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
此一言堂非彼一言堂也。此一言堂，乃是万言堂中之一分子。无此一堂之言，便无百家之争。故君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欢迎转载，但请注明出处）
开宗明义。总理是伟人，是一位勤奋努力和天赐良机共同造就的伟人。
总理没有觉得自己是他人的榜样，但他却为年轻人推荐了另外一个榜样。一九四九年5月7日，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其后整理成《学习毛泽东》这篇文章。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最终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是因为他勤奋努力，虚怀若谷，不断认识并纠正自己及其战友们的错误认识，尊重不同意见，持续更新自己，由落后变为先进，由旧观念变为新观念，由片面认识变为全面认识，最终能团结全党全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毛泽东。
只可惜主席进京以后，并不想成为总理所描述的这样一位领袖。主席希望全国人民都觉得他是天赋异禀，绝非常人之所能及。所以他讨厌那些知道他底细的人。在主席眼里，如果天下都是王洪文、陈永贵等，这世界岂不是更美好！
然而总理却一直以解放前的主席为榜样，而且终其一生。
我们华人，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却往往没有为逝者讳的美德。人一旦与世长辞，便再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于是便有许多小人之心，小人之口，小人之笔，小人之键盘，妄判前人之功过。本文也不想为逝者讳，但觉得大凡君子绅士，如果一定要评价一位逝者，还是应该因循太史公的做法，阐述事实而不妄加评论。
总理没有写自传，所以别人只好代他写。这里记载的，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根据第一手资料所做的分析整理。
如何分析人生一世？
每个拥有过青春的人，都经历过一些风花雪月，都知道那是一段可塑性很强的人生。研究一个人，通常也是从他的青年时代入手。
总理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备受欺凌的时代，正是弱肉强食暗无天日的时代。如果我们处于那个时代，可能都会和总理一样，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总理年轻时留下的诗词不多，以诗明志的有两首。其一是于1917年7月去日本留学时写的《大江歌罢棹头东》：
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总理在日本并没有找到真理，但似乎看到了真理的曙光，于是写了《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总理那时感觉到的“一线阳光”，后来很多人说是共产主义，其实是当时风靡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备尝世态炎凉的华人比较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试想如果没有政府，自然便没有“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和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 1842-1921）。两人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克鲁泡特金原是王子，但12岁时便因为接受进步思想而不再使用王子（Prince）的头衔。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都接受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成为执着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宗教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多年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他们都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都觉得政府和威权是这一崇高理想的绊脚石。
克鲁泡特金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伟大的法国大革命，1789–1793》。虽然该书于1909才首次正式出版，但其手抄本却早已风靡于西欧。克鲁泡特金觉得法国大革命显示人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已经不可抑制，一个新的社会即将诞生，所有有识之士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认识人民大众的力量，响应人民大众的需求，而不再鼓吹所谓英雄创造历史的奇谈怪论异端邪说。托尔斯泰看到此书后，立刻全盘接受，而且在他的《战争与和平》的小说中，强行塞入大量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私货。《战争与和平》的最后一部分，和小说本身几乎毫无关系，全是托尔斯泰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阐述以及对其反对者的批驳。我硬着头皮读完，但不敢将其推荐给读者。
无政府主义并不反对法律。他们觉得应该有维护人人生而平等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可以独立于政府而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封建王朝的权贵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僚。他们的信徒，便在各处行刺政府首脑。
盖塔诺·布雷西于1900年刺杀意大利国王翁貝托一世
里昂·乔戈什于1901年刺杀美国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
列宁的哥哥阿力山大（Alexander Ulyanov）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于1887年3月行刺沙皇阿力山大三世失败而于同年5月8日被处以绞刑。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成立。当时便有两派。其一是孙中山为代表的以民国取代清廷的共和派，其二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网友可参看北大哲学杂志上刊登的《论章太炎之"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端》）。中共先驱董必武在共产党建立之前也是同盟会的会员。总理在小学期间就已经通过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接触了章的无政府主义。
同盟会中的死士温生才于1911年四月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但中国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是刘思復。他在1909年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擔任團長。支那暗杀团于1911年8月13日成功炸伤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于同年10月25日联合黄兴炸死刚上任的广州将军凤山。
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接受共产主义之前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是当年法国华人中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坚人物。
当然不能将那时候发生的所有行刺都归之于无政府主义者。徐锡麟和汪精卫并不是严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两人都觉得可以有更好的政府。徐锡麟于1907年7月6日行刺恩铭而牺牲，汪精卫于1910年谋刺载沣而被捕。
总理在日本的时间是1917年7月至1919春。其时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早已将主要活动转移到国内，所以总理并没有和同盟会要员有实在的接触。但总理在日本时遇到了倡导教育兴国的严修，并陪同严修游览参观。严修知道总理生活拮据时，便慷慨解囊资助。一九一九年南开学校成立大学部时，总理便回国在南开读文科。南开大学创办人正是严修和张伯苓。两人认定总理就是“宰相之才”。严修更要将女儿嫁个总理，但总理推脱了。于是后人便猜测原因。有的说肯定不是长相，因为几乎每个女子应该比邓颖超漂亮。总理其实向他的南开同学张鸿诰说明了原因。总理当时囊中羞涩，觉得如果做了严修的女婿后便难以有独立的思想和地位。张鸿诰不仅是总理的同学，也是挚友。总理的《大江歌罢棹头东》，便是书赠给张鸿诰的。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第二排右九为严修，第二排右七为张伯苓，最后一排左一为周恩来 （wikipedia）
后来总理因为领导学生向当局请愿而被捕，随后南开校方在当局压力下开除了总理的学籍。
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总理接受了严修的资助于1920年乘船来到法国，其时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行将被共产主义理想取代的时候。
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总理到达法国的时候，虽然克鲁泡特金早已离开，但其学说在法国哲学界依然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总理开始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着迷，但研究之后觉得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对破坏一个旧世界有所贡献，但其臆想中的新世界却是支离破碎、模糊不堪，而且在破坏了旧世界之后的混乱中，太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一番比较之后，总理便接受了共产主义。
总理在法国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成了朋友。陈延年和陈乔年当时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总理和他们讨论了无政府主义有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后果。刚开始陈延年和陈乔年不为所动，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着重于人的思想改造，所以要区分带私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不带私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其实孔子早在《礼记·礼运第九》就描述了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男女恪守本分，老弱皆有所养，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的大同世界，并非人们要什么有什么，而是因为人们都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精神的纯洁，而不是物质的丰富。三人都是才子，其交流应该很精彩。后来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都先后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
“天下为公”，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孙中山大声疾呼“天下为公“，觉得它也是建立共和的充分必要条件。肯尼迪说的”不要老想着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多想想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也是”天下为公“的翻版。
若干年后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其衍生的混乱，便是因为大家早忘了天下为公，于是便被中国的野心家们利用，建立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毛家王朝。这段历史，我们才真的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这样说，可能对主席有失偏颇。主席勤奋，众所周知，294卷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说通读了17遍。如今主席已经去世，后人们看到他那套《资治通鉴》上的密密麻麻的批注，不能不心怀敬意。可惜主席的勤奋和才能，似乎都用错了地方。《资治通鉴》里的帝王之术，是不能用来治理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的。
列宁(1870-1924)也曾是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者。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红军和白军内战正酣。克鲁泡特金其时已经是风烛残年，但还是执笔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他觉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苏维埃，觉得苏维埃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调和。列宁于是在1921年邀请克鲁泡特金到克里姆林宫长谈，一方面解释暂时实行军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讨论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利弊。列宁说我们现在面临三大矛盾。第一是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不容许人民有自由，它要镇压人民政权，正如它不容许巴黎公社的存在。巴黎公社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军队而失败。自由需要保护，而保护需要国家政权和军队，但是国家政权和军队又必然败坏自由和平等。这个矛盾该如何解决？第二个矛盾是自由平等的社会要求人民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即天下为公）。然而这与当代社会里人民的道德情操想去甚远。我们现在的农民还是旧世界的农民。我们现在的警察还是旧世界的警察。我们现在的官员还是旧世界的官员。社会主义改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能幻想一步踏进共产主义。第三是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间的矛盾。很多人并没有觉得自由平等是他们的第一需要。我们现在的第一需要仍然是面包和糖。这是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矛盾。网友们可能知道克鲁泡特金还写过一本书《面包与自由The Conquest of Bread》。他认为贫富的悬殊和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正是中了资产阶级的圈套，所以不能用面包来压自由。列宁并没有说服克鲁泡特金，但他的理论却征服了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如周恩来等。
总理在文革中建议军管，直接插手军队，这是解决上述第一个矛盾的无奈之举。建国后，总理花很多心血抓电影，搞长征组歌，《东方红》大型舞蹈，等等，就是为了提高官民的道德情操，能尽早解决上述的第二个矛盾。可惜总理的以身作则，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文革中总理多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人不能停工，农民还要种田，不然经济要崩溃，没有面包没有钢铁光有口号不得了，就是为了解决上述的第三个矛盾。总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者。
（未完待续。感兴趣的网友，或可参看我写的《周总理的求同存异》）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多世纪的思潮和实际运动有其产生的原因和曾经存在的理由。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态度的区别在于自行消亡与消灭（大意）。
列宁十月革命前后出版的“国家与革命”唯一的不同，就是加了一节“无产阶级专政”，深刻反映出20世纪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空想性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沦为落后生产力与落后文化的专制怪胎。
无产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就如农业社会的农民发展不出新生产力一样。可惜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将其逻辑贯彻到底这一缺陷的并不是中国死后有谥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友兰。
(2) 周恩来年轻时在书信中表达，爱没必要限制于一个性别。后来有没有学者确认或否认他是不是 gay 或 pansexual？
(3) 有关他在中国和欧洲有私生子女的说法，后来有没有学者确认或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