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之途
教育，人文，社会
这篇当时写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的短文，又将我们带到那个血雨腥风的时刻。虽然新冠在哪里爆发都控制不住，但是在自由的国度，人们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在专制社会则是生活在谣言四起的恐惧中。
我留下这些截图是给后人看的，在中国人从牢笼中走出来后他们将会明白，当权者对一个医生在同行群里的善意提醒都不允许。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百忙中汇集文章成书，也是我将书名定为《科学与谎言：免疫学家所经历的新冠大流行》的原因。没有想到的是，李文亮去世只是中华民族经历清零暴政和新冠海啸的人道灾难的开始，李文亮是几百万中国民众因为荒唐政策死亡的代表性人物。
希望李文亮那位没有见到父亲的遗腹儿子，未来能够有机会留学美国。我会提供免费升学咨询，目的是让他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李文亮纪念椅子上怀念父亲，也能感受些自由的空气。
《为李文亮留些历史文献》
李文亮离开了我们，他太年轻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悲伤之情油然而生。他的努力，他那鲜活的手指印，必将永存人间。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在需要英雄的时候确实涌现出了英雄，我为这座我在中国生活了最长时间的城市骄傲！
愿他一路走好，愿他那感染了的怀孕妻子能够康复。
他在去世前几天才确诊，让他有如释重负的感觉。那个该死的核酸试剂盒啊，那个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美国花花公子发明的PCR，你们没有太多的用，只是让李文亮终于加入到了冠状病毒的死亡病例的统计中。
让我们还是留点历史，以分担点未来历史学家们查寻资料的辛苦。写于2020年2月6日
美国的早期病人几乎都有武汉旅行史，这篇写于美国只有11例病人的时候。美国新冠是从武汉传来的，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至于最远古的样本里是否含有新冠病毒的核酸顺序，那是一个科学的学术探讨的问题。当时全球全力抗疫时，我说讨论那议题没有意义，现在也只有留给那些医学人类学家了。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疫情的暴发地，那武汉无疑是发源地。
我们现在知道世界疫情是在群体免疫后消停的，但是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制备的两个优质mRNA疫苗和辉瑞相对特效药有力地支持了世界的抗疫。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么早就对美国临床和科学这么有信心，原因只能用自己在美国顶尖医学院的几十年工作经验解释。
当时我也与国内做感染科主任的同学电话联系，她大概是世界上最早识别病毒通过病毒血症传到全身的临床医生，因为“她告诉我有些患者具有严重的肌肉疼痛，甚至发生因为伤及肌肉后不能下床而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所以她怀疑病毒通过血液传到了全身”。
《从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看美国临床的厉害》
美国现在大概有11位感染武汉冠状病毒的病例，大多数拥有武汉旅行史，也在美国芝加哥发现了人传人的现象。但是在只有这么少的病例的情况下，美国临床医生就做出了二项对冠状病毒的疾病机理与临床诊疗影响深远的工作。首先是敢于在第一时间使用没有被FDA批准的实验药物，并且以此治愈了首位美国患者。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在大家都关注胸片等肺部表现以及发热等全身症状的情况下，美国医生在患者粪便中测出病毒，这样预示可能的粪口传播途经。这些发现会在探索病毒在机体的演变和治疗上起到推动作用，为全球范围内控制武汉冠状病毒尽力。
这两项成果都是在首例美国患者中取得的，美国医生将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当该病人症状无改善时，在第七天医生对他进行了Remdesivir的静脉滴注，第八天体温就从39.4降到37.3度，可以说是立竿见影。这药为RNA聚合酶的抑制剂，曾经希望用于埃博来病毒，该药多是鸡尾酒疗法中的一种，因为病毒容易形成耐药性。武汉冠状病毒为正链的RNA病毒，可以直接使用RNA链合成蛋白质，但是病毒也需要应用自身的RNA作为模版合成更多的RNA，Remdesivir正是抑制了此过程。我想美国一线的临床医生都沒有想到此显著效果，现在中日友好的重症科曹彬教授已经在领导中国的临床试验。如果在中国成功，无论对于国内控制疫情还是该药未来被FDA批准，都会有正面的意义。这也能部分解释美方药厂的积极态度，除了人道层面的关怀。
美国医生还在该病人中发现他的粪便呈现冠状病毒阳性，虽然根据美国临床报告所测定出的病毒核酸含量（以Ct值计算), 呼吸道病毒的含量比粪便中高很多。病毒是否为少量口咽吞下的或完全在消化道繁殖，这要考虑它们的ACE2受体是否在消化道大量表达等因素，不然病毒核酸会被消化道的酶消化掉的。我始终肯定中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找到病毒和测出基因全序列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从BAL（肺泡洗脱液）可以得到大量的纯病毒，急性期无继发感染，科学家得到病毒并且测出26K的核酸序列，现在应该不是件太难的事。
中国医生也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冠状病毒患者拥有腹泻的症状，在沒有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我与国内临床教授通话时，她告诉我有些患者具有严重的肌肉疼痛，甚至发生因为伤及肌肉后不能下床而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所以她怀疑病毒通过血液传到了全身。我不太认同急性期病毒在血液中的说法，我们知道细菌或病毒跑到血中的细菌血症或病毒血症多半是晚期的结果。正是因为病毒血症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机体在血液中设计了大量的免疫细胞以及补体等免疫防御系统。从那篇首例美国病例的文章看，他们也没有观察到冠状病毒的病毒血症，因为病人的血清样本是阴性的。
天朝拥有大量病人都沒有首次发现粪便含病毒，后来才核实了美国的观察，原因是中国的Physician Scientist（医师科学家）的水准还有待提高。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辩解：中国只是基础医学不行，临床水准与美国不相上下，因为中国医生临床实践的机会多，我从来不买这种说法的帐。
我曾经在朋友圈这样放帖：“裘法祖给我们在同济吹的牛是中国人的手特别巧，这些白人一样有精细的组织力。裘老还在央视说自己学习之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呲牙][偷笑][偷笑]。原谅他那，外科的家伙都喜欢吹牛。那话怎么说的？外科医生什么都会做，但是什么都不懂；内科医生什么都懂，就是不知道怎么治病人；病理医生什么都懂，也知道怎么做，只是太晚了。”。外科医生拥有的两个特征我们同济的老院长都有：喜欢吹牛和娶漂亮女人为妻。这些特点适合于全球的外科医生。
我的美国华裔外科教授在跟我帖时这样提问，把我问得哑口无言：“你是醫學院出身，你能否告訴我至今有任何一個手術术式是大陸华人发明的嗎？”，“目前的所有手术器材、耗材、術式、臨床影像診斷仪器、全自動化檢驗分析仪器、甚至当今住院醫生培訓、臨床運作模式、疾病診斷標準、治療方案及随訪等，有沒有國人發明的？”。我对他的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国人在临床上的原创性贡献十分有限。
美国的基础医学研究强大到诺贝尔医学奖如果不授予美国人会砸牌子的程度，未来从基因编辑、肠道细菌和蛋白质折叠等美国科学家的贡献都是授奖范围。其实美国的临床诊疗也是世界水准，从精神疾病到风湿病，美国的诊断原则就是世界标准。鉴于疫情还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中国应该积极接受美国多次表示过的临床医学援助，中国病人的临床资料应该沒有什么东西可以保密的，那些东西都被一个叫乔治高的人通过《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告诉全世界了。乔治高在国内吹自己是牛津教授，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海外几轮临时职位，看见了在北美和英国发展的瓶颈后才回国的。乔治高拥有牛津的真博士，但是牛津博士和牛津教授是士兵和将军的区别，鱼塘与海的不同。英国大学职位分讲师、资深讲师，Reader和教授。当本系教授位置没有空缺而你已经达到教授水准时，会给你一个Reader的头衔，这样为你以后接替本系教授和应聘外校教授的位置提供帮助。
从这次冠状病毒感染，我们看见十分强大的美国临床与基础的协调水准。美国医生有胆量使用新药治愈病人，并且在粪便中发现了病毒。美国还是一个热心的国家，将Remdesivir的专利中的分子结构等关键资料全面公开至四月二十七日，以此帮助中国药厂的跟进，并且允许北京中日友好的教授牵头在大陆进行临床试验。如此槺概的国家，在世界哪里能找？写于2020年2月4日
我们读科学同行的文章都是在相信数据的前提下进行的，因为它们都是经过同行评议的，我们也会推敲文章的方法与结论。
但是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不会怀疑文章是假的，这大概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态度，也是我读石正丽研究员的《Nature 》论文的态度。武汉病毒所的Nature论文至今仍然是新冠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为随后的诊断、疫苗设计和药物的研发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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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新冠病毒是否与石正丽有关？我的这两点认知仍然没有改变：首先病毒不是实验室制备的，为野生源性的；是否是从武汉病毒所因为事故释放出来的？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可能性比较低，我在文中有所说明。
中国有幸在抗疫的关键时刻拥有武汉的优秀病毒学家，而这些基础是身为耶鲁校友的武大病毒学教授高尚荫奠基的。
《对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应该休矣》
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最近发表《Nature》《自然》论文，将她们的原创性发现刊登在全球最有信誉的科学杂志上，《自然》曾经发表过DNA双螺旋结构、单克隆抗体和逆转录酶等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当她们将自己结果首先发表在网上时，我曾经写博文祝贺。这次的《自然》文章似乎是她们的那篇网上论文的扩充版本，《自然》似乎也允许这样做了，不算重复发表以往的实验资料，以前是不行的。首次拿到武汉冠状病毒全基因序列的复旦张永振团队也在同期的《自然》上发表了文章，这次中国科学家的惊人表现与ZF...的迟缓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科学家，我对很多东西都充满质疑，但是我最不相信的就是阴谋论。在确凿证据出来之前，我肯定不相信武汉病毒所的团队有可能意外将病毒放出了实验室。大家应该明白，放出与她们前期论文所描述的相同病毒很容易被识别，世界同行都会重复你的实验。更不可能故意放出病毒来，那将是犯罪和反人类的行为，没有任何动机。
大家想想，我去自己的实验动物房都需要严格地防范，戴帽子、穿鞋和口罩还配上隔离衣。我们华大沒有P4实验室，美国只有联邦管理的地方才有这类严格防范烈性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P4是世界标准。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为中国的唯一，为法国人设计但是中国人兴建的，花费上亿，相信中国人会遵守相应的国际规则。
阴谋论的重点是石正丽在2015年发表的文章：她们建立的毒力超强的嵌合病毒，这次泄露到了武汉的城区，这完全是胡言乱语。嵌合型病毒在科学实验室到处都是，玩病毒的基因组的实验太多了，可以用于检测突变了的病毒的致命性或者寻找免疫中和抗原以支持疫苗的设计和制备。听到一点什么嵌合的描述就起阴谋论之心，那是外行人的误解或诛心的谎言，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具体到她们的那篇2015年的嵌合病毒论文，论文的主体作者来自美国北卡大学，石正丽只是合作方，所以如果说病毒泄露，先去美国北卡州的研究三角看是否有人大面积感染。他们当时就是想模拟蝙蝠病毒可能的变异，为未来变异株的爆发积累经验，未尝不可。那病毒的制备也是为了研究病毒与受体的相互作用，看人工突变后的病毒特性，这些都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里做的实验。因为该嵌合病毒确实能够感染人类细胞，并且免疫治疗和疫苗对它都沒效果。虽然嵌合病毒在体内的致死性开始也相当高，但是比野生型SARS要低些。美国方面确实质疑过科学家做出此病毒的初衷，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害怕病毒外漏，出现意外，所以美国主体研究组的课题被NIH在2014年叫停过，但是审查后又恢复了资助。
从2015年的嵌合病毒的文章看，全部的体内体外实验都是在美国北卡做的，超过15位作者除了石正丽倒数第二和武汉作者在中间外全部是美国人，石正丽只提了序列和质粒，她实验室的人做了个假设性实验。这是与北卡的合作课题，一般来说石正丽不会全力自己再去做，因为是别人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还炮制石正丽制造了超级病毒，真是什么诛心的人都有。
这次石正丽研究组发现的武汉冠状病毒是新病毒，为人类打破野生动物生态环境后所得到的报应，这新病毒肯定不是以前的嵌合病毒。她是拿生命担保的，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她。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打击野生动物市场才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杰出科学家制造阴谋论？
有人编造的石正丽的实验室把病毒放到了海鲜市场，这已经超出了我所知道的常识。我去过在武昌的病毒所，而华南海鲜市场则是在汉口江岸，离汉口火车站比较近，对于武昌那是无丈八尺远的地方。很难想像编造的病毒外漏会把这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人给出了具体的距离，他们相距32公里。被长江和汉水分隔的武汉有多么大，中国的芝加哥，外地人很难体会到的。阴谋论在中美都有，与美国不同的是，洋人在见证事实后就会回头，中国人会持续下去并且经久不衰。
现在阴谋论越演越烈，我今天遇到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连学文的人士都头头是道地跟我争论改造过的病毒的毒性。这就是典型阴谋论的象征，已经相当盛行了，像侦探小说般靠推论而不是证据争论科学问题。科学家永远面对事实，观点也永远随证据而变化。我在以前的博文中曾经解释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这次做得这么快和漂亮，因为BAL（肺泡洗脱液）含高浓度病毒，样本为急性发作而无继发细菌感染，所以她们很快得到了病毒和序列。这个病毒所感染的主体组织与器官是与外界相通的，不像肝炎病毒或西尼罗河病毒必须取去世病人的肝脏或脑组织，那要困难得多。石教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法国博士，受过相当好的训练。石正丽是做基础科研的，与乔治高的那篇流行病学的软科学文章沒法比，乔治高还有疾控中心主任的职责，石正丽沒有。必须强调：我与石正丽和乔治高亳无关系，但是做科学的都知道《自然》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完全不同的杂志，前者发表的科学硬很多。
现在这武汉冠状病毒全世界都可以复制，基因序列全公开，是否为人造超级病毒会迅速被同行识別的，至今无任何国际同行专家公开质疑。再者，如果是实验室放出的病毒，石正丽是有被杀头的危险的，我们当然应该相信她，对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可以休矣。
为了避免阴谋论，我们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也就是美国文理教育所强调的Critical Thinking, 参见我在一篇文章里的描述：“英文里面的Critical Thinking指的是：获得和面对Facts, 考问Facts, 然后以Facts为基础缜密推理（reasoning) 从而最终得出结论的过程。因为它是美国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的核心，所以我觉得应该把Critical Thinking 翻译成“理性思维”比较恰当”。
在文章中间让我谈点武汉病毒研究所，全名叫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我们在国内时是个很不起眼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病毒系，都是耶鲁人创办的。当时武大的著名院士高尚荫是耶鲁博士，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武大有个生物系的情况下，还可以单独成立一个什么病毒系，完全没有必要分得这么细。
当时高尚荫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全国并不成气候，很少有野心的学生愿意考那里的研究生，与侯云德和曾毅等名星汇集的北京预防医科院病毒研究所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里是有些原因的，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尚荫把病毒当成单一的微生物来玩，过份强调病毒作为工具在开创分子生物学中的作用，而不将病毒作为细胞内寄生物来看待，武大有细胞生物学专业。他们更不研究病毒与机体的互动，印证这点的是武大病毒系当时连有能力开出免疫学课程的教授都沒有，只有请从德国回国的我导师史良如教授去给他们讲免疫学，所以前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研究员都是从史教授那里学到的免疫学。当年的武大只研究病毒，不在意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圣路易斯华大的厉害是在超强免疫学的基础上孕育出大量一流病毒免疫学家，随便数数就有Skip Virgin, Mike Diamond和Robyn Klein。
武大病毒当年还有一个缺陷是集中研究与医学无关的病毒，他们很多人是研究昆虫病毒的，因为这是大佬高尚荫的兴趣。武大校友也这样认为：“中国以前都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混在一起，到80年代末才分开。武大病毒系招分很高，有很多学霸云集。因为没有医学专业，的确教师当中研究医学病毒的人极少”。“到现在，武大生科院教师们，研究医学相关的课题，还是不多。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怪谁呢？怪不食人间烟火的耶鲁教育。回忆这段历史，如今的武汉病毒所确实是换了人间，现在他们是这次中国抗击武汉冠状病毒的重要科研机构，让我们祝福他们。
让我谈点国际上是如何面对质疑的，这或许对石正丽有点用。我做过高中辩论队的裁判，在国际科学会议上喜欢提问，在书面上也评审科学论文。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对那些很激烈地为自己辩护的人比较警惕。我记得当年英国摩尔根教授在意大利会议上质疑哈佛教授的基因踢除老鼠存在问题，因为他们踢除的蛋白并不在红细胞膜上表达，但是缺陷了该分子的红细胞却会呈现溶血现象。这是一个自然而很有力度的问题，哈佛组的文章当时刚发表在顶尖杂志Immunity上。面对摩尔根教授在大会上的提问，具有南美热血性格的哈佛教授情绪激动，他迅速将幻灯回到展现溶血的试管影像说：“看这里，看清楚点，这颜色你还能否认吗？”，溶血后血红蛋白释放到试管呈现红色，他当时是失控般地爆发。我们回来后谈及此事，阿肯森教授就说，情绪化的反击往往对你不利。还真被我们预料中了，多少年后哈佛的研究组承认自己在制备基因踢除鼠时载体设计出了错，所以他们的结论不能成立。那位英国教授也不善良，他是穷追不舍，一直把质疑弄到了哈佛医学院的高层。
所以我对石正丽的建议是，没有必要激动到拿自己的“生命担保”。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应该在此强压力的日子过去后，带着家人去度个假，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石教授应该拥有统领千军的气派，让实验数据说话，那印度人的论文不值得一驳，他们自己都不知趣而撤稿或将做重大修改。写于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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