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高中同学们（八、九）

八、

说到另一美眉费玉珠，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我是说，她的个性和生活本身就有很多冲突在里面。她的光洁的大脑门里充满文艺细胞，对数理化的理解却不很顺利， 这使得她在这个理科生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里多少有点抬不起头来。但这掩盖不了她那四射的艺术光芒。很多人记得她一身紧身黑衣站在台上作音乐指挥时的气度， 还有人着迷于她的英文歌喉，我自己则记得她戴着一顶大帽子，在班级联欢会上跳西班牙女郎舞时那投入的眼神和旁若无人的舞动身影。有艺术才能的人是很容易" 出风头"的，玉珠也不例外。但日复一日的高中生活里，平常的基调只有一个，那就是迎接高考。她确实应该早一点移民，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实现更完全的自我。 她家有亲戚在加拿大，她们一家人很早就有"移民倾向"。我们去过她家几次，新老家都去过，每次所见都是屋里乱得要命，所有桌面台面甚至有时地面都被占满。东西倒很漂亮，或者说，很"有品位"。她的母亲是画社编辑，父亲是医生，全都器宇轩昂，衣着光鲜，对女儿的同学很少过问，相当冷淡。夫妇俩对他们的儿子，费玉珠的弟弟，则溺爱有加。玉珠的手和脚都异常小，像个没长大的小女孩，渴望得到更多的关爱与成长。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她才有骄傲的生命。玉珠高三时去了文科班，后来上了SW。在那里她的才能得以更充分地展现，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她最终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去了加拿大，可是她的生活好像并未因此变得更加轻松。2003年我去多伦多，她也在那里，我们通过电话。她非常繁忙，要工作，要照顾三岁的女儿，一切都忙完，孩子睡觉后她还要写作、弹琴、写歌。虽然未能一见，我仍被她对艺术的不倦追求深深打动。只是她的女儿听不懂中文；而她一直寄养在父母家的大儿子，能否听得懂英文？我真的是多管闲事，杞人忧天。也许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切人生的荆棘不过是花冠上的点缀，采摘的人虽痛却甘之如饴。但我仍忍不住为她感到疼痛，为女性在自我实现和多重角色的负荷之间何去何从而困惑、心乱。

九、

我们这组里有两个特别勤快的男生——毕笑和毛平伦。每次打扫除，我等只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该干什么才干什么。他俩不。他俩总是争先恐后，主动承揽包括擦黑板在内的大部分活儿。他们扫得又快又好，自己从不觉着吃亏，反而蛮享受似的。多年以后，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勤劳和懒惰是天生的。要不怎么这样两个男生会这么勤快，而我就一点也不enjoy做家务活儿呢？

毕笑、毛平伦和大海三个人是个小圈子，彼此很谈得来。上大学以后我们班男女生熟起来，常有十几个人的大聚会；同时“性相近”的人会有很多小聚会，小圈子和小圈子之间又会有交集。我和这三位的聚会，每次的主体内容好像都是谈论国家大事：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现象，等等等等。大家的观察和观点有异有同，交流起来非常带劲，大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

毕笑家住农大，对植物的种类名称十分在行。他参加了生物老师组织的兴趣小组，给校园里的树们都挂上了名牌。他从HG大到SJ大到Georgetown University，一路读的高分子、化学、生物之类的专业，所学算是和兴趣比较对口。毕笑是个粗线条的人，对很多事情常忽略不计，有时固执武断，心地却和他的长相一样，热情实在，有古道之风。他出国前回乡聚亲告别，把箱子从宿舍拖到我姐家寄存，不愿上锁。我姐逼着他上了锁。结果临行前打开箱子，发现少了衣物。据说暑假时他们宿舍楼常有梁上君子光顾。他收拾衣物时却浑然未觉。我们都庆幸箱子上了锁，否则心里多别扭！我好像很少给人正儿八经地介绍男女朋友，却给老毕同志介绍了俩。所幸都没成，否则他现在这位通情达理的高材生太太和一双儿女就花落人家了不是。毕笑和杨青松一样，被我冠名为“中国沙文主义者”。他读过很多史书，老觉得吾乃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视其他国家为蛮夷之地，除了需警惕其亡我之心外，均不足挂齿耳。如今他和老婆虽同在加州，但不是一个城市，周末和节假日才得相聚。他同时能享受到快乐的单身汉生活和团聚时河里钓鱼摸虾回去吃现成儿的家庭生活，不想发福都不成——这他自称是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进步（注：仅指体重）。

毛平伦被男生们称为“阿毛”，毕业后上了军校，成为我班唯一的军人。我觉得他像个豆芽兵，细长的个儿，大眼睛，说话慢慢吞吞（但绝不拖泥带水）。他有哮喘，白白净净看上去身体孱弱，不知是怎么熬过拉练等军事训练的。但据说他的哮喘就是在这种极限锻炼中被消灭了。阿毛是个好军人。上大学后我们假期聚会，大家骑车从城西到城东地串联。有一回他没车，我们说让他带个女生骑，他不同意。原来他穿着军装，骑车带人违反交通规则，有损军人形象。我们说那你就坐后头让人带你好了，他更不干了——这不更有损军人形象吗？最后他好像自个儿坐公交还是走路的，赶到同学家和我们会合。（不会是脱了军装再骑车带人的吧？根据我的记忆此种可能性比较小。）我大三还是大四时应征了一份家教的活儿，教的小女孩家就在他们学校里。有一次我带这个小女孩出去玩，还跑去探望他。他领我们转了一圈儿，我得以参观军营，感觉挺新奇。

我们有时去毛平伦家玩，他的外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阿婆弓弓的腰，清清瘦瘦，说一口南方话，和蔼可亲，总留我们吃饭。我02年回国探亲，和大海一起去他家小聚。他那时已上调到北京。我老记不清他是在总政、总参还是总后。反正以他沉稳可靠的品质，细致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对军人这个职业的奉献精神，从地方高升到中央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是我感到他说话更为谨慎，大家好像不再能享受那种畅所欲言、酣畅淋漓的谈话氛围。我想这种“不自由”也是一种代价吧，一种为职业做出的牺牲。作为一个崇尚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我的政治观点可能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但这些全然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虽然从那以后没有再联系过，但我不会忘记那个亲切的“阿毛”形象，心里祝愿他一切顺利，生活幸福。

大海原本是有姓的，他自己把姓去掉了，单以名号立于江湖之上，让人过耳不忘。他口哨吹得特别好，常在课间听到他那儿传出的世界名曲，悦耳动听。终于有一天，我艳羡之中暗下决心，要学会吹小曲儿！那时我早已会吹口哨，就是吹不成调。自学的过程很艰辛。我在家里日夜吹练，尤其在洗碗的时候。其间引来我哥白眼无数，训斥我不该这么没有女孩儿样。对这种严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的言论，我自然是嗤之以鼻。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不会的时候真的好难啊！但那优美的口哨音乐太有诱惑力了，激励我屡败屡战，坚持摸索。过了大约一个月，感觉双唇都练肿了，我终于成功了，能吹成曲调啦！虽然底气不足，高不成低不就，也不会世界名曲，但会唱的歌儿基本都能吹出来。我骄傲无比，心中对这位暗自遥拜的师傅也相当感激。当然，大海本人是不知道的。高三时有一篇英语课文，讲一个人遇到暴风雪后如何脱险。郭老师让几个刚刚在一个省里还是市里的英语竞赛中获奖的同学上台讲课。我讲的那段里，有一个生词是whistle ——对这个词我太有感觉了。当堂请大海给同学们吹了一声儿口哨，嘿嘿。

大海喜静，爱看书，是个细心建设家庭、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几年前他和爱人参加了一个飞车组织，节假日时骑着摩托车跋山涉水。现在鸟枪换炮了，想必全家会经常出去自驾游。他也经常带儿子玩，是个好爸爸。02年回国时，他和我一起去毛平伦家聚会。席间听他用家乡普通话讲办公室趣闻，忍俊不住。我以前一直不喜家乡话，觉得特别土。随着年岁渐长，对有地方特色的东西越来越懂得欣赏。大海嘴里的家乡话，听着幽默，亲切，透着一股家乡的风情，令我从此更加接纳它。临分别前，他拿出几张喜多郎的CD送给我作礼物，跨上摩托， 挥挥手，消失在楼群间。我站在毛平伦家楼前的马路上，看着阳光下大海的背影，有几秒钟没从老同学的聚会中回过神来。那有点象顽童时代，小伙伴们在外面疯玩到天黑，不得不散了回家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