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翻译家在华六十年
曹小莉
今天在网上读到定居中国半世纪以上的美国人沙博里教授已经九十五岁了，使我想起一些往事，竟然也有三十年了。
八零年夏，我沾光跟先生苏阿冠博士去北戴河度假，认识了沙博里先生和她的妻子凤子。他坐过几年中国监牢，是一位美国犹太人，中国话讲的很好，很博学，他 的妻子是中国人，一位戏剧演员，还是一位作家和翻译，我相信她年轻时长得挺时髦漂亮的。凤子很幽默，有一次出去玩，商店要华侨和老外多出几倍的钱，她出口就一 句：Stand and deliver! 我刚在大学学会这句英语，马上接上：”这叫拦路抢劫“。其实这是古英语，江洋大盗用语，相当于“留下买路银子，饶你不死”，风子大笑，问我哪儿学的英语，我记得沙博里和她后来一再告诉我，你毕业后可以跟你先生合作翻译，没有很多夫妻母语分别是英语和中文，这在中国是绝对优势。我还真听了他们的话，在大学期间，和苏阿冠合译了一本书，“桥牌五周通”，加上一个合作者，由他润笔送去发表，我们移民之后，才知在八五年曾一度畅销，我们得了几千人民币稿费，对我们在加拿大来说，是一笔小钱，我把钱送给了在中国的父母，很高兴尽了一点孝心，同时练了笔。
沙博里对文学很钻研，很爱说话，好像他当时没有其他住中国的外国专家受重视。比如马海德，医学专家，路易艾里，新西兰诗人，他们比较受毛泽东保护，因为早期去过延安。当时他也没有其他几位有名，比如外文局的爱泼斯坦，因为坐过牢，同时是搞新闻的，声音特别好听，写过一些重要文章，在北京很有名气。还有韩春 和阳早，美国农业专家，在北京养奶牛办农场，美国友好人士农场主韩丁的妹妹妹夫，还有另一位新华社的美国人李敦白，在中国一共坐了十年牢，七九年他带着中国妻子在我们的婚礼上还是有说有笑，妙语横 生。我结婚之后有幸跟在京的这些对中国友好但受过怀疑迫害的外国人都有过接触，而且去过这些人的家中作客，还记得苏鸿熙心脏专家和随他定居的美国妻子苏珊；苏开明教授和美国妻子索菲亚，都是留学欧美回国报效祖国的人才，还和他们留下一些珍贵相片合影，当时并没有很多的 历史知识，也没有水平与他们作深刻的探讨，只觉得这些外国人真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或者至少热爱中国妻子和中国丈夫，所以也追随了中国，见证了中国的共产革命。
我们去过沙博里家几次，他们住在北京什刹海后海的独家小院里，和马海德医生家很近，我们骑着日本的小摩托车，一串就几家。他们的生活和住的四合院和中国的部长级相似，但我感到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得到真正 的信任，他和凤子都挨过很多整，他们只是中国关闭政策中需要的外国点缀，但他们把一生献给了中国，沙博士在中国夫人的合作下，把中国的古典文学介绍给了英 语世界，他是一位极其勤奋而多产的翻译家和作家，我和阿冠在遥远的加拿大，祝他健康长寿。
写到这里，我想起另外一位我佩服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他和他的英国妻子把红楼梦译成英语，使这部伟大的作品流传到世界。记得在一个北京很冷的夜晚，我们几 个年轻人捧着一个蛋糕，由英国华人女孩彭文兰（伦敦来的，电视台英语教师），另一个美国华人女孩Kim，（纽约来的，外文局翻译），加拿大华人女孩黄明珍（蒙特利尔来的，外文局翻译,多年后加拿大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阿冠（芝加哥来的，英国华人科技专家）和我（土生中国人，在校大学 生）还有定居中国美国老专家陈必娣（Betty Chandler)组成一个唱歌班，在杨老的家门口祝他们圣诞快乐。杨老和他妻子戴乃迭都已经喝了不少酒，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我们一涌而进，在他家又吃又喝又唱，那是我 第一次沉浸在圣诞的歌声中。现在看那些相片真是太年轻了。
一九八九年，我在加拿大电视上看到杨老慷慨陈词，虽然他的面容被半遮着，我们听声音知道一定是他，他在痛斥政府开枪。他是一个真正的有骨气有精神气质有满 腹才华的中国文人，他的英国妻子因为爱他，也爱上了中国，在文革中陪他坐牢，陪他度过黑暗的岁月。今年夏天，我遇到杨老的外甥女赵蘅，一位画家和作家，她告诉 我她舅舅舅母晚年的生活，他们的爱情，他们的遗憾，他们所受的波折，他们对中国这片土地和对人民的热爱以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位大姐姐送了我一本她 的自画自写集，我几乎一夜不睡，一气读完，她的舅舅舅母，她的父母，她的婚姻爱情挫折，她的狂热中学生革命情怀，与团支部书记一起写血书给古巴卡斯特罗，至今手背上刀痕犹在，（我告诉 她这不是革命，而是青春荷尔蒙驱使。她承认，后来果然嫁给了那位鼓动者），以及她的文革前大学生经历，我看到杨老的精神流淌在他家族下一代的血液中。中国，我有时 恨你，想远离你，但我又怎能不爱你，不靠近你，你有那么深厚的人文底蕴，那么优秀的众多的儿女。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充满了理想主义，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注定不会象一般人那样终老于出生之地。他们对人生的某种追求注定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我，一个 晚辈，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人生的某一段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在他们身上，汲取了一些宝贵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人生意义，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留下 几页篇章，留待后人评说。我希望评价他们的，不应当仅仅是当政者和时髦记者，而应该有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同代人，他们的见证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传记和心路历程。
我祝福已逝者，在天之灵安息；我祝愿在世者，福寿安康。
二零一零年一月温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