物。那我们广泛的群体打疫苗，是否是促进变异病毒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因为最早大量出现变异病的英国，不就是一开始不主张戴口罩隔离等措施，说是要形成自然的群体免疫（感染后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若是这样，不就有点像乱用抗生素后所产生的耐药菌种吗？”

 

我的回答：“与抗生素耐药是两码事。你问的是免疫耐受的问题，免疫系统对某些抗原和组织的无反应性，这种耐受的出现如果是针对自己组织，为机体防止自身免疫病的基础，因为与自身抗原反应的淋巴细胞被清除了。

 

但是耐受也有坏的作用，那就是同样对感染的病原微生物变成了没有免疫反应能力，耐受分中央耐受（胸腺与骨髓）和周围耐受（淋巴结等器官), 机理不同。如果重复存在小剂量的抗原刺激机体就有可能产生耐受，多是外周淋巴结的耐受。这就是重复打同种疫苗不好，但是应该鼓励打针对变异株的疫苗。

 

机体会对没有出現变异的病毒株产生耐受，多次感染或重复注射同种疫苗都有可能诱导这种耐受。但是机体不会对变异株产生耐受，因为是面对的全新的抗原。人的免疫系统能够产生数以亿计的特异性抗体，通过重链的VDJ重排，所以原则上只要能弄到突变株的疫苗，就可以对付病毒，这是与抗生素耐药很不同的。

 

面对新病毒或突变株，免疫系统可以产生几乎无限的抗体。至于在疫苗防疫，那要看科学家是否能及时设计出新疫苗”。写于2021年09月03日。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应当接种第三针及后续加强针，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一部分人对此持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相关证据尚不充分。这样的分歧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也应当被允许在公共领域中讨论。

 

综合辉瑞疫苗在以色列和美国等地的真实世界数据来看，接种第三针是必要的。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完整建立免疫力的重要一环。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存在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正是这种基于证据与允许质疑的讨论机制，体现了公共卫生决策在民主社会中应有的理性与透明度。

 

《美国健康高层认为疫苗加强针需要缩小范围或者推迟》

美国这个国家的好处是，总会有不同的声音制约政府的行为，有时甚至政府内部都存在制衡。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上级很难对下级采取终级的报复措施，充其量雇员可以辞职不干，照样能活一场很好的命。

 

前几天传出FDA负责疫苗审批的主任和副主任前后辞职，今天《纽约时报》又报料，美国健康部门的现任高级官员不同意白宫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疫苗第三针的加强计划，他们引用的理由是现在的证据不足。

 

拜登在八月份宣布的白宫计划是在九月二十日将对几乎所有美国人开放注射新冠疫苗的加强针，原则上是打了第二针8个月或更短时间的人群都可以打，FDA完整批准辉瑞疫苗也为这个行动扫除了障碍。

 

现在是鼓励打疫苗的左翼媒体《纽约时报》首先发难，各大媒体今天都纷纷转载，给出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数据，这必将对白宫的计划造成冲击。

 

根据NYT的内部消息，FDA代任局长Janet Woodcock博士和CDC主任Rochelle Walensky博士在与白宫疫情主管Jeffrey Zients会谈时表示，他们将会在未来数周决定是否能给辉瑞疫苗的接种者提供加强针，或者只从他们中的一部人开始打加强针。

 

这等于是劝说白宫不要对所有够条件的美国人打加强针，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媒体没有得到Jeffrey Zients的反馈意见，但是白宫发言人称：“我们任何时候都会遵循科学”，白宫也强调加强针是需要FDA批准的。

 

FDA代理局长Woodcock博士在私下表示，在数据没有经过仔细审核的情况下确定全面打加强针的具体日期是危险的，她直指白宫设定的九月二十日开打的日期。FDA 顾问委员会的一位重要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疫苗教育中心主任Paul Offit 教授说：“没有很强的理由支持打第三针”，我对他在审批辉瑞疫苗紧急使用的FDA听证会上的专业发言印象深刻。

 

还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延长，当更多的数据沉淀后，我们可能看到辉瑞疫苗或许没有现在这样对重症和死亡如此有效。

 

FDA定于九月十七日开会公开审核辉瑞关于第三针的申请资料，不知是否为网上直播。现在辉瑞要求的是给16岁以上的人打加强针，FDA可能在年龄上也会设限。

 

从现在得到的资料看，申请打第三针的比较全的资料为辉瑞公司，他们在上周已经完成了向FDA的申报，而Moderna才刚刚开始。除了辉瑞自己的数据，最为重要的辉瑞数据来自以色列，那些超过百万人的现场试验数据证明辉瑞的加强针十分有效，他们已经使疫苗加强针接种人群的传播指数降低到小于1。

 

美国监管机构称Moderna的数据并不完整，他们也无法确定Moderna疫苗第三针的剂量，因为Moderna的剂量是100微克，辉瑞只有30微克。强生的有些证据根本没有报上来，我想FDA是不容易允许腺病毒疫苗再打加强针的，因为载体的免疫原性的问题。

 

现在美国每天死于新冠的人数是1500人，白宫当局显然有些着急。朋友问华大负责ICU的主治医生那里的情况如何？该医生说死的人很多，通过他经手去世的病人全部都是未接种疫苗的，至今他手上的在ICU的突破感染只有一位，还是位器官移植病人。我与正在做自身免疫病患者对疫苗的反应的研究的专业人员有过交流，他们也认为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现阶段最需要加打第三针。白宫将加强针应用到普通大众身上可能是有些用力过猛，即使以色列也是从60岁以上逐步推开的。写于2021年09月07日。

 

当时谷歌封面专门纪念发明斑疹伤寒疫苗的波兰科学家Rudolf Weigl，在新冠疫情仍未远去的背景下，纪念疫苗专家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位疫苗专家在免疫学界的知名度并不高，至少在我们这些受过免疫学系统训练的人中，很少人知道他。

 

谈及最早的疫苗，几乎所有人都会首先想到英国科学家Edward Jenner。他通过牛痘接种预防天花，既有清晰的实验逻辑，也有充分的历史记录和可重复的实践证据。

 

其实史料显示，疫苗的原始概念和接种的实践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出现。对中国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而是在于贡献界定长期不清。中国史书中对疫苗或免疫理论的系统性记录极为有限，对个人原创性贡献的明确标注更是罕见。

 

中国文化中长期推崇中庸之道，突出的特征就是“枪打出头鸟”。一旦有人声称自己创造了什么，往往首先面对的是嘲笑而非认可。中国文化其实是两个极端，很多人是不闻窗外事的埋头做学问，而张扬的人则是毫无成就的时候天天吹牛，似乎呼口号就可以得诺贝尔奖，这两类人形成了一种极端而畸形的对照。

 

从更深层次看，这与中国历史上对私有产权的不尊重密切相关，鼓励个人原创的基础首先需要弄清楚功劳的归属。中国文化在许多事情上都被“和稀泥”式地混在一起，谁是真正的贡献者往往说不清，也不被深究。这与西方科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文化就是以鼓励个人独立与创新为特征的。

 

在西方非常注重对历史过程的详细记载，英国乡村医生Edward Jenner用牛痘痂皮为男孩接种，接种医生是谁与被接种的孩子是谁，都有清楚的历史记录，成就被明确地归属于个人。那位英国男孩为科学敢于尝试新疫苗，也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巴斯德在研制狂犬病疫苗后，直接在法国科学院公开展示其成果，成功与失败所导致的荣誉与风险都被公众与同行目睹。

 

正因如此，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评价中国科学家的原创贡献时，常常面临制度与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大家都知道青蒿素的工作来自中国，但是却很难界定清楚个人的贡献。

 

近些年，中国开始尝试将美国以 PI（首席研究者）为核心的科研体系引入国内，强调署名规范，并且在论文中清晰标明各位作者的贡献，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论文中对功劳的明确标注，本身就是科学制度成熟的标志，也是因为在美国出现功劳之争的产物。

 

归根结底，在中国最关键的仍然是寄希望文化层面的进步，对科学与政体都是如此。观念的更新，才能推动制度的改进；而制度的改进，才能真正带动科学与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谷歌Doodle庆祝疫苗科学家的生日》

我总有写不完的文章，讲不完的故事，虽然有时会慢那么几拍。几天前，美国谷歌使用这个Doodle纪念波兰医生或免疫学家Rudolf Weigl的138岁的生日。

他是疫苗专家，曾经制备出人类首个对班疹伤寒的疫苗。虱子能够传播班疹伤寒的病原微生物Rickettsia prowazekii，而Rudolf Weigl正是通过虱子制备出的有效疫苗。

以前的欧洲大陆都是罗马教皇统治的小帮主区域，欧洲在三十年战争前的国家概念很弱。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才有些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加速了这种趋势。即使这样，欧洲的国家仍然随着战争而不断变更。

以Rudolf Weigl为例，他说的是德语，姓名也是德国的。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的小镇Przerów，现在却属于捷克。他的父母为非犹太的奥地利人，继父是波兰人。随着国家在战争中的变迁，他又变成了波兰人，长期在波兰Lwów大学从事研究。他在二战中雇犹太人帮他养虱子，用于制备疫苗，他的疫苗在那个时期至少拯救了5000人的生命。

诺贝尔奖拥有50年解密提名过程的规定，Rudolf Weigl 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他在1930至1934，以及1936至1939，每年都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

在2060年左右，当史料可以从诺贝尔档案解密后，我们将会得到证实，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是圣路易斯华大校友和美国NAS院士Louis Miller提名的，提名过程得到了华裔科学家苏新专的帮助，所以别忘了首位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获奖的。

现在比较公认的疫苗实践来自英格兰医生Edward Jenner, 他将接种了牛痘的人曝露在天花的环境里，发现他们能够扺抗天花的感染。

在1796年的5月14日，Jenner医生给自己园艺工人的8岁儿子James Phipps的双侧手臂接种了牛痘水泡残留物，这些物质来自一个感染过牛痘的挤牛奶女工Sarah Nelmes。这是人类首个写进论文的减毒疫苗，因为男孩接种后出现发烧和身体不适，但是感染没有全面发展。Jenner的科学之处在于他随后给这个男孩注射了可能导致天花的物质，男孩沒事；Jenner再次注射，男孩也安然无恙。

因为他实施的是正规的科学实验，这就是为什么EwardJenner有时被称为免疫学之父的原因。我不认同这称呼，因为后续的德国和俄罗斯犹太人更值得这荣誉。但是在疫苗成为热点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向英国男孩James Phipps致敬，正是他的勇敢才有我们的今天。

古老中国的疫苗实践比英国Edward Jenner早几百年, 中国的实践在1400或更早。Jenner也不知道疫苗背后的科学，当时没有抗体的概念，巴斯德提出过一些错的解释疫苗作用的原理。中国古书里就试图解释疫苗，很早就有实践，中国人吃亏的是与代表先进文化的西方社会脱节，在话语权和文化上一直处于劣势。

疫苗是中国老祖宗发明的，这个概念已经开始被西方免疫学界接受，华大教授Ken Murphy主编的世界最著名免疫教科书有所触及，但是还很不够，他也说了中东地区的贡献。

疫苗是中国古代人对世界医学科学的贡献，有人可能说这是中医的功劳，我不这么狭隘的认为，因为我们的现代医学都是从远古的年代进步来的。沒必要分什么中医与西医，我们沒有听说过英医、法医、德医或美医的说法，世界都在进步，何必这么固步自封呢。写于2021年0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