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像8、90年代的大陆？同济校友沈康当选美国院士

同济英伦医生校友读我博文后的留言：“台北市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很像大陆8、90年代。只是在自由广场、故宫博物院、圆山饭店、和一些超大商场等处好一些。不排除，但厦门的【外】观远超台北的。感觉空气质量，台北的则偏好些。还有个感觉，也不一定对。就是一路主动跟你攀谈的出租司机，属于蓝营的背景的；而除了上下车，一路一言不发的，则不知何营（绿营？）。你不觉得（当街的）市容很凌乱吗。再就是呼啸而过的油摩托，也是一景，听起来挺吓人。不过骑手多遵守交通规则，不像武汉安静的电摩托可以在任何顺道、逆道、车道、人行道上正行逆行，感觉更容易非常引发交通事故。日月潭的风景远不及大陆的风光艳丽，但没有内地人山人海的游客，给你难得的静怡”

 

这家伙跟大陆走得近，返校时经常是同济校领导的餐桌客人，他可能是被茅台灌糊涂了。我问过他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他向我解释过，只有相信他了。

 

我的有些引伸的回复：

 

脏是我说的房子发霉造成的，应该怪台北的小雨，留言校友在伦敦做音乐，他恐怕忘了哪位台湾歌星原唱的《小雨中的回忆》。我完全没有觉得台北乱，反而觉得台湾人的管理水准一流。

 

朋友问：“台湾这么破旧，老百姓日子有何感受？”，我回答到：“台湾人的日子应该过得很好，社会保障系统完善。虽然与欧美相比工资偏低，但是除了房租与欧美持平外，交通或餐饮等其他费用恐怕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不知道台湾人是如何将街道管理得这么一尘不染的。有天清晨才为我解惑，因为自己看见打扫卫生的大爷，另一天还见用镊子捡烟头的年轻人，这让我明白了些。

 

在美国圣路易斯的Central West End, 越是职位高的人，像华大系主任们，他们越闯红灯。似乎交通规则浪费了他们的宝贵时间，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英国被车撞后丧生。台湾人则不同，他们严格等到每个绿灯亮后才过马路，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高尚，而是一旦被发现违规就罚款300新台币。

我可以通过照片展示台湾的街道多么干净，从台北拍到高雄都是如此，台湾民众说起大陆旅客的随手涂鸭都憋嘴。鉴定台湾像大陆的8、90年代是baseless, 而且带有深深的偏见，这家伙应该是回武汉协和医院被招待得太好了。

 

我经历过中国的8、90年代，那时国内的城市才刚刚复兴，脏乱差遍布武汉。现在的经济学家认为，老毛去世的1976年，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猫儿现在执意抗美也十分危险。武大的高伐林当年领导全国办的所谓《这一代》杂志只能出半期就被停刊，他在美国的女儿高歌从耶鲁毕业。当时中国的政治是严控的，现在猫儿掌控高科技后，全民都被他禁锢，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科学的探讨。

摩托车是台湾的特色，恰恰相反这正说明台湾人多么守秩序。我常常感慨，这些万箭齐发般的摩托车洪流，居然很少事故，这素质了得。

 

我与台湾的计程车司机聊过摩托车问题，还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在发达国家中很少见到的。他说摩托车是他们台湾的特色，每辆70,000-100,000新台币（$2,187-3,125), 居民买得起。

我说摩托车贡献了太多的躁音，他说有些司机是耍酷，故意踩油门。我如果是台湾决策人，首先是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不发展摩托车。完全禁似乎不可能，美国高速也有极其危险的摩托车队，但是别人不是上下班或购物等通勤工具。欧美国家通常把摩托车作为娱乐型交通工具，而非通勤必需品。

 

台湾这种在大道上拥有摩托车道是不对的，这是鼓励摩托车的使用。它们的速度普遍比汽车快，换道起来既频繁又快，这是显尔易见的安全隐患。

我甚至看见他们将只有1-2岁的幼儿放前面怀中，这也太危险了，但是他们似乎很少出车祸。仅从环境保护考量，台湾街头的烦躁氛围很大部分来自摩托车，它们的躁音量可能是汽车的数倍多。

 

限制或废除摩托车在台湾有过讨论，但是政客都因为选民反对而无法实施。摩托车是发展中国家留下的问题，越南也是很多摩托，台湾人民拒绝改变，台湾比越南富有的多。

 

祝贺同济医学院校友和斯坦福讲座教授沈康当选AAAS院士，这样同济一个单一的医学院拥有三位美国国家级荣誉学院的院士，横向比较恐怕只有上医在同济之前。

沈康是同济海外校友中最具创造性的人才之一，对神经科学特别是发育学贡献巨大，他的CNS论文之多似汉正街箩框里的物品。他是同济七年制医本科，没有读完就去杜克拿博士，在UCSF做完博士后在斯坦福当教授至今。

 

他不太参糊校友活动，他在近20年前（2008）当选HHMI研究员时就令同济校友们兴奋。还有密西根大学的邹伟平，他们都应该是最具声望的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院士。

 

沈康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热门神经科学教授，也在斯坦福挑大樑，担任吴蔡神经科学研究所（Wu Tsai Neurosciences Institute）的所长。该研究所是耶鲁本科和法学院校友Joe Tsai（蔡崇信）和他的太太 Clara Wu（吴家瑄）共同创办。蔡崇信在台湾长大，家中几代人是耶鲁校友，他本来是美国律师但是抓住机会去中国大陆帮助马云创立阿里巴巴致富。吴家瑄是美国的华裔第二代，她是斯坦福本科毕业生。他们也在耶鲁创办了专注神经科学的Wu Tsai Institute。

 

可见我在十几年前的文章：“同济医学院毕业生在美国的科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几年前，一个兴奋的消息在校友中传递。曾是同济医学院七年制的学生，1994年毕业于同济的沈康同学，成功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院。采用将其研究员分布于美国一流医学研究中心的体制，美国休斯医学研究院汇集了众多以诺贝尔奖得主为代表的优秀科学家从事生物医学的前沿研究。当选休斯研究员之难，可以借用李白的＂蜀道之难＂的说法，因为休斯对其研究员的资助力度为普通NIH RO1资助的数倍。

 

校友们惊喜的是，不仅中国科大和清华，同济也有能力产生科学的新星。作为杜克大学的博士和旧金山加大的博士后，沈康在斯坦福大学做教授并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已近十年。在博士和博士后期间，他就以第一作者分別在＂科学＂和＂细胞＂杂志上发表原始论文。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更是不负休斯基金会的厚望，短短几年就十分多产地在＂细胞＂，＂自然＂和＂科学＂杂志及其子刋上发表了超过二十篇的论文。沈康已被众多著名杂志邀请写评述，在一流的学府作报告，曾在沈康实验室受训的一位博士后已经在耶鲁大学成功应聘助理教授的职位。

 

我们或许不涉及神经科学领域，但从这些客观指标显示，沈康教授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他的国际同行们的充分肯定。活跃于神经科学前沿的沈康教授必将鼓舞母校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同学们。海外校友会的廖端平教授正为母校收录校友的专家库，数位优秀校友已经在哈佛，密西根大学和旧金山加州大学等美国医学研究的重镇，做到正教授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