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八十年代,是一种幸运”,在一次网络论坛讨论中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引来一片赞同之声。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成长的少年或青年时期,正赶上了如阳春三月般万象更新的八十年代,社会经济文化,由朴素而创新,由保守而开放,由懵懂而激情飞扬,由封闭僵化而热血贲张。青少年经历的一切,都注定会给我们的人生以长久影响。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就伴随着那些青春的记忆,在心底挥之不去。
听到《我是歌手10》齐秦专场中那些熟悉的歌,我试图寻找从前那种纯真的感动。羽泉的《狂流》,把“少年不识愁滋味”时内心那真实的不羁和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是我最喜欢的一曲。彭佳慧的《残酷的温柔》,则完全唱出了自己的特色,情感饱满,声音表现层次丰富,非常耐听,虽在高音处有些许破音,无伤大体。黄绮珊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从难度上讲对她是小菜一碟,唱得无可挑剔,矛盾在编曲,走的是bossa nova风格,旋律轻快而迷人,就是跟这歌的歌词和情绪不怎么搭调,confusing。别的,没有太多值得一提。齐秦自己的演唱,只让人感叹时光弄人,青春不再。
至此,“歌手”第一季的淘汰赛结束,接下来就是复活赛和决赛了。最初参赛的7名歌手,迄今幸存者只有羽泉和黄绮珊。争议和阴谋论,一直伴随着每一期的排名结果,永远没完。到了这个时候,通过数据分析来回顾一下比赛的历程,或许能有点有趣的发现。
我收集了官方公布的每一期得票率,共9组结果(第1,2期只有累计结果)。下图显示的是每期得票率变动的情况。所谓得票率,是指歌手在每场总共1500张观众票中获得的票数比例。因为每位观众可以投3票给不同歌手,所以得票率乘以3,就是该歌手在500名观众中赢得的支持率。
每场7名歌手,如果平均分配,得票率应为14.3%, 而实际上,只有这3位的得票率,超过了这个理论平均值。以13.8%紧随其后的是彭佳慧,名气不大也才刚露面2次的她,有这个成绩可谓非常厉害,后事可期。最低的是杨宗纬,两场得票率仅8.8%,确实有点被低估了。
我本来希望,能够通过数据挖掘发现点儿更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来是观测数据太少,只有区区9×7=63个数据,完整的观测样本只有两个(羽泉,黄绮珊),二来有太多的影响因子根本无从量化,也没法在数据中表现出来。仔细想想,如果数据本身只有表面的意义,那么对数据的意义只进行就事论事的表层解读,也许就是最合适的了。
这个“得票率”,充其量也只能反映现场观众的喜好吧。 说起群众投票,娱乐界也许是中国社会唯一有过大范围民主尝试的领域。我至今都记得八十年代初,人们争先恐后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选票,投票参加百花奖评选的情形,那时的社会形态可真是单纯啊!2004-2006年的“超级女声”,更是通过大众短信投票的方式,引发一场民主狂欢,惹得不少人浮想联翩。可惜好景不长,2007年广电总局一纸禁令,全面封杀短信投票和PK。从此,综艺选秀类节目的评选,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
去年的“好声音”,到了导师决选阶段,引入99名媒体评审。这99人,本来可以视为草根民意的代表,可惜人数太少,更要命的是导师手中还有压倒性的100票,可谓试图在“民主”和“独裁”中找平衡。结果杨坤对平安铁了心的打压,完全否决了“民意”,成为那次比赛中的最大争议。后来总决赛,是通过场内数万观众的短信投票决出名次,形式上够民主的,可是由于投票过程的不严谨和结果统计的严重不透明,一直为人所诟病。
后来央视又搞了个“直通春晚”,也是弄了99个媒体单位来做评审,自己尽量不预设立场。可是这伙以各地方卫视为主体的媒体,已经不再是纯洁的观众代表,而成了利益相关人, 羡慕嫉妒恨之余,拉帮结伙,明显的block voting, 瞪着眼把艺高一筹的“好声音”金池排除在三甲之外,连春晚总导演也徒唤奈何。
这次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引入500观众现场投票制。尽管样本还是比较小,但是如果尽量随机选择观众,还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大众观感。每期都有几万报名观赛的观众,随机取样应该不难吧。可惜啊,芒果台这样的娱乐怪兽,对民主的信仰一定比不过它对节目掌控一切的本能。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观众投票意味着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其结果直接影响节目的走向和商业价值,所以是必须加以控制的。这有何难?据网友爆料,芒果台的做法是,给报名者打电话 “考察音乐素养”, 问的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听歌会不会哭” 之类的问题,这样一来,选出的观众就很容易为节目意志代言。我完全相信芒果台每一次计票的准确和透明,但是这还有多少意义呢?民主,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是吗?
好吧,无中生有,用虚拟模型做一点预测:决赛黄绮珊跌出三甲但不会垫底,羽泉夺冠。
嗐,老了,无所谓了。
民主,可不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