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新年说新年

如果把岁月比喻为一条长河的话，那么童年里的记忆就是在这条长河里自由自在游动的，闪着光亮的金鱼。岁月这条长河无情地带走了我们的亲人，带走了我们的朋友，带走了我们的体力，并无声无息地在我们的面容上留下他流淌过的痕迹。但是，他带不走我们的记忆，尤其是那些闪光的金鱼一般的记忆。

 

我们的记忆往往与特定的季节，特定的节日有关联。最大的节日那肯定就是过年了。没有例外，过年也是我童年里最最期盼的节日。期盼自己又长大一岁，期盼吃上油炸果子和雪白的大饽饽，期盼挨家窜户地拜年，期盼那珍贵的几圆钱的压岁钱，期盼能噼里啪啦地放鞭炮。做为一个女孩子，（尽管淘气得上天，毕竟还是小姑娘），真正能让我想地失眠的是大年初一早晨妈妈放在枕头旁边的那一身新衣裳。

 

爸爸当了一辈子老师，妈妈也就跟着爸爸做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学生老师们开学期间，妈妈就给老师们做饭，饭菜的味道，人人都竖大拇指。学生，老师们放假了，妈妈就做裁缝。说起裁缝，妈妈可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很多人10里20里远的来找妈妈做衣服。记得有一阵时兴中山装，我当时8，9岁的话，应该在80年代初，妈妈茶饭不思地琢磨裁减的款式，衣领口袋的缝制。当时方圆10几里，大家身上穿的手工做的中山装，大部分来自妈妈的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妈妈那个用火烧的烙铁，最早的时候妈妈还没有用到电熨斗，就用一个电烙铁。在火里烧热后，衣服上垫上一块湿布，就可以把衣服熨平了。事故是常常发生的，烧个大窟窿不足为怪。但是，毁掉的衣料，改小了，就成了我和弟弟身上的衣服了。看多了，我也不师自通，变成“小裁缝”，其实吧，我唯一能做是帮妈妈“绞线”，就是把刚缝好熨好的衣服上的线头剪去，这也是成品衣服的最后一道工序了，所以我总是说，我把衣服完成了。

现在想想，我要是当初跟妈妈学一点手艺，我都会受益终生的。但是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要教我，她总是说好好学习，干这活太辛苦了，将来穿的干净的，坐办公室，住楼房，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多文明，做人就要做文明人，粗活是粗人干的。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的前半辈子都在冲着做个文明人的目标奋斗着。可是讽刺的是，奋斗了大半辈子，结果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这家庭妇女一干就干了10多年了。如果妈妈教我一招半招的，我家里的窗帘，被套，裤脚啥的，不就可以自己解决了。（扯远了，主题给忘了。）

 

平时妈妈收的衣料不是很多，饭后周末就忙出来了。可是，春节将临的时候，收的衣料就堆成了山。很多衣料都是在大家的央求的情况下收下的，妈妈要的价钱合理，手工又细腻。我记得没有错的话，一条裤子收2-3元，一件上衣5元，中山装的话10元（价格我只记个大约了）。衣料收下后，就必须在过年前做出来，大家也都是忙了一年了，为了大年初一能穿上新衣服。我们现在穿的都是现成买来的，也都是批量制作出来的。我们根本想像不出手工裁缝一件量身定做的衣服的繁琐。程序大体如此：定下衣服的款式（筒裤还是喇叭裤；西装还是中山装）；用皮尺量身；用粉笔在布料上记下尺寸；按照需要的款式和尺寸用粉笔在衣料上划下需要裁减的线条；用剪子裁剪；用锁边机锁边；用缝纫机缝起来；熨平整；绞线。裤子比上衣要简单很多，上衣的领子和口袋是最耗时间的。

我记得妈妈为了把衣服在年前赶出来，是没白没黑地忙活。我跟弟弟的新衣服，她都是放到最后做。爸爸妈妈往往都没有过年的新衣服。不管多晚，多忙，我和弟弟每年都有新衣服穿。看完春节晚会，我总是信誓旦旦地要守夜，要通宵不睡，妈妈就说休息一会儿，等我和弟弟醒来的时候，新衣服就放在了我们枕头边了。当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地穿上新衣服，朝气蓬勃地来迎接这又一个新的一年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妈妈那双深陷的眼睛，她那额头上的皱纹和已经掩饰不住的白发。

如果当年我10岁，弟弟7岁，那么妈妈就是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