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小强这从早到晚地听郭德刚,他的那些段子,我都快能背上了。这郭胖子恢复了原来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茶馆里,大礼堂里现场说相声。老百姓们电视看腻了,很享受郭胖子的这种复古形式。毫不夸张地说,郭胖子成为当前中国相声的代名词了。听着郭胖子大汗淋漓地讲的济公传,我儿时的听说书的几个场景,就象放电影一样,一片一片得在我眼前闪过。
当时来我们村来说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瞎子;一种是非瞎子。我这里说瞎子,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那个时候,乡亲们也都是这么叫他们的。说书的瞎子,当时都是凑成一帮,一帮多的时候,有十多人。他们组织性很强,有帮头,有后勤,有骨干,有领头。他们拿着棍子,踢踢踏踏,你拖我牵,前呼后拥地走在大道上,架势颇为壮观。据说,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一般不是全瞎,他眼睛能看到一些东西,由他领头,不至于把大家带沟里去。他们唯一谋生的方式是挨村地给老百姓们说书,村大队得给安排饭食,他们离开的时候,给点盘缠,就可以打发了。他们在邻村说书的时候,下一个村就已经开始安排迎接他们的到来了。当时村子比较穷,保安基本靠狗,开会基本靠吼,娱乐嘛,主要是听听广播,看看电影。这种现场直播的评书,是肯定非常受欢迎。
来我们村说书的瞎子,饭食都是安排在我住的学校。爸爸都是让妈妈给他们做点好的,说他们怪可怜的,也没有个固定的地方,就这样四处漂泊的。既然漂到我们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人家。我记得有一次,食堂里没有白面了,妈妈想包包子给他们吃,用的是地瓜面。我吃了一个,甜甜的,好吃极了。他们一窝蜂地吃着妈妈给他们端上的饭菜,也不忘说一些奉承的话:幸好得好,这校长两口子心眼就是好,你看人家老来老去地还得了一双儿女,老天爷有眼...不要忘了人家是说书的,死人都能让他们给说活了。他们还会拿出他们收到的书信,找个老师给他们念念。估计也都是家里人写来嘘寒问暖的。有一次,一个瞎子还拿出盲文来,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读着,老师就听着写出来。那盲文就是在一纸板上用针戳出的窟窿,摸上去,能感觉到凹凸不平。不同的排列代表不同的字。我感觉特别新鲜,原来哑巴有哑语,盲人有盲文。大千世界,五彩缤纷。
最精彩的那当然是观赏他们的表演。时间一般也是安排在晚上,点上汽灯。我搬个小马扎,早早地坐到最前面。瞎子们一字排开,有拿快板的,有拿大鼓的,还有拿二胡的。他们说唱的,我是似懂非懂,我特别关注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更好奇的是在琢磨他们的深陷的眼窝里到底有没有眼珠子?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的?他们有没有孩子,有没有老婆?他们的世界有没有颜色?他们脑子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反正我闭上眼睛,看到的只是黑暗,只是寂寞,只是凄凉。这种感觉,大了后听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似乎明白了。
现在的世界发达了,人人有电视,家家有网络,我们看到的艺术,基本上都是PS过了的。“瞎子说书”这种艺术形式早就绝种了。当时,虽然说他们那样走街穿户地四处卖艺不容易,但是毕竟他们有份自己的职业,活地有奔头。我禁不住得想问,当今的社会里,这一失去光明的群体在哪里,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