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缘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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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读张爱玲
第一次接触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大二的时候。
有一天上课去早了，在教室里掏出本小说看。一个熟识的同学坐到我边上，问我读什么书。我那时在看一本所谓的世界名著，经常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感慨道：“好像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好的。”
同学问：“你有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书？”
那时我孤陋寡闻得很，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同学极力向我推荐张爱玲，认为她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她的作品胜过很多名著。
同学是粗旷的东北男生，如此痴迷地崇拜一个女作家，令我觉得诡秘又好奇，很快去图书馆借了张爱玲的书。
借的书大概是文革时期或者文革刚结束时出版的，前言与书评满是阶级论调。书评极力褒扬《金锁记》，认为是张爱玲的最佳作品。书评认为《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张的长篇《十八春》，书评认为后半部分写的不好，因为解放后的内容不够积极。《十八春》在曼桢与世均重逢时就结束了。
其实我最喜欢的却是《十八春》，那么回肠荡气的爱情，那么遗憾无奈的人生。张把曼桢与世均的交往过程写得细腻琐碎又不乏浪漫。我一直记得曼桢去叔惠家，世均心慌意乱盖错热水瓶盖的细节，觉得这个细节写得极妙。虽然只读过《十八春》一遍，我对书中的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后来看电影《半生缘》时，看到一些情节，都能想起书中的句子。
那时看张爱玲着了迷，把能找到的她的文章都读了，只遗憾张没有写更多的东西。不久就传来了张爱玲在美国去世的消息，扼腕叹息。
（2）重读张爱玲
今年夏天有些空，开始读小说。有一次在图书馆找不到好书，拎了一本《张爱玲全集》回来，于是又一次重新跌到张营造的那个苍凉，冷漠，华丽的世界里去。
都是读过的文章，却仍然读得爱不释手，忘了时间与空间。大二时读张爱玲，自己有大把的未来，简单，快乐，激昂，迷恋于她的文字，不能体会她文中的苍凉。现在读张爱玲，有心有戚戚的感觉。
张爱玲的文章，是在悲凉的底子上抹上欢乐的几笔。象荒漠中的一丛鲜花，无边的寥落里衬出短暂的绚烂，让你饮鸩止渴，欲罢不能。我从她的文章中领会到的是，生活是无奈的，但若细细找寻，亦能寻出一些精彩来。
张爱玲家世显赫。但显赫的家庭背景下，张爱玲经历的是家道中落，大家庭分崩离析，加上父母离异。张爱玲的眼中，父亲是顽固守旧的，母亲是风流自私的，她并没有得到多少家庭的爱。她的唯一的一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很快以胡兰成的花心与背叛告终。这样的人世，张爱玲看去当然是灰色的无奈的。
然而正如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所说“正因为不能称心如意，人生才有意思”，人生是这样的有意思，让张爱玲贪恋不已，于是就在荒漠中开出了一丛丛鲜花。
（3）张爱玲笔下的人物
张爱玲自幼饱览群书，融贯中西，见识眼界明显高于常人。她又是个写作的天才。
依我之见，作家有三类。一类是后天培养的，这些人读过中文系，然后码字。一类是生来会写的，比如韩寒，王安忆，苏青。还有极少的一类是天才。他们不光生来会写，文笔极好，他们看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极强，不需要事事体验就能参透人生。他们具感性又具理性，有文人情怀又有智慧和悟性。第二类出奇葩，第三类出大师。当然，这些人最好博览群书，便可广征博引，谈笑风生。
张爱玲的散文随笔中，炎樱，姑姑，母亲，苏青，都是熠熠生辉的女子。处于这些不凡的女子中，张爱玲却爱写一些小女子小人物。她的小说中，流苏，曹七巧，霓喜，烟鹂，敦凤都是世俗的。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提到，苏青这样问过她：“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张爱玲写道：“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是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入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工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工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罢，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似乎小人物与俗人好写，她才去写。其实张爱玲有她的理想人物。依我之见，《十八春》中的曼桢与《赤地之恋》中的黄绢可以算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提到，他与张爱玲恋爱时张在写一本长篇小说，小说里的女主人公有张自己的影子，我估计是曼桢。张爱玲七十年代写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女主人公九莉是以张自己为原型的。九莉与曼桢，黄绢有些共同点，都是清丽，脱俗，隐忍，坚贞，善解人意。对于爱情，她们向往纯粹的爱情，一旦爱上就热烈坚定，一反她们恬淡的性格。也许这些人物是张爱玲对自己的注解。
但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以及别人印象中的张爱玲，要聪明许多，自私许多，远不是那么单纯可爱的。张爱玲在散文随笔中也自贬自己世俗。于是经常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恶俗。其实我觉得张爱玲自视甚高，她虽然甘于写自己的俗，骨子里她认为自己是旷世才女，出类拔萃，自贬一些无碍的。张爱玲笔下的九莉，敏感自尊，情感细腻，与俗气是不沾边的，如果不是她真实的自己，也是她理想中的自己了。
张爱玲理想中的男性人物呢，我看遍张爱玲的文章，却找不出一个来。范柳原，三叔，振保，易先生，都是冷漠自私的。《十八春》中的世钧算是比较正面的人物了。但世钧懦弱，多疑，随波逐流，与曼桢热烈坚定的爱比起来，世钧的爱逊色很多，远不是张爱玲的理想。《赤地之恋》中的刘荃后来也很辜负了黄绢的爱。我想张爱玲是对爱灰心了，小说里都是无真心的负心的花心的男人。恋上他们的女人总是结果悲惨。
然而张爱玲如此眷恋着这个人世。她活到七十四岁。活着的时候孤芳自赏，死的时候冷冷清清。她死后人们重新回望她的文章，只觉得满目的璀璨，绚烂夺目。
（4）女人，文学，政治
张爱玲早期的作品是不问政治的。虽然她经常被人称为“汉奸文人”，但我不觉得她亲日。
人们从她的文字中捕捉一些对日本的溢美之辞，找到了《忘不了的画》中的“日本对于训练十分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双声》中的“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如果放在上下文中读，理解会客观一些。
有人把她名列“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邀请名单作为罪证之一，但是，“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注1）。
人们认为张爱玲亲日，恐怕与胡兰成有脱不了的干系。
较张爱玲亲日，我觉得说她亲英美更真实些。张爱玲母亲与姑姑曾留学美国。因为母亲陌生朦胧的缘故，张爱玲从小对母亲怀着深深的崇拜，觉得母亲一边的都是好的。张爱玲自己又在上海的教会中学和香港大学就读过，会一口流利的英文，深谙英美文学。从《小团圆》里看，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因为战事未能如愿，辗转到了英殖民地下的香港大学就读。五十年代，张爱玲从大陆去香港作短暂逗留，便去了美国，后来与美国人赖雅结婚，1995年在美国去世。张爱玲对英美的态度要比对日本的亲善许多。
张爱玲五十年代的几篇小说，一反以前的风格，政治倾向明显起来。1950年发表的《小艾》，写尽了小艾在旧社会所受的欺凌，然后到了新社会，“医院真的是为人民服务了”。结尾张爱玲写道：“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1951年出版的《十八春》，解放后的部分也写得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却明显地表现了反共立场。
《赤地之恋》共三部分，分别写了解放时期的农村土改，上海的三反运动，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就象网上一篇书评中说的，《赤地之恋》的前三分之二是可读的，后面的朝鲜战争写得比较牵强。主人公最后对中国大陆充满了仇恨。我很震惊张爱玲会把结尾写成这个样子。张爱玲小说的结尾，爱也好，恨也好，总是无奈，总是顺应时势，主人公很少去反抗去争取。有评论说《赤地之恋》“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 ’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注2），不知是真是假。从文学成就上来讲，《赤》结构松散，情节有些不符逻辑。我读了是比较失望的。
《秧歌》的文学价值却要高很多。胡适读了《秧歌》之后，肯定了张爱玲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因为反共的原因，《秧歌》本身的故事经常被忽略。其实《秧歌》写得相当不错。整部书结构紧凑，前面铺垫，最后高潮迭起，通读下来，一气呵成。《秧歌》中，张爱玲走出了她一贯的小资路线，视野转向中国的农村。有人说她没有体验过农村的生活，写得不符事实，但通篇小说还是透出了浓浓的乡土气息。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小说中的人物，没有一个绝对好绝对坏，但就象是身边的人物，简单又有一点复杂。这些人物掺在一起，因为大环境和人性的弱点，酝酿了一出悲剧。
有意思的是，到美国后，张爱玲将她1951年发表的《十八春》做了些改动，变成《半生缘》，于1968年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在网上找到一个链接，详细比较了《十八春》与《半生缘》的区别（注3）。叔惠到西北改成了到美国，结尾大家相聚后一起去了东北被删掉了。可见张爱玲删除了《十八春》中迎合共产党的内容。这多少也反映了张爱玲的思想变迁。可笑的是，我大二时看的《十八春》的版本，书中附的书评还认为张爱玲写解放后的内容迎合得不够，只取了《半生缘》的结尾。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对政治不敏感。我却认为，张爱玲的政治嗅觉是很敏锐的。从不写政治的她，在《小艾》与《十八春》的结尾以温暖的笔调写新社会，一改前面冷酷凄凉的风格。如果要写新旧社会的对比，那么后面的篇幅应该占很多。然而两本小说的主题都是女人的悲哀的青春，最后加上一个温暖的结局，读来总觉得牵强。
我不认为张爱玲出自内心去讴歌新中国，这从她后来回忆那时准备离开大陆，什么书都没带怕走不脱可以看出，她实际上对新中国忌讳莫深，铁了心要逃离之的。到了香港后，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倾向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有点相信《赤地之恋》有“授权”的说法。读《赤地之恋》的结尾的时候，我感到作者对大陆有着刻骨的仇恨。
张爱玲1949年后在大陆的两年，没有遭受什么冲击，那么她对大陆顶多感到失望，反感，但不是仇恨。
这就是文学的悲哀。文学本该游离政治于之外，伟大的作品常常是客观地写社会，深入地写人性。但文学家是人，有人便有政治。一旦迎合政治或受控于政治，文学就走了样。张爱玲一方面清风傲骨，孤芳自赏，一方面也很会审时度势，明哲保身。这是她的雅与俗，雅到极致，俗到极致。
然而张爱玲是犀利的，洞察人世的。她1954年在《赤地之恋》中写道：“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
读到这里我心中一震，这仿佛是文革的预言。于是她逃离大陆到了香港，香港离大陆太近，她又远涉重洋到了美国。
同为上海滩女作家中的“双璧”，相比于张爱玲，苏青对政治真是糊涂得可以。她留在大陆，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苏青在致老友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注4）。信中透尽世态炎凉。
张爱玲死得冷冷清清，因为她是孤傲冷僻的。苏青死得冷冷清清，她却是那么直爽热闹活泼的一个人！
其实当时留在大陆适合丁玲，冰心那些左倾作家。张爱玲，苏青这些沦陷区成名的作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她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
张爱玲曾在《忆胡适之》中提到她对左派的态度：“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十年代。”这应该是她对当时的左倾的中国的真实感触。
注1：http://blog.sina.com.cn/u/1825340251
注2：http://news.163.com/08/1022/08/4ORJTUQM00011247.html
注3：http://www1.open.edu.cn/file_post/display/read.php?FileID=31723
注4：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12/20/content_7280776_3.htm
（5）- 胡张之恋
因为不善交际的缘故，张爱玲的朋友很少。唯一的挚友炎樱只会一点中文，所以很少见到从朋友的角度写她的文章。张爱玲又无子嗣，那么多研究张爱玲的探讨文章，那么多张迷的感想，依据的原始资料主要是张爱玲自己的散文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胡张之恋的主要来源似乎只有《今生今世》了。
然而2009年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虽然是否应该出版存在争议，但对广大张迷来说，《小团圆》不啻是张留给众人的最好的遗物。张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在《小团圆》都能找到原型。研究也好八卦也好，特别吸引众人的，是《小团圆》中对胡张之恋始末的详尽描述。
关于自传，钱钟书曾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身上来发泄。反过来说，每逢作自传时，并无自己可传，那就逞心如意的描摹理想，写到照了镜子也不认识是谁，或者一味东拉西扯的纪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
然而一些自传体小说，我倒认为因为有小说之名作掩护，往往是作者内心最真实的坦露。张爱玲的《小团圆》中描写的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张爱玲的散文《私语》中的经历非常相似。《小团圆》中盛九莉的生日就是张爱玲的生日。盛九莉与邵之雍的婚恋始末大部分都与《今生今世》中的“民国女子”章节吻合，且相互补充。那么我便把《小团圆》中盛九莉与邵之雍之恋当作胡张之恋读了。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尽管有男女主人公的生花妙笔各自把它写成旷世奇恋似的，它其实是最普遍发生的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所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话适用于涉爱未深的女子。女人初恋爱上一个情场老手，爱得衣带渐宽，爱得死去或来。待到伤痕累累后顿悟了爱情，发现爱情只是一种飘渺虚无的东西。于是女人学会了脚踏实地，学会了现实地过日子。
好像人到中年后，女人会较多地回忆过去的爱情，男人则较多地回忆过去的女友。这让人觉得女人比男人绝情。其实女人留念的是情（精神上的），即使对过去男友的人品嗤之以鼻。男人留念的是人（肉体上的，不一定是性），所以许多已婚男人总对初恋女友念念不忘，经常要找寻初恋女友的消息，总要见到初恋女友变成柴米油盐的中年大妈才善罢甘休。
我体会到张爱玲在《小团圆》中表达的就是这么一种留念。张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迴，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其实从温州回来后张爱玲对胡兰成个人已没有什么牵挂了。张爱玲原本就是那么透彻，那么深具领悟力的一个人！这场爱足够让她认清一个人，参透那段情。
很多人认为《今生今世》中写的张爱玲寄给落魄后的胡兰成一大笔钱，是余情未了，《小团圆》中张爱玲道出缘由：其实是还他的钱，这与她不愿欠人情的习惯吻合（《小团圆》中写过九莉还母亲养育之恩的钱），因此寄钱不是恋旧情，而是绝旧情。
《小团圆》中写九莉从失恋中慢慢走出来后，后来读之雍的书，看到“亦是好的”，觉得好笑。“亦是好的”确实在《今生今世》出现很多次，没什么好的也要来这么一句。胡兰成/之雍吸引张爱玲/九莉的是他的知识和文采，张爱玲看他的书觉得好笑的时候，她已跳出了胡兰成的吸引力场了。他们俩在文学造诣上的高下，本来就是张爱玲远高于胡兰成的。
我想张爱玲当时坠入爱河，一是张爱玲初恋的盲目性，二是胡兰成情场老手的脸皮之厚。比胡兰成知识渊博的大有人在，但一般的文学青年以常理出牌，没有第一次见面就与张爱玲聊上五个小时，让人觉得相见恨晚似的。
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提到张爱玲在美国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问：“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胡兰成受了当时他的妻爱珍的怂恿，写信去撩张爱玲。
张爱玲回信道：“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了断之意非常明显。
我读的《小团圆》的版本前面附了张爱玲与宋淇夫妇有关《小团圆》出版的通信。张爱玲在信中称胡兰成为“无赖人”，又提到“《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著，所以矛盾得厉害”，提到胡兰成时都是很不齿的口吻。所以用张在热恋时说的“可以叫张牵，或者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之类的话去诓释胡张之恋的结局，就过于牵强了。
关于胡兰成，苏青在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这样写影射胡兰成的谈维明：“这是一个十足像男人的男人，他的脾气刚强，说话率直，态度诚恳，知识丰富，又有艺术趣味。”
“他虽然长得不好看，又不肯修饰，然而却有一种令人崇拜的风度！他是个好宣传家，当时我被他说得死心塌地的佩服他了。”
然而苏青很快看透了谈维明的浅薄，毕竟苏青的婚恋经验比张爱玲丰富多了。
读了《今生今世》后，我有点怀疑对胡兰成“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的说法。忘了在哪里看到的，有人说读《今生今世》时觉得胡兰成有点甲亢。这个评论让我忍俊不禁。对于我来说，《今生今世》过于卖弄文采，通篇都是绚丽的文字，华美的辞藻，不是我喜欢的风格。更让我不喜欢的是胡兰成描写自己一些不近常理的做法，居然毫无愧疚之意，有时还找出一些理由来，而理由又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在他的第一个妻子病危时，他出去借钱，居然在寄母家里安然住了三天，回来时妻死了。杭州时寄住在同学家，同学父母对他很好，他却去调戏同学的妹妹，被同学写信来逐出了门。他向人炫耀张爱玲，文中极铺排地描述黑帮遗孀佘爱珍，虚荣之心溢于言表。更不用提他那些喜新不厌旧的是是非非了。这都让我很为张爱玲叫不值。
《小团圆》的出版，也算是对我这种厌恶胡兰成的张迷的一个慰籍了。
最后提一下张爱玲的《色戒》，有人说写于一九五零年，有人说五十年代，又有说七十年代的，应该是张爱玲对胡张之恋的领悟。女人自以为找到真爱，飞蛾扑火，其实是男人手中的把玩的一枚棋子而已。
【初稿：2011年】
看来苇絮也是张迷。后来我再读这篇文章，因为喜欢张爱玲，对胡兰成的厌恶都显在字里行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