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起因

当财富两极分化达到极端时，穷人便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资源和机会，社会阶层也随之固化。贵族小姐会对仆人男孩说：

“你的祖父是我们的仆人，你的父亲是我们的仆人。你，即便有再多反抗精神，也只能一辈子伺候我。你的孩子，也将继续伺候我的孩子。”

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波兰贵族女子涅莉·列辛斯卡娅便对保尔·柯察金说过类似的话。涅莉有骄傲的资本，“走廊里的灯光射进来，落在女人的肩上。她穿着巴黎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精心裁制的连衣裙，肩膀和胳膊都裸露着。耳垂上戴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圆钻石。她的脸背着光，保尔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和胳膊，仿佛都是用象牙雕刻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位美如天仙的女子，却满怀恶意地对保尔说：“这儿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在这个包厢里我是主人，而您还和从前一样，是个奴才。就连您现在干活，也还是为了我这儿能有灯光，好让我舒舒服服地靠在这张沙发上看小说。过去您母亲给我们洗衣服，您给我们挑水。现在见面的时候，您我的地位仍然和从前一样。”

这样的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贵族小姐对仆人男孩的轻蔑，让仆人男孩对现有社会制度彻底失望。他渴望一种新的制度，让自己有机会向上发展。共产主义曾经就是这样的替代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他可以成长、进步，甚至成为有权力的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或党支部的支委书记。他会积极宣传这种制度，动员群众，拼死奋斗，只为推翻那维护阶级固化的旧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向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敲响警钟的人。有些国家的资本家听到了警告，从而向劳动阶级作出妥协，建立了更公平的社会制度。但在另一些国家，警告被忽视，结果爆发了革命，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积重难返。我们的祖国不幸属于后者。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会不会也走上这条不幸的道路呢？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数据，到2024年底，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49万亿美元的家庭净财富，而底层50%的人只有4万亿美元。1%的财富份额从1989年的23%上升到2024年的31%，而底层50%的份额则从3.5%下降到2.5%。加拿大情况稍好，但趋势相同，也在往坏的方向走。

这种趋势可持续吗？底层50%的人如何应对财富份额的缩减？在金字塔顶端的1%的富豪们已经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找到了一些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的办法。这些富豪们通过高度控制、协调一致的宣传机器，让社会底层的人们知道骑自行车比开车更时尚，素食比吃牛排和三文鱼更健康，如果你千方百计减少碳足迹，你就是拯救地球的白马王子。这种宣传让底层50%的人以苦为乐、背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而1%的富豪们则能更加心安理得地乘坐私人飞机。

迄今为止，在宣传机器的作用下，这种财富分化似乎还算“可持续”。更幸运的是，美国总体财富这些年来显著增长，因此即使是底层50%，也没有比过去更贫穷。美国的大多数“仆人男孩”依然有些资源，可以投资他们的未来。

但如果美国的财富总量停止增长，尤其是在美元主导地位被削弱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加拿大已经进入这种令人不安的阶段。最近，加拿大航空空乘人员罢工，达尔豪斯大学的教授们也罢工。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信号。

顶层的1%会在意底层50%的处境吗？乘坐私人飞机的人，会在意普通乘客或空乘人员的待遇吗？当“上等人”和“下等人”不再有平和的交流，当“下等人”失去了在社会阶层中上升的机会，“下等人”中便要产生保尔·柯察金，阶级斗争便要开始。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近。